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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土司”？土司包括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专官司及土千户、土百户等称号。因为是封建王朝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官职，故冠以“土”字，习惯上把它们都称为“土司”。土司与流官不同的一个主要点就在于它是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代代世袭相传（有个别仿流官的土司），而流官则是三、五年一任，任满另由政府拣选充任，也有连任的。因此，土司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俨然是个小国王，其势力根深蒂固。 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王朝在统一了边疆民族地区后，在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行“羁縻政策”， “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慑，奔走惟命”（《清史稿.土司传》），对各部落首领授以官职，世代相袭，各自统辖其地，谓之“羁縻州”。这些羁縻州部落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只臣服于中央王朝，这便是土司制度的雏形。宋承唐制，亦有羁縻州的设置。到元代正式发展为土司制，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分三路征大理国，经过川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招抚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以世袭官职并颁给玺书及金银符，实行“土官治土民”的政策，“管辖沿边西番诸族”，于是有世袭的宣抚司等土司出现。这种局面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相安无事。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穿上龙袍以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亦大为加强。据《明史》记载：“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明史》卷九十）。这种“因俗以治”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长河西等土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了发展，按时遣使来朝。明太祖则赐以文绮、丝帛、银锭、衣物等等。这种关系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经济的交流。 明清两代虽曾一度推行过“卫所制度”和“改土归流”，但总的来说是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并有所发展。在川边地区清代封赏的土司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所谓“川边”，作为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藏语称为“康”，意思是大地。“川边”二字来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因赵尔丰管辖的地区是这片地方，故清末以来将此地区成为“川边”。清代在川边地区设土司的地方占十分之五，主要在金沙江以东（只有纳夺土司在江以西）。 清代土司设置以川、滇、贵、桂、甘等省最多，但经过雍正初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后，以四川保留的土司最多。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以“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奏请对云贵等省土司改流，清廷批准了鄂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废土司、置流官的改土归流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使这三省原有的大部分土司被废除。在这次大改流中四川仅将靠近内陆的天泉六番招讨司、酉阳宣慰司等少数几个土司改流，其余土司不仅未受影响，且新授了部分土司，例如著名的霍尔五土司就是在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高潮中，被新授予安抚司等职的。乾隆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公元1752--1776年）清廷次第征服杂谷土司和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旋废杂谷土司，置杂谷老等五屯，设杂谷直隶厅辖之；废大、小金川土司，置绥靖、懋功等五屯，设阿尔古、美诺两厅辖之（后并为懋功厅）。这次改土归流使川西北的一些土司被废，但川边地区这个时期却继续升赏和新授了一批土司。据嘉庆时编撰的《四川通志》记载，当时仅位于川边的打箭炉阜和协属下，就辖土司一百二十多员。真正对川边实行改流的是发生在光绪至宣统年间的改土归流。 康区在土蕃时期被吐蕃王朝占有，是所谓的西藏四部之一。吐蕃王朝崩溃后康区为若干个自治部落割据，到了元代部分部落被招抚。明代因袭元制，除土司名称略有变动外，并增封了一批宗教领袖为法王、国师等给与一定地区的权利。明代末年，康区被青海之蒙古和硕部首领固始汗占领，固始汗派营官驻此，征收粮赋，土司也受制于营官，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杀死欲与他争权的明正土司，清廷乘势派兵进剿，杀昌侧集烈，恢复明正土司，并乘胜驱除固始汗在康势力，招抚打箭炉以外，雅砻江以东的巴底、单东革什咱、下瞻对、喇滚等大小50余部落，分别置安抚司五、土千户一、土百户四十八，其中除对瞻对等五个安抚司直属化林协管辖外，其余土千户、土百户四十九员划归明正土司属下。当时称这新收抚的地区为“西炉”，清廷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分化林营兵575名驻打箭炉以资震慑；建泸定桥以便交通；升化林营为协，设副将一人，统管西炉各土司。于是这部分地区成为四川管辖之地。 康熙十八年（公元1719年）为防备准噶尔侵扰，清廷令都统法喇率兵进驻打箭炉，相机收复里塘、巴塘等处。法喇以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前锋，擒里塘叛乱头人，招抚里塘、巴塘等地。次年清军大举进剿扰乱西藏之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部，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两处兵马出打箭炉前进，噶尔弼用岳钟琪“以夷制夷”之计，沿途招抚江卡、察德龙、贡觉、乍丫、察木多等处，重赏僧俗首领，令其率当地民兵为向导，故一路顺利，直入拉萨，评定准乱。事定之后除巴塘、里塘设安抚司2员外，察木多、乍丫等处仍赏给当地活佛管理。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在全部驱除了和硕特部在康藏地区的势利后，清廷命川、藏、滇会同勘定内陆疆界，雍正四年四川提督周瑛会同滇、藏官员于江卡、巴塘之间的宁静山顶树立界碑，将山以东的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山以西的江卡等地划归西藏。周瑛遂于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陆续将康区北部的德尔格忒（德格）、霍尔格部（孔撒、麻书、白利、章谷、东科、竹窝等）及林葱、春科、纳夺等都招抚，旋即授予宣慰司、安抚司、专官司等职，同时还对来投的许多中小部落首领给予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至此清廷在打箭炉以西，金沙江以东的这部分地区内几乎全部推行了土司制。 到雍正七年，西炉边已共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员。为了管理这众多的土司，清廷升雅州为府，统辖西炉各土司；移雅州同知于打箭炉，设打箭炉厅（后升为直隶厅）“以理夷情”，并于巴、里两塘设粮务各一，管理川藏军粮运转，兼管当地土司。此后除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征剿瞻对土司班滚事竣后，将瞻对土司的各地分赏给投诚头目时新授了十几个小土司外，川边的土司再没有增加了。相反，由于互相兼并的结果，有些较小的土司被较大的土司吞并了。土司隶归兵部，这是因为清代在民族地区用兵，往往征调土司率士兵参战。故川边的土司多隶属于阜和协副将（驻打箭炉）管辖，阜和协原有一千多兵马，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后来只有三四百名兵丁，且多为虚额，已根本无法作为“震慑”土司的一支军事力量，关外土司多妄自尊大，不把其放在眼里。 清代的土司按例应缴纳所管地方的赋税，但这种赋税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有的完全是象征性的，像拥有四十八家土百户的明正土司，每年贡赋为银一百六十多两；地方富庶的巴底土司每年仅纳银八两。至于像巴塘、里塘这样的按流官例（即不世袭，由头人中拣选）任命的土司，清政府每年支付几百两银子的“养廉银”。 所谓“康区四大土司”是指明正、里塘、巴塘和德格四家土司。有清一代，康巴地区（现四川甘孜州）的大小土司有138名，以此四家势力最大。这众多的土司既为朝廷所授，也就有官阶高下之分，然而各不统属，也不领取朝廷俸禄。土司的职责是各统其部落，战时“听从征调”，平时“附辑结蛮，谨守疆土，防止内乱，保境安民”，并要向朝廷按例朝贡纳赋。朝贡是土司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表示，接受朝贡乃是朝廷权力的象征，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沟通彼此的联系，强化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土司的贡品大多是土特产品、山珍异物、名贵药材、马牛牲畜之类。朝廷接受土司的贡赋后，也要予以回赐。回赐之物有金银饰品、绸缎布帛、茶叶粮食、生活用品乃至生产工具。从历史的视角看来，早期实施的这种朝贡与回赐，对于促进西藏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促进文化交流，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清代川边的土司中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衔的宣慰使司，它们共有四个，即：明正、德格、巴底、巴旺土司，其次为宣抚司（正四品），共两个，即巴塘、里塘二土司，再次为安抚司（从四品），计有十四员，如孔撒、麻书、章谷登土司，最低为六品之专员司，也有十多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土千户、土百户品级不等。有的土司因功被赏以更高的品级和官职，但都是虚衔虚职，有名无实。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控驭土司的力量削弱和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在边远地方也有土头自封为土司的。清朝规定土司一至三年一朝贡，但川边的土司大都未切实遵行。 土司羁縻政策对土司的要求只是“保境安民”，只要它不叛乱，清政府一般不干预其政事。川边地区由于介于川藏之间，清廷对保护南北两条进藏大道十分重视，设有许多塘站，土司的活动只要不干预大道的畅通，清政府也就不予查究。即使土司间征战连年，清廷也以“蛮触相争，不足为虑”，听之任之。因此，川边土司往往夜郎自大，在自己的辖境内穷奢极欲，残酷压榨人民，实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在那里正像有句藏族民谣所说那样“天是土司的天，地是土司的地，人是土司的人”。 藏语把土司称为“结波”，意思是“王、统治者”。土司是割据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占有其统治区的全部土地、森林、牧场、河流、山脉和生产资料，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土司的领地就是一座封建农奴制王国，土司即封建农奴主。“土司世家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土民（农奴）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上，“主仆之分，百世不移”，没有人身自由，生杀予夺概由土司。 土司的封建农奴制度极大的压抑了川边地区生产的发展，使这里长期处于非常贫瘠落后的境地。土司间的争权夺利，弱肉强食，常常酿成长期战乱，使社会不得安宁。这种情况在瞻对赏藏后，更为加剧。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占领了哲孟雄（锡金），而俄国则派遣特务，拉拢达赖，策划分裂西藏的阴谋。在英俄交相窥藏，西藏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土司拥兵割据，骄恣暴戾，相互征战仇杀，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极不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了“固川保藏”，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在川边“改土归流”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鹿传霖。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调动官吏，实行和内陆相同的行政体制。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便上疏奏请推行“改土归流”。但在四川康区，一直拖到清末才付诸实施。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伸进了西藏和川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意欲分裂祖国，地方土司割据一隅与朝廷抗衡，西藏的严峻局势才引起朝廷的关注。正如钦差大臣张荫棠所虑：“藏地东西七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光绪在上谕里也说：“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众番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想，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于是“经营川藏，急固藩篱”便成为当务之急。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派兵攻取了藏官盘踞的瞻对，收缴了章谷土司的印信，将德格土司羁押到成都，准备以瞻对、德格为基础将川边土司次第改流，设官治理，使川边地区建成为四川的坚强门户，西藏的巩固后方。但是，鹿传霖的措施收到许多官僚的反对，大赖也提出控告，清政府害怕引起康藏地方的混乱，中止了鹿的改流活动，免去他川督职务。放回德格土司，仍将瞻对赏藏，只有章谷土司无人承袭，改为炉霍屯。几年之后鹿传霖升任军机大臣，又利用他的权力，积极支持了赵尔丰对川边地区的改流，实现了他的初衷。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英军侵入拉萨，炮制了非法的“拉萨条约”，赤裸裸的暴露了要把西藏置于英国势力“保护”下的野心。在此形势下，清廷中重又提出了治理川边的主张，准备以屯垦、练兵入手逐步改流土司，但遭到土司和寺庙的反对。 1905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被杀，发生 “巴塘事件”。清廷派提督马维骐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兵进剿。赵尔丰在血洗七村沟后，奏请将巴塘改流，此年又攻占乡城桑披寺，评定里塘土司叛乱，将里塘土司废除设委员管理，拉开了康区改土归流的序幕。 清廷见赵尔丰进展顺利，委他为川滇边务大臣专门经营川边地区。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更升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率大军首先进剿德格，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德格土司多吉僧格请求献地改流。赵尔丰军行所至将春科等土司一并改流。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赵尔丰奉命护送川军进藏，乘势将江卡、贡觉、桑昂、杂瑜等地收归边辖，这些地方无土司，原由西藏派营官管辖，赵收抚后委汉官暂管，奏请设县。此后赵尔丰陆续将乍丫、贡觉、三岩、得荣等地收管，设委员治理。这时丹达山以东的原西藏管辖地方，纳入了川边范围。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赵尔丰任四川总督，以赵之心腹付嵩炑代理边务大臣。赵尔丰离边赴任前同付嵩炑一起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土归流工作，沿路收缴孔撒、麻书等土司印信，以其地设甘孜委员，逐去瞻对藏官，设瞻对委员，又缴林葱、白利、鱼通、单东等各土司印信，一并改流。离开打箭炉后，赵尔丰还收缴了咱里、冷边、沈边三土司的印信。赵尔丰赴川后，付嵩炑又收缴了沃日、崇喜、巴底、巴旺等各余下土司的印信，只有毛丫、曲隆土司乞缓未缴。至此川边的土司全部被改流。清廷批准赵的奏请，在川边地区设置两道五府二十一州县。后付嵩炑请改川边为西康省，设二十一县。川边这一名称被西康省代替了。 赵尔丰以残酷镇压群众闻名，素有“赵屠户”之称。但他经营川边，改土归流，却是进步的改革之举，有效地遏制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渗透，强化了中央政权，起到“急固藩篱”的作用。他在康区推行“改土归流”，冲击了康区的封建农奴制度，打击了土司的封建割据，削弱了土司、寺庙的经济特权，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他大力施行新政，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乌拉”差役以及社会不良风俗进行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受到广大藏族人民欢迎；兴办学校教育；改善交通，开矿垦荒等，促进了康区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在指出他效忠清王朝，残酷镇压人民之时，也要公允地看到，赵尔丰经营川边七年，颇有建树，他的作为顺应了历史潮流。但他在取消土司的特权之后，没有从藏族中选拔官员，而是全部派遣汉族官员管理当地事务，从而导致群众认为是汉族统治藏族，不利于消除民族隔阂。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赵尔丰雄才大略，刻苦奋进，精诚所至，成绩炳然。虽鄂尔泰之改流，左宗棠之开疆，与之相较，应无愧色。然有一短：过任用夏变夷之术，干涉土人习俗太甚。尤以轻侮喇嘛，蹂躏佛法，大失康藏人心。”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川边土司虽被赵尔丰所改流，这时，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不久武昌响起辛亥革命的枪声，民国元年（1912年），西藏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动下，趁新建立的民国政府战乱频繁、无力西顾之际，出兵侵犯川边的巴塘、理塘等地，土司毕竟是封建农奴主，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土司多暗中恢复，有的虽未恢复土司职衔，但仍行使土司职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民主改革前，民主改革后才彻底废除了土司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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