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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1、引言 地方(place)既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经济地理学的概念[1]。文化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以及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就使得该地区具有了地方性[2]。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与外界建立功能联系时,它所具有的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内在条件就是地方性[3]。这两种地方性的定义虽然不同,但是其本质相同,即为一个地方所具有的特殊性。城市艺术区既是艺术家迎合市场品味,出售其艺术品的地方,也是城市之外的消费者欣赏“他者”(others)文化的地方。城市艺术区一方面见证着城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地方性消弭(placenessless),另一方面也参与着国内外资本对城市地方性的营销(place marketing)。城市艺术区的存在是加强了城市的地方性,还是削弱了城市的地方性?哪些机制可以使艺术区在巩固城市地方性上发挥作用?就这些问题,本文选取北京798和上海M50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调查地区,于2010年3月到2010年5月,对艺术区内的物质文化景观和三类人群进行了调查。 2、地方性概念与地方性形成机制 2.1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结构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性”的定义 地方性在1970 年代便成为地理学研究主题。彼时英美地理学界的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 兴起, 学科的自我批判精神使得这时期人文地理学百家争鸣、学派纷呈。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就是多个学派中有影响力的两支, 它们都关注“地方性”这个概念。 1970年代末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伊始便强调地方性的主体性,该学派认为人们的经历不同,对一个地方的认识和认同也不同,因此描述一个地方的地方性也不同[4]。相关论著中有影响的如雷尔夫的《地方与地方消弭》[5]、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6]、普雷德的《作为历史偶然性过程结果的地方:结构化与塑造地方的时间地理》[7]等。该学派认“地方性不仅是地理现象,而且是丰富的人类经验。没有人的经验,地方就不能被构成,也不能被解释”[1]。克里斯维尔总结道,段义孚等定义的地方概念是人们生活中的核心意义,这些核心意义是人类交流的基础[8]。 从1980年代末开始,经济地理学界的结构主义学者也开始研究地方性,尤其是空间特征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9]、史密斯的《新城市的边界》[10]、普雷德和瓦兹的《再造现代性》[11]等。该领域持续讨论的主题有后福特主义、不均衡发展、城市问题以及全球资本与地方文化的咬合(articulation)。最后一个话题则与本研究有关。马丽等认为经济全球化下,以企业为主导的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变是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将地方生产网络的演变模式分为四种类型[12]。马仁锋等表明创意产业现有研究仅注重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建筑学层面的创意园区研究,未将创意产业与创意产业区的兴起纳入大都市全球化——地方化博弈过程[13]。《再造现代性》一书主要讨论的是全球资本与地方文化咬合的主题[11]。在瓦兹撰写的第一章中,他分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追逐符号化的地方文化,而在世界各地流动的过程。其中符号化的地方文化是不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的,因此也就成为了地方性。他指出,外在力量是将地方纳入到结构中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差异性、地方间的联系和结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词。按照这种解释,本文中的艺术区与其他城市的艺术区共同构成了艺术商品生产的全球生产网络,每个艺术区之所以能纳入到这个结构网络,是因为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便来自地方性,而资本主义可以加强这种地方性[10]。结构主义地理学的主张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不同,前者否认地方性的主体差异,在结构主义地理学看来,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位置决定,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结构主义认为地方性不仅是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别,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所造就的[14,15]。结构主义的这种主张秉承了现代地理学中“区位”概念的空间认知意义,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区位的差别[16]。 2.2 对两种地方性形成机制的调查目的和方案 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性的定义已经道出了两种地方性的形成机制。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主体对地方的情感需要。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或对一个地方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此人内心便建立起与这个地方割不断的情感联系。而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性的形成机制是区域之间相互关联的功能需要。前者是内生的,后者是外生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机制都存在着,这是因为两个学派在解释区域和地方时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本文力图找到内外两个机制的连接点,在目前收集到的文献中尚少见此方面的研究。 本文对人文主义地方性形成机制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同主体的内心需要。具体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雷尔夫的方法,通过问卷和访谈,区分出不同群体对城市地方性的认同程度差异,然后分析主体对地方性的认同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自觉地加强城市地方性。本文对结构主义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调查的目的,在于分析艺术品消费者、艺术家、画廊经纪人之间的功能关系。具体调查方法是景观记录、问卷和访谈。 对两种机制之间关系的调查重点是分析城市内外部对地方性认同是否有交集。具体方法是分析两个艺术区的艺术作品中的地方性元素和艺术品的创作者身份。一个城市自身认同的地方性是由城市居民结合自身经历建构起来的,外界认同的该个城市的地方性,部分来自该城市与外界的结构性关联。两种地方性形成机制的联系点在于:城市自身认同的地方性有时可以成为城市与外界联系的内容。例如“京味文化”是外地旅游者来到北京消费的内容,而这种文化是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为北京人自身认同的地方特点。城市自身认同的地方性与外界认同的地方性大体上有一个重叠的部分。重叠的部分越多,说明外界对主体的地方性有加强的作用,反之则不会促进地方性。 3、京沪两市地方性与各自艺术区的关系 3.1 京沪地方性形成的两种机制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两个风格迥异的城市。关于“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对比研究非常丰富[17]。比较两个城市地方性的第一次热潮是在1930年代,当时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一批学者展开了京沪文学的讨论[18]。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戏剧等领域。后来关于这两个城市地方性的讨论拓展到民俗、民风。无论对京沪文化差异的评价角度为何,它们大体都是停留在文化学大师克罗伯所定义的意识形态文化领域里[19]。意识形态领域层面上的城市差别,一方面源于城市居民的地域思维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满足本地人群的精神需要,因此其形成机制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例如面向本地方言观众的地方戏曲、长期形成的本地饮食习俗等。 也有许多基于结构主义机制形成的京沪两城市地方性,例如紫禁城和外滩老金融区分别是北京和上海城市地方性的景观体现,这两片区域都是城市基本功能确定的,前者是封建帝王之都的核心区,后者是旧中国金融中心的核心区。1930年代上海有位活跃的美国记者罗伊生,或许是受1930年代京沪文化对比研究的影响,在1950年代对181位美国人进行访谈,调查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20]。他认为,美国人对于京沪的印象多是结构主义定义的地方性,例如外国人对北京古城胡同和皇宫的怀旧之情,是出于他者对异域文化的审美需要,这种审美需要的经济学性质是文化消费。 3.2 艺术区与京沪两城市地方性的联系 北京798和上海M50两个艺术区均由停产的国营工厂厂房改建而来。它们在京沪艺术区中具有典型性,目前那里的老厂房主要改为画廊、画室,以及一些配套的休闲设施。这两个艺术区已经成为国外文化基金会、国内外艺术品收集人收购中国艺术品的地方,同时也是国内外许多旅游者参观的地方。艺术区与城市地方性的联系可以由两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艺术区是结构主义视角下城市功能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个艺术区是京沪与外界进行商品流通的地点,因此出售艺术品的功能决定了两个城市的地方性中包含“艺术品生产地”的成分。这两个艺术区作为城市旅游目的地之一,也决定着这两个城市的地方性中包含着“特色文化”的成分。在旅游者眼中,何为“特色文化”?从字面上看,特色文化显然不一定是地方文化。然而根据在798和M50的调查,旅游者的确是将这两个艺术区作为体验两个城市地方性的地方。相关的报道也显示,旅游者到这两个艺术区的目的应该是体验城市的地方性,感受城市的地方感。2004年、2005年,798艺术区年接待旅游者达50万人次,2006年超过100万人次,2007年近150万人次,2008年仅奥运会和 “十一”黄金周期间,就接待消费者约70万人次。这两个艺术区也是当地政府营销城市地方性的窗口。北京政府协同朝阳区政府将798艺术区重点打造成北京的新地标和旅游目的地[21]。上海世博会期间M50被选为“最美上海”的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22]。在多数情况下,旅游者到京沪旅游的目的是了解和欣赏城市的地方性,而非对这个城市有情感的依恋。这与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的情感的深度依附感[23]有很大区别。因此旅游者欣赏的城市地方性,是“他者”的地方性,旅游者在艺术区所感受到的城市地方性,也是给其带来身心愉悦效用的地方性。 其次,艺术区是展示城市地方性的窗口。当然艺术区展示的地方性是人文主义机制下形成的地方性。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地方性是包涵主体情感意义的,即地方性是某些人的地方性。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一个城市的地方性是自身固有的,是当地的人或团体的生活经历、对往昔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愿景。这种地方性与地方间的结构联系无关。例如生于斯长于斯的日常生活习俗、对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宏伟业绩的追忆、对家园幸福生活的理解都是地方性内容,它们与结构主义“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结构相对独立。在调查中发现,的确有些艺术家的创作不以赚取商业利润为第一目标。他们的作品就如同描写城市风情、记述城市历史的文学作品一样,也是城市记忆的再现文本(representation text)。外地旅游者来到艺术区,主要目的是消费由人文主义机制建立起来的“地方性”文本,而非仅仅是消费无地方性的艺术品。 4 、两个艺术区对城市地方性的体现 4.1 艺术区内景观体现的城市地方性 新文化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克罗夫等人将文化景观比作具有象征性(symbolistic)的符号,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群价值和实践的表现,代表一个地方群体自我文化、社会的认同方式,以及再认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而然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以建构出异于其他地方的地方性自我表征[24]。许多学者也认同他们的观点[25,26]。在表1所列的两个艺术区的重要景观中,有些体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机制形成的地方性,还有一些体现出来的是人文主义机制形成的地方性。 两个艺术区的前身都是老工厂,其历史风貌多与城市工业功能有关。由于城市工业区的特色是在国家或国际工业地域结构中确定的,所以M50的建筑,尤其是“上海纺织”的牌子,更多地体现了结构主义地方性特征。虽然798艺术区也有一些老工厂的景观,例如烟囱、供热管道等,但是北京城市的主要功能并非工业。倒是798艺术区墙上的政治标语更能体现北京首都的功能,它表明北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全国政治运动的中心。当然在外国艺术品投资者和外国旅游者眼中,首都北京的地方性就等同于中国的地方性。 两个艺术区的景观也体现出了人文主义的地方性。例如两种不同的道路建筑风格体现了两个城市地方性的道路建筑特色,这些特色不是结构性的,是城市建筑风格集体认同的体现。 4.2 艺术区中作品体现的城市地方性 艺术作品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地方性。一个是艺术品的题材(当地名人肖像、历史事件场景、著名景观风景等),另一个是艺术品的风格(批判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后现代等)。这里仅以艺术品的题材作为分析的切入点。由于两个艺术区的艺术品多数是商业性的,而非公益性,因此它们的题材和风格都是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对京沪艺术区艺术品的需求所促成的城市地方性应该是结构主义的地方性。调查结果显示,市场需求的结构动力尚未明显地推动两城市地方性在艺术品中的呈现。 北京和上海的艺术品均面对国际市场,但是798艺术区的国际化更强一些,这点体现在国外艺术机构的个数和租用的面积上。例如798艺术区内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它是798艺术区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外公益性艺术机构之一,由比利时的尤伦斯夫妇创立的尤伦斯基金会出资建造。2010年7月17日该机构的展厅中展出了艺术家张洹收藏的2008年5月12日21043次火车在汶川地震中被封在隧道中的火车残骸,意在反思灾难,纪念逝者。在798艺术区里类似的国际艺术机构还有很多,例如旨在将中国当代艺术介绍到韩国的阿特塞帝画廊、法国的Hadrien de Montferrand画廊、意大利人Rosario Scarpato和Monica Piccioni联合建立的意中艺术工作室、印度尼西亚的Vanessa art link画廊、朝鲜最大的综合艺术机构朝鲜万寿台创作社等。 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以色列、加拿大、挪威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也进入了M50。其中由瑞士人劳伦斯创办的香格纳画廊和由意大利人乐大豆创办的比翼艺术中心在国际艺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国际艺术品收藏市场对中国题材艺术作品的青睐使得这两个艺术区艺术品包含很多的中国元素。但是中国元素并不等同于城市文化元素。艺术区美术作品题材向地方文化的嵌入,应促进对地方文化艺术展现形式的发掘,从而创造地方文化的艺术再现形式[27]。然而据实地调查统计,艺术区内体现两个城市地方性的作品并不太多。表2和表3为两个艺术区部分城市文化题材的作品介绍。 798艺术区作品体现城市地方性的题材多涉及京师文化和胡同文化, 例如《童年》是作者儿时经历的再现,凝结着作者对北京的情感;M50艺术区作品体现城市地方性的题材多涉及上海的地标性景观, 像《上海滩风情》这样具有生活质感的作品还不多。 4.3 艺术区中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认同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景观与艺术作品之所以体现出地方性,不但与景观和艺术品的作者有密切的关系,还有画廊经营者、艺术区的消费者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实地调查了这三类人群。这三者的人数不同,各类人群对艺术区的功能体会亦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对艺术家和经营人采用访谈的方法,对消费者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地方认同涉及主体性,一个人只有将一个地方认为是自己“领域”,那么他才可能成为该地方的“我”,这样的“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被他人主宰时挺身捍卫自主权。因此地方认同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概念。人文主义地理学家雷尔夫将主体对地方认同划分为七个层次[5],本文将之具体解释为:(1)存在的外在经历。它是指人们将地方作为异化于人性之外的事物来感受的经历。(2)客观的外在经历。它是指人们将地方作为一个与其他地方没有意义差别的空间来感受。(3)偶然的外在经历。它是指人们将地方仅作为活动的背景来感受。(4)代理的内在经历。它是指人们通过诗画、影视或文学作品等间接的途径感受地方的经历。(5)行为的内在经历。它是指人们通过审慎从事文化表征行为来感受地方。所谓文化表征行为是指将个人地方经验通过某种形式(文字、绘画、音乐等)表达出来的行为。(6)移情的内在经历。它是指人们即便不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但是与该地方有感情的牵连。(7)存在的内在经历。人们对地方感受是主动的、充满意义的。当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了深厚的情感,便会主动地讴歌地方之美。本文按照这些层次设计了问卷和访谈问题,以调查三类人群对地方的认同程度。 艺术家对城市地方性的认同 许多研究表明,只有当艺术家自觉地将本土文化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艺术作品才有生命力。例如新西兰New Zealand On Air音乐节目成功地开发了地方资源[28]。四川自贡发掘彩灯艺术的经验也表明,彩灯艺术强化着当地人对地方文化的认同[29]。建筑景观规划学者拉瓦指出,绘画中的感知包括人们对空间的想象性感知,反映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物理感知,每一幅绘画作品都是人对空间的独特重建,人们越将自己归属于一个地方,就会越多地关注地方的细节和组成[30]。但是调查发现,两个艺术区的艺术家都不太留意艺术区景观与城市地方性的关系,并都表示所在的艺术区反映城市地方文化的作品数量比较少。只有那些对京沪城市有较深经历的艺术家才会自觉地创作体现城市地方文化的作品。例如表2中的《童年》作品,就是该创作者童年经历的体现。 经营人对城市地方性的认同 在两个艺术区中,经营者决定着景观的营造。调查发现他们大体都愿意保留老工厂的氛围,例如文革时期的标语、老建筑形式。但是两个艺术区经营人选择销售或展出的艺术品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即体现城市地方性的艺术品很少,体现中国文化的题材比较多,这是因为消费者主体为国外收藏家。按照地理学家怀特的观点,景观不仅仅可被测量、绘制、分类和排序,它们是地方的构成物,所不同的是人们对它们的感觉认同差异[31]。然而这两个艺术区经营者对老景观的保留不是出于认同,更多地处于结构的动机。他们在潜意识中意识到,地方性景观可能是一个具有垄断性的地方营销物。 消费者对城市地方性的认同 据以往报道[32,33]推断798艺术区日平均游客量约为3500人,M50日均游客人数约为550人。以这两个数据作为在两个艺术区进行游客抽样的全集N,采用简单不重复随机抽样样本计算公式[34]。 其中n是待求的抽样样本数;v是误差,定为011;N是样本全集;p为具有某种性质的样本比例,大致定为至少一半来艺术区消费者不是专门来就餐、品茶、喝咖啡的,而是以欣赏、购买艺术作品为第一目的的,因此采用015;t为概率度,在95%的概率保证下,t为1196。确定出798艺术区所需抽样游客人数为93人,M50艺术区所需抽样游客人数为82人。 由于雷尔夫地方认同划分的七个层次层层递进,所以采取等差赋值法,分别赋值为0—6分。求得所问7个问题的平均值,结果如图1所示。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在认知、行为和情感三个大层面上,消费者的地方认同度得分不一。总体趋势有二:第一,从认知层面到情感层面,各项得分与满分之间的方差逐渐加大(图1中显示出满分的半值)。这说明消费者对城市地方性的初级认知比较高,但是对城市地方性总体认同不高,尤其是缺乏人文主义强调的发自内心的深层认同。第二,图1中问题⑤在方差逐渐增大的整体趋势中显现为一个异常值,这是因为该问题调查的是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具有城市地方性的作品,商品的购买行为涉及到结构主义的功能关联,故此问题不完全是调查人文主义的机制,因此该项得分是一个异常值。 5、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综上调查分析,本研究结论如下:(1)艺术区有一些景观体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机制下的城市地方性,还有一些体现出来的是人文主义机制下的城市地方性。但是前者多为历史时期中,在结构主义机制下形成的地方性。因此也成为城市记忆和居民情感的一部分,故而演变为人文主义机制下的城市地方性。(2)艺术区的作品多数没有体现城市地方性,这主要是因为国外市场机制形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国内外市场机制没有形成对京沪地方性题材的大量需求。这也体现出两个艺术区在营销城市地方性上尚不成功。(3)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有深层情感的比例偏少,因此很少会有艺术家和经营者发自内心地将城市地方性融入到艺术品中。总体而言,在两个艺术区中,结构主义的城市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强于人文主义的机制。有学者用“嵌入”的概念讨论了美术产业对地方性的结合,该研究结论也印证了本研究的结论,艺术家与经营者在创作与经营时具有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网的必要性,但是没有充分性[22]。 5.2 讨论 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现代性所造成的空间与地方的同质化趋势,运用“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5,35]和“非地方”(non-place)[36]概念构成与“地方”(place)概念相对的另一极体验,从而发出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本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的呼吁,这反映出地理学对地方特征和空间差异价值的认同[37]。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意识到,文化产业必须与地方文化相结合才有生机。例如张帆指出地方文化产业必须是在地化的产物,只有具有独特性和在地性,才能够真正从地方内部资源出发来发展地方的经济和文化[38]。王淮梁等认为只有紧紧依托地域文化资源,才能不断增强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辐射力[39]。许铭文认为发展地方文化产业必须重新发掘地方历史性基础及文化特色,以之凝聚地方认同意识[40]。陈见东指出,应鼓励发展与地方性结合的地域美术产业,以抵抗文化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和文化官僚主义[41]。但是他们均没有指出如何从管理机制上将地方性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结合。从本文结论可延伸出对城市艺术区发展的建议:政府应开展一些活动,促进艺术家(尤其是比例很大的外地艺术家)创作体现城市地方性的艺术作品。外地艺术家基于个人经验塑造的城市地方性也许就是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索加提出的融合了真实和想象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42]。英国文学理论家巴芭指出,第三空间营造的立脚点为文化差异,空间营造者要将自己放置在具有差异性的界限位置上[43]。外地艺术家的优势在于,可以用“他者”的批判眼光建构具有个人想象的、反映两个城市地方性的艺术作品。当然也希望看到在两个城市本土的艺术家,像佛山、唐山、景德镇的艺术家那样,出于对当地陶瓷艺术的热爱,并在市场结构动力的驱动下,创作出许多精美的瓷器,这些瓷器也成为城市文化的符号。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正在转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44],政府文化部门只有从机制上思考,才能出台有利于促进艺术区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 欢迎关注“元浦说文”头条号 金元浦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 “元浦说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创办。目标在于速递文化信息、传播深度思考、汇集文化创意产业的业界和学术精英，搭建产学研的合作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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