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6日,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坤舆”史地论坛第一期“段义孚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专题研讨”,在古旧地图典藏室举行。本期讲座特邀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刘苏博士主讲,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曾潍嘉博士担任与谈人,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城市地理研究的罗奎博士,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城市规划研究的相欣奕博士参加专题研讨,此外来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地理科学学院等单位的20余名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针对段义孚地理思想研究展开对话交流。 随后刘苏博士指出人文主义地理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欧美地理学的分支,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有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分。本质主义(又称“地方研究”),强调:以人为出发点,注重人地关系中的差异与普遍属性。主要有下述三个方向:段义孚(Yi-fu Tuan):恋地情结(topophilia);畏地情结(topophobia)、雷尔夫( Edward Relph):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布蒂默( Anne Buttimer ):生活世界的动态。非本质主义(又称“社会世界的建构”),结合了符号互动论、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文化社会学理论,倾向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去诠释地方,代表人物有莱(David Ley)、邓肯(James Duncan),最终与后现代地理学合流。今天的本质主义地理学又有现象学地理学与地方哲学之分。现象学地理学的代表作为戴维·西蒙(David Seamon)《生活世界的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地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为爱德华·凯西、杰夫·马尔帕斯。之后,刘苏博士介绍段义孚已翻译的著作及刘苏博士本人的段义孚著作翻译、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的翻译及相关学术推广文章和活动。刘苏博士在谈及段义孚的地方认同时提出,段义孚的地方认同是极其复杂的,其中包括很多彼此相反的力量构成的张力:亲密感——孤独感、融合感——分隔感、依恋感——恐惧感、主流感——边缘感、异性向——同性向、生存感——死亡感,等等,当然也包括东方意识——西方意识。这些力量都在他自己的生命历程里反复交织着。他自己也在这如丛林一般的旅程中不断探索着,呈现出学术思想的复杂性。 段义孚的孤独与认同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四部分: 1.原生家庭:从“宇宙”到“炉台” 段义孚母亲的死亡使他告别了原生家庭,失去了曾经熟悉的亲密关系;段义孚世界更多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里;段义孚世界主义的原生家庭可概括为与父亲的疏离、对母爱的争夺。 2.独身 段义把孚肉体的冲动转化为地理学研究热情;此外,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段义孚曾经对男性同学产生了特殊的情感;段义孚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相似的性取向来实现自我剖析,认为永恒牢固值得委身的对象:矿石、沙漠(topophilia——友情)。 3.缺乏生命力 段义孚认为在爱和亲密关系上,自己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 4.异乡人的身份 段义孚以异乡客的身份在美国生活了40年,在此期间,除许学术语言交流外,段义孚很难和美国人谈天说地。段义孚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的社会次等身份,难以感到外人对其接纳。 段义孚的疏离的现代个体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六部分: 1.时空观的现代化 段义孚认为中世纪为垂直的宇宙观。18世纪,线性的、具有方向性的时间观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在物理学、园林设计中证据。 2.分隔的世界与自我 段义孚探索人类与同类相疏离的历史变迁,这种情况空间上的反映有饮食等方面。 3.地方认同的基础 段义孚在2006年,即在64年后再次回到中国时,忽然对历史、地理和语言这三个方面更加敏感了起来,想到它们对一个人地方认同建构的基础性的意义。 4.思想的源泉 段义孚思想的源泉主要有三:现象学-存在主义、基督教、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 5.孤独个体的意义 段义孚认为,个体与永恒是相互连接的:个体在永恒里获得归属,反过来,永恒在个体里被认识,进而释放出他能感受到的生命意义。段义孚承袭他的一位精神导师C. S.刘易斯的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观,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觉知。因此,“灵魂不灭”的永恒性与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当中产生了终极的连接。 6.段义孚的“家”意象 “家”意象主要有三:黎明曙光与棕榈树剪影的地平线代表的希望与美善、身体间的温暖产生的友情、人群中的自由与独立,让人保持个体意识。 刘苏博士总结段义孚一生的剪影有三个维度:上方是理念世界的美善(基督教和希腊人意象)、中间是友情——人与人、人与地(philia & phobia)、下方是独立的自我意识(沙漠意象)。 在交流环节中,现场师生围绕段义孚及其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等问题与刘苏博士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2级硕士研究生杨朗同学感悟如下: 阿兰·贝克在《跨越楚河汉界》中说:“历史地理学与历史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所以关于“地方感”的讨论应该也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我的疑问在于,包括段义孚和雷尔夫在内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前辈,都是跨区域流动的个体。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概念或者所描述的现象,如“地方感”“地方与无地方”等,我感觉很大程度都是适用于近现代社会,人群流动增加,信息互通更为便捷后的情况,这有点类似于吉登斯所谓的“脱域机制”。但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历史上的人群,特别是乡土社会中,当时的普通群众大多流动较小,一生之中都在某一个具体范围内活动。我们怎样去探寻他们多层次、多维度的地方感呢?特别是在文献史料极为有限的条件限制下,如何从大多数均为“他者”的描述中,对相当程度“失语”的人群抱有“了解之同情”,乃至于“处于同一境界”。此外,在材料碎片化的条件下,要探究这种他人的“感觉世界”下的经验,是否应该从更大的地方社会情景和所处“场域”中去理解?这方面人文主义地理学可以给我们的历史研究什么样的启发? ![]() ![]() ![]() 刘苏博士主谈的研讨会内容详实,现场师生们积极参与研讨,加深了现场师生对于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思考和认识,在当前普遍认为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因为研究的范式差异,难于进行合作交流,我们这次活动想在青年教师和同学们之间,在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进行对话方面进行尝试,本次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本次讲座为首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史地论坛,今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将持续邀请历史地理学、环境史、中国史等学界知名学者开讲,力求为师生提供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 撰文、编辑:田雨欣 图片:何开雨 编审:宋亮 审核:曾潍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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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志、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