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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在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探讨 来源：外国经济与管理 作者：王璐, 高鹏 
近年来,质性研究作为量化研究的有力补充,日益受到管理学者们的关注。而扎根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也被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者所接受。扎根理论之所以受到青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量化研究主要适用于考察已识别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对于没有得到清晰界定或者无法用既有理论来推导的现象缺乏识别和解释力,这就需要质性研究首先对要研究的现象进行界定或给出理论框架;二是扎根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因其较为科学的操作流程以及注重实践的方法论特点而受到重视。但是,扎根理论也因其发展时间较短,适用情景尚不清晰而在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误区。此外,运用该理论的具体操作流程也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和评价,并对未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展望,以为国内管理学研究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率先提出的,目的在于回应当时极其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向“宏理论”发起挑战。扎根理论与宏理论之间的争论焦点就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否相同。宏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社会行为既有的影响机制,研究对象是客观真实,即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同,宏理论追求的是具有超强普适性的理论解释或统一的理论框架。而Glaser和Strauss(1967)认为,新的理论可以基于对日常真实生活的仔细观察以及被观察者自身对事件的理解,也就是研究对象可以是“解释性真实”。解释性真实也许并不完全客观,但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形成新的理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扎根理论对极端实证主义与完全相对主义进行了折中,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数据收集方法来帮助理论建构,并且强调“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的重要性。这里的“持续比较”是指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步,也就是边收集边分析,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与实证主义者把数据收集与分析分离开来的主张不同,扎根理论认为数据收集与理论形成应该是一个互动过程,也就是“收集数据———形成理论———再收集数据———完善理论”不断循环的过程。持续比较的思想要求研究者在收集数据时发现新的问题,就应该从其他信息来源寻找新的数据进行核实,不断拿新收集到的数据与根据已有数据所形成的类别或范畴进行比较。当出现与已有范畴不同的新范畴时,就对理论进行修正,把新的范畴纳入理论。这一过程反复进行直至达到理论饱和。理论饱和是指新收集到的数据可以被已有范畴概括,而不再产生新的范畴。理论取样是指要依照目前建构的理论来确定下一步该如何收集数据。扎根理论并不要求死抱先验假设不放,而是认为有新的数据就可能产生新的理论。
以下列举两个管理学研究实例来说明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Gersick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考察了团队发展的生命周期问题。具体而言,他通过两个阶段(1980年冬到1981年春和1982～1983年)对六个组织八个团队的深入观察,发现这八个团队的生命周期从七天到六个月不等。为完成这个研究项目,研究者参加了每个团队举行的每一次工作会议,并详细记录每次会议的相关信息,如出席和缺席情况、会议时间和地点以及团队成员就座方式等信息,对其中七个团队的每次会议进行了现场录音,还对团队成员进行采访,以深入了解每个团队项目的历史背景、完成进度、重要事件以及团队成员对相关项目的看法和评价。第一阶段对四个团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且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建构,第二阶段更加系统地对另外四个团队项目的历史进行了有步骤的分析,并再一次进行理论建构,然后对两个阶段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并且寻找两者间的异同之处,最终构建出阶段式平衡团队周期理论。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分两个阶段实施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并对两个阶段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充分体现了扎根理论的持续比较思想;然后运用第一阶段的理论建构来指导第二阶段的数据收集,这又充分体现了扎根理论的理论取样思想。
Margolis和Molinsky(2008)运用扎根理论研究了“不可避免的坏事”,即指虽然个体都希望自己能够工作达标,且不伤害他人,但有时仍难免做伤害他人的事)。为收集研究所需的数据,他们采访了111个被试(其中有管理人员、医生、警察和戒毒顾问),然后采用第五版Atlas/ti软件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经过反复分析以后,Margolis和Molinsky按照个性化与非个性化及心理卷入与心理不卷入两个维度来区分被试的行为。这里的个性化是指被试根据目标对象的特点做出不同的反应,非个性化是指被试不区别目标对象做出相同的标准化反应,心理卷入是指被试把自己的情感经历与目标对象要面临的情感经历联系起来(也就是移情),而心理不卷入则是指被试不把个人情感经历与目标对象要经历的情感相联系。然后,两位研究者进一步对以上两个维度进行了组合,并且提出了审慎式、整合式、机械式和超然式四种应对“不可避免的坏事”的方式。在开展这项研究的过程中,Margolis和Molinsky经常就收集到的数据交换意见和看法,对各自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并不断根据初始数据分析结果来指导收集新数据的工作。
由上可见,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是为了确保研究达到较高的效度,对于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从扎根理论的提出过程和基本思想可以看出,扎根理论更适合研究个体如何解释真实世界,而不是研究客观真实究竟如何。也就是说,内涵和外延已得到较好解释和广泛支持的理论概念适合采用量化研究来加以验证,而内涵和外延尚不明确或仍然存在争议的理论概念则更适合采用质性研究,尤其是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质性研究。
由上可知,扎根理论主要适用于研究个体对真实世界的解释或看法。在梳理基于扎根理论的现有管理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两种主要的扎根理论适用情景。第一种适用情景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并且在回顾过程中展现相关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适用情景就是所谓的“纵向理论建构”。而第二种情景是基于现象提出理论概念并进行明晰化,从实践中挖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里所谈到的概念往往是一些已有文献没有提及的新概念或虽已提出但仅有很少介绍的概念,或者是一些以往的概念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需要的概念。对于这样的概念,研究者会扎根于相关的实际情况进行全新的诠释或重新诠释。第二种适用情景就是所谓的“横向理论建构”。以下参考一些发表在国外顶级管理学期刊上的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文献来介绍这两种扎根理论的适用情景。
适用扎根理论的纵向理论建构情景常见的有组织事件发展研究和组织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比如,Sutton(1987)对组织从衰败到消亡的过程进行了质性研究,他以1982年夏到1983年春这一经济衰退时期美国密歇根州的八个组织作为分析样本,对它们的衰亡过程进行了建模。Sutton原本选取了20个样本组织,但其中12个组织拒绝提供研究所需的数据,八个提供数据的组织可分为独立于母组织的私营部门组织、依附于母组织的私营部门组织、独立设置的公共部门组织和公共部门的非独立组织四种类型。Sutton主要通过当地媒体报道、访谈(对这八家组织的44位领导进行访谈,并在征得同意以后进行了现场录音)和索要内部文件(向被采访的组织领导索要其所在组织的内部文件)来收集这八个组织的数据,并且采用Glaser和Strauss(1967)[2]以及Miles和Huberman(1984)[6]提出的方法(即先对相关数据和所建构的理论进行反复比较、总结,然后构建研究模型)来开展研究。以往的观点认为,企业濒临破产的消息本身会导致员工采取“破碗破摔”的态度,但Sutton研究发现:在企业濒临破产的消息公布以后,员工们都能继续保持原先的工作状态,有的甚至更加努力地工作。于是,他根据所观察到的现象构建了研究模型。Sutton的发现对企业管理层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想要实施相对平稳的破产(这里的破产是指那些程序清晰的破产,不包括存在重大资产清算问题的破产),而不引起较大的冲突,那么,管理层就应该在从企业濒临破产到实施破产程序的过程中做到以下四点:(1)让员工有机会挽救企业;(2)明确告诉员工企业濒临破产;(3)预留充分的时间让员工完成没有做完的工作;(4)向员工公布破产程序。以上四点应按顺序来做,目的是要避免冲突、尽量平稳地完成破产程序,因此可以看作是纵向理论建构。
再如,Gersick(1988)采用了扎根理论所倡导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团队发展的生命周期问题,结果发现项目团队发展过程呈现“阶段式平衡”的特点,即一开始团队工作效率并不高,但在项目时间过半时会出现重要的转折,团队的工作效率突然跃升,并且一直延续到项目完成。Isabella(1990)主要研究了管理者在实施组织变革时如何解读组织事件的问题,并且发现管理者往往采取事前预测、事中确认并执行、事后评估的方式来解读组织事件,因而又探讨了管理者确定事前、事中和事后不同阶段的依据以及在不同阶段采取的行动。Browning、Beyer和Shetler(1995)[8]通过观察、访谈和查阅档案等方式收集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所倡导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国际半导体制造业联盟和合作模式,结果发现半导体行业从竞争到合作呈现出自组织的特点,并且符合复杂性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使人们没有预期到自组织过程会发生,复杂系统也一定会通过自组织过程从混沌状态到达有序状态。国际半导体制造业从竞争到合作的自组织过程呈现出三个重要的阶段:早期的混沌、无序,道德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合作结构化、规范化。
综上所述,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基于扎根理论的纵向理论建构主要是为了探讨组织内部各种事件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横向理论建构研究不同,纵向理论建构研究是要把所收集的数据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序,以便弄清不同事件的先后顺序,并且理清各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适用扎根理论的横向理论建构情景通常是探讨组织管理领域未完全明确或未得到广泛认同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例如,Alimo-Metcalfe和Alban-Metcalfe(2001)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重新界定了英国变革型领导这个构念的维度,建立了完全不同于Bass原先提出的变革型领导的结构维度,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研究结论开发编制了新的变革型领导调查问卷。又如,在以往的管理学研究中很少使用“不可避免的坏事”这个概念,上面介绍的Margolis和Molinsky(2008)的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且大大提高了这个概念在管理学研究中出现的频率。再如,Uzzi(1997)对纽约23家高级女装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访谈,并从国际女装工会那里获得了这23家女装公司有关员工人数、创立年份等的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并构建了公司间嵌入关系,是指公司之间由于存在物质交换关系而对相关各方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Uzzi研究发现构成嵌入关系的要素包括信任、缜密的信息传递以及旨在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其中,信任是指嵌入关系的一方不会为了获得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并且也相信对方不会如此做;缜密的信息传递是指嵌入关系的双方会传递更加专门、隐秘的信息,如公司战略和盈利底线;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是指双方有畅通的渠道进行谈判和协调,因而能够灵活、机动地共同解决问题。
在进行横向理论建构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考察以往研究存在争议或者没有研究先例的特定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运用扎根理论把相关概念或问题阐述清楚以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就是开发量表进行量化研究,以便对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验证和深入分析。
总之,扎根理论的纵向理论建构和横向理论建构都是为了从实践或数据中挖掘信息、建构理论,都必须贯彻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具体到特定研究,就是要在方法论部分对研究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尤其要详细交代样本选取过程、最终得到的样本、预调研过程、实际调研过程等,通过分析、比较与筛选来建构理论,而不只是简单地报告最终结果。研究报告的读者或使用者正是根据所描述的研究过程是否严谨来判断研究结果的信度的。但应该注意的是,纵向理论建构一般要比横向理论建构多一个步骤,那就是对事件进行排序,理清事件之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
Suddaby(2006)根据自己多年担任管理学学术期刊编辑所积累的审稿经验指出:扎根理论并不完美,也不简单,不应成为忽视文献的借口,不能用来报告未经加工的数据,不可用于简单的理论检验、内容分析或词语计数,不是一种简单、常规、可直接套用的数据分析技术,也不应该成为方法论缺失的借口。下面,我们根据Suddaby的上述观点来阐述扎根理论应用中存在的一些误区。
有些管理学者在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管理学研究时显得过于理想主义,往往强调一些严格的规则和机械的范式,但却忽视了扎根理论所强调的研究者与数据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进行数据互动时可能出现的含糊情况。他们在判断理论是否达到饱和时往往凭借自己的经验和隐性知识。Glaser和Strauss(1967)认为,在确定理论是否饱和时应考虑数据的数量、整合情况、分析者的理论敏感性。同样,Strauss和Corbin(1998)认为,在运用扎根理论的过程中最好综合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发展技术很重要,但也要避免过分依赖技术。
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有敏锐的直觉和归纳范畴的天赋,这样才能把数据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这方面天赋的研究者必须通过训练、实践来获得理论敏感性。研究者的个性、经验等也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就要求研究者明确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不断自我反省,在收集、分析数据的过程中考虑个人偏见、世界观等因素;同时,应该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多花时间到组织环境中去实践,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水平。
有些研究者认为在运用扎根理论研究问题时,可以先建构理论,然后再在研究的结论和讨论部分对以往研究进行回顾。更有甚者,不查阅相关文献就直接运用扎根理论来研究一些观点已经比较成熟的问题。不查阅已有相关文献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充分掌握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就无法清晰地界定要研究的问题,而要研究的问题不明确往往会导致无结构的研究,最后是得到一堆杂乱无章的数据,无法建构立论充分的理论。
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扎根理论是一种用于有意识地发现新理论的方法,不阅读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进行理论建构时不受干扰。为此,Suddaby(2006)[1]提出了三种可帮助研究者免受既有研究影响的方法:一是回顾多个领域的既有相关文献,从多个角度来认识问题;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既有概念的影响;三是不要过分要求研究的客观性,也就是不要过分套用既有研究。总之,扎根理论研究者既要关注已有研究,又要提醒自己要相信自己收集的数据,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与以往研究不一致时,暂时接受已有理论。
有些研究者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也构建了巧妙的研究设计,但最终只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只提供了一些不完整或者缺少分析的结果。不能提炼出好的理论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现象与扎根理论相分离。现象学家更注重捕捉细节,更多地使用内省的方法,运用深度访谈技术的目的在于探究受访者个体鲜活的主观经验,力图精确了解个体的用词,呈现原始数据。而扎根理论研究者在访谈时虽然也从现象入手,但他们的兴趣不在现象和故事本身,而在基于现象和故事的更深层次的信息上。二是无法把数据上升到概念层次,原因可能在于不能把数据与已经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找到最恰当的匹配和解释。三是过早停止收集数据。实证研究一般对数据收集有较高的要求,但扎根理论没有明确规定何时可以停止收集数据。一般来说,当新收集的数据不能对理论建构做出新的贡献(即出现所谓的“理论饱和”时,就可以停止收集数据。过早停止收集数据,有可能导致数据太少,不能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概念或范畴。
(五)扎根理论不可用于简单的理论检验、内容分析或词语计数 扎根理论不能用来检验对真实情况的假设,但可用来了解被试如何理解真实情况。如果没有精确的假设存在,或者虽有精确的假设存在,但太过抽象,不便运用演绎方法来验证,那么就最好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和词语计数可以用来建构部分理论,但它们与扎根理论的区别在于:扎根理论是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总体方法论;内容分析是在特定情境下对特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仅仅是扎根理论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中的一种;而词语计数则只是内容分析的一部分,如词频和词义之间的关系,但这种简单的关系并不能完全满足用扎根理论解释真实情况的需要。
虽然扎根理论强调数据收集应与数据分析同步进行,但在呈现研究结果时往往有先后顺序,这是因为很多期刊一开始就被实证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的结构顺序。在纯形式下,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按照以下顺序展开:收集各领域相关文献或数据,通过持续反复的分析得到很多相关但模糊的概念,逐渐提炼出少数清晰的概念,最后进行理论建构。但这种纯形式会导致秉承主流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者感到缺乏效率且难懂。于是,相关研究的先后顺序就变成了理论回顾、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结果讨论。但在这样的研究顺序下,即使坚持了持续比较的基本思想,在相关研究中也体现不出来,导致方法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或者令人产生扎根理论可以与实证方法混用的错觉。Suddaby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将编码技术和产生范畴的过程放在方法论部分,最好采用表格或附录的方式举一些例子,并强调相关概念确实是通过研究得到的。总之,应该注意扎根理论不是用来检验此前既有的假
(六)扎根理论不是简单、常规、可直接套用的数据分析技术 有些研究者认为,扎根理论是一种比较机械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把文本数据输入软件包就能得到结果,并且把主要精力放在编码上。但是,依靠软件得到的结果可能偏离原始问题和数据,或者缺乏创新和研究亮点,这有悖于扎根理论突出解释过程的要求。
实证主义者强调研究者应该尽量独立于数据,以避免受所收集数据的干扰,但扎根理论却允许研究者在分析数据时起到一定的主动作用,这是计算机软件和算法所不能替代的。软件可以在整理数据和对数据进行编码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但不能取代研究者解读数据,研究者必须决定应该关注哪些范畴、接下来收集哪些数据、应该赋予分析单元什么意义等问题。
在这一点上,扎根理论的提出者Glaser和Strauss后来也产生了一些分歧,Glaser(1978)认为应该注重数据分析方面的创造性和开放性,而Strauss(2001)则倾向于主张采用正式、规范的数据分析范式,但也反对完全的机械化。总之,我们应该容忍扎根理论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者应该清晰、透明地展示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声称使用了扎根理论而对方法论部分一笔带过。研究者在介绍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时应该着重描述持续比较、理论取样的过程。此外,研究者还应该表明自己的理论敏感性(如对预期之外的新数据的开放性)以及对文献、数据、经验进行整合的能力,同时还要注意研究设计与所研究问题之间的匹配,以及阐明研究方法时的语言严谨性。
总之,在使用扎根理论进行管理学研究时,要尽量注意细节问题,以便读者进行判断和评价。扎根理论允许研究者不过分拘束于假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利用自己的理论敏感性来建构依据充分的理论。
Pandit总结了一整套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的操作流程,主要包括五个阶段、九个步骤。五个阶段是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或排序)、数据分析和文献比较,而九个步骤则包括相关文献回顾、案例选择、制定严格的数据收集计划、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理论取样、研究结束、拿新建构的理论与已有理论进行比较。不过,这个研究流程是Pandit针对他本人所研究的问题提出来的,更适用于那些结合案例、在组织层面按事件先后顺序进行的研究,也就是纵向理论建构。而扎根理论除了适用于纵向理论建构以外,也可用于横向理论建构。本文在借鉴Pandit(1996)提出的研究流程的基础上,结合上文有关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介绍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操作流程。具体而言,我们的流程分七个步骤:文献回顾、初始取样、理论取样、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理论发展、讨论分析。在进行横向理论建构时可以省略数据整理这一步(参见图1)。
第一步是文献回顾,可以回顾多个相关领域的文献。这一步是为了确定要研究的问题,尽量选择既有针对性又有广泛性的研究问题。
第二步是初始取样,初步选定研究样本并收集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与量化研究的取样方法不同,扎根理论研究包括初始取样和理论取样两个取样环节,取样过程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而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不断调整。
第三步是理论取样,即根据初步数据的分析结果确定下一步数据收集计划,并实际收集数据。 理论取样阶段可以考虑从多种不同的数据来源收集数据,也可以收集定性数据、定量数据和两者兼有的数据。从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不难发现,新闻报道、访谈文本、内部文件、深度观察记录等都可以作为数据来分析。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应该确保数据收集和分析同步进行,但数据收集应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便调整。这一阶段可以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如ATLAS、Nvivo)来记录结构化数据。
第四步是数据整理,也就是对所收集的数据按照时间进行排序,目的是要便于观察因果关系。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不同的是,该步骤并不界定具体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纵向理论建构所需的步骤,但并不适用于横向理论建构。所以,在进行横向理论建构时可绕过这一步。
第五步是数据分析,也就是对数据进行编码处理,根据数据提出概念、形成范畴并建构理论。这一步工作量相对较大,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应该养成做笔记的习惯,包括编码笔记、理论笔记和操作笔记。ATLAS、Nvivo等软件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文本层面”、“概念层面”的分析。但扎根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思考、判断、决定和解释,这些工作必须由研究者来完成。此外,具体的分析工作也由研究者来决定,如编码工作(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并不是每一项都要做,而是根据具体需要进行调整。可采用以下方法来确保编码的一致性信度:第一个研究者根据数据确定范畴,然后抽取25%的数据,交第二个研究者再独立根据数据确定范畴,两个研究者确定的范畴一致性程度越高,说明越可信。
第六步是理论发展。在第五步的基础上,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同时,研究者应该判断理论是否达到饱和,也就是判断新收集到的数据是否对理论建构有新的贡献。如果理论饱和(即新收集到的数据不再对理论建构有新的贡献),就可以结束,否则就应该回到第三步继续进行理论取样、数据收集和分析等工作,直到理论饱和,方可结束研究(这也是“持续比较”的基本思想)。
第七步是讨论分析。这一步骤可采用多种方法,如可拿新建构的理论与既有理论进行比较,以凸显新理论的优点和价值等。
以上就是本研究归纳的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管理学研究的七个步骤,横向理论建构可省却第四步。有必要指出,扎根理论的“扎根精神”就是体现在它的“理论源于实践”的思想上,所以,以上流程仅是一种形式化的表达,具体操作要根据研究者的具体需要来定。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近年来备受管理学者的青睐,但在应用过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地方。本文从扎根理论的基本思想、适用情景、使用误区以及操作流程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具体而言,使用扎根理论就是要忠实贯彻“持续比较”和“理论取样”的思想,严格区分纵向理论建构与横向理论建构这两种不同的情景,避免陷入使用误区,但又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来设计具体的研究流程。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方法论部分就应该详细交代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和过程,重点介绍样本选取过程、最终选定的样本、预调研过程、实际调研过程等,通过分析、比较与筛选来建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报告最终结果。读者们正是通过了解详细描述的研究过程,并根据研究过程是否严谨来判断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的。
扎根理论研究的数据取自于多种不同的来源,或者源自于实践,因此,相关研究所建构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但是,扎根理论研究较多采用访谈等方法,因此,所能收集到的样本数量较为有限,据此建构的理论普适性容易遭到质疑。此外,学术界对于是否可以采用访谈文本数据作为研究依据仍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一手访谈资料内容丰富,作为分析数据是可行的;而另有学者则认为,被访者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而提供失实的数据。除了所建构理论的普适性和研究数据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之外,扎根理论研究还会遇到其他一些问题,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不确定性高;有时数据不能完全纳入分析(即有些图形、录音、视频数据中的信息有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解读或利用);数据收集成本高;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条件:自信心、创造力和经验。[15]事实上,扎根理论研究比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常规量化研究更难,只有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才能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来建构更好的理论。扎根理论研究者要在分析不足的部分详细描述相关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便读者了解相关研究结论的应用范围或边界。
为使扎根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得到更好的应用,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扎根理论进一步应用于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概念或理论进行本土化研究的例子比较多见,而能提出新的概念或理论的则为数甚少。但事实上,我国处于转型时期,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不断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发生碰撞,我国当前的整体经济发展也在不断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这些都会影响我国组织管理者和员工的观念和行为。我国的许多管理问题也无法从国外文献中找到恰当的诠释,这就要求我们基于当前形势,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本土化的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用于解决我们在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恰恰是一种不完全依赖已有研究和假设的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关注管理过程,发现并解释管理问题,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应该引起我国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的重视。
其次,把扎根理论的研究成果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即把扎根理论研究的结果作为理论概念用于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然后进行实证研究以进一步验证与拓展理论。扎根理论研究的魅力就在于理论建构,与量化研究相比,更适合建构规模较大(即指涉及概念较多、变量之间关系较复杂)、形式多样的理论,而基于扎根理论研究的理论建构是否完美则需要量化研究加以检验。[5]比如,Margolis和Molinsky在研究“不可避免的坏事”时提出了四种应对方式,即审慎式、整合式、机械式、超然式。他们还在后续研究计划中提到编制问卷开展调查,对这四种应对方式进行验证。把扎根理论研究结论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为扎根理论研究结论提供量化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进一步探索理论概念的前因后果提供测量工具。
最后,在加强扎根理论研究可信度方面进行探索,并进一步完善扎根理论研究的方法体系。扎根理论研究一般数据来源多样、内涵丰富,容易得出新的概念;但同时,扎根理论研究往往更加依赖研究者本人的经验与知识积累,要求研究者在描述和解释问题时参阅更多领域的文献。在结论可信度方面,扎根理论研究不像量化研究有较为明晰的信度和效度指标,研究结论是否被接受也要受到读者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影响。比如,判定“扎根理论研究所建构的理论是否饱和”的依据,目前一般认为是“新收集到的数据不能产生新的理论内涵”,因为新收集到的数据不能产生新的理论内涵这说明理论已经饱和,但无法进行精准的判定,未来研究应该设法开发相关的判断标准。
作者简介:王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鹏 男,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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