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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心时代 应运而生 1、伟大传统，源远流长。简而言之，“士”就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而对“知识分子”古今中外似乎都有相同的标准，即他不仅要有有文化、有教养、有技能，更要代表着民族的良知，具有强烈的道德勇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可以成为社会的楷模和风气的先锋。士人们开创了中国士文化传统，其这一传统的主流就是“修齐治平，砥砺担当”。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中国古代的“士”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春秋时代，此时也正值德国伟大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一开始，这一阶层就与华夏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与华夏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并描绘规划着民族与文明的行进路径，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2、根植祖国，生生不息。“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称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突破的现象。“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除了中华文明外，其他的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中断或转移的情形。希腊文明虽曾繁盛一时，却被中世纪的黑暗长期遮蔽，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其典籍文献才从阿拉伯人手中被迎回；犹太教所开导的希伯来文明也经由基督教向欧洲大地转移，与希腊文明构成“两希文明”，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佛教文明早已离开它的诞生地，成为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宗教，影响着这一区域人们的思想文化生活，而在当今的印度和尼泊尔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由世俗知识分子主导的中华文明，生于斯长于斯，牢牢地根植于自己的祖国，以它独有的实践理性精神引领着世代的中国人生生不息，前赴后继，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薪火相传的伟大篇章。中国的士人们，不仅以自己独特的角度解读酝酿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殷周之际、在此之前业已形成的中华元典如《诗》《书》《易》《春秋》等，而且创作了《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庄子》等新的诸子经典，创造性地提出各自的思想原则，可以说，他们的元典解读和经典创作，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活。 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士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一条人文传统——积累人文知识，培育人文素养，推广人文关怀。它既不追求过于冷峻的理性思辨，也不向往过于神秘的宗教体验，而是立足此岸，面向人间，面向人生，充满脉脉温情，在天地人三才中，突出人的尊贵性、可发展性，给人以现实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告诫人们，“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人都可以创造不朽的价值，给人以生存发展希望和荣耀。 那么，中国的士人们为何在春秋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士文化传统又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呢？ 3、适逢其会，士堪其任。春秋以前，土地所有制是天子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的文化教育制度也是“学在官府”，周天子为首的贵族阶级牢牢地掌控了教育。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颠覆了旧有的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一步步地走上了政治舞台，诸侯国对周王朝的向心力也大大松弛，周天子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新的社会政治格局下，有一些旧贵族下降为士，一些庶民上升为士，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兴起。他们由教育起步，逐步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全方位地登上政治舞台。此时，贵族官学被由士人主导的私人自由讲学所取代，出现了崭新的教育新局面。 “学在官府”变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春秋以前的官学，主要包括“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前者为贵族子弟设置的初级学校，主要的课程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生通常在八岁入学；后者是高级阶段，主要通过元典学习伦理、政治和哲学等，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而学生是在十五岁也就是束发成童时入学，而教师通常是由“士”充任的，但这种封闭的教育体系中地位却是附属寄生的，虽无太大作为，却也衣食无忧，优哉游哉。他们原本处于贵族中的最低阶层，曾经受过一些奴隶社会的教育，通晓“六艺”和元典，能领兵打仗，能做贵族的助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旧贵族的势力日趋没落，“士”也失去了原有的依附力量，由贵族的“卿大夫士”的行列降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不得已要靠元典知识和教学能力自食其力，因此也把官学带出了官府，带到了民间，也在民间办学， 兴起了自由讲学之风，既讲旧有的经典，也讲新兴的知识，教育对象也由贵族子弟扩大到民间百姓。他们建立了一大批私学，使之成为新的思想教育文化的基地，也使教育初步摆脱了旧的政治的附庸地位，走向独立化和专门化。 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文化教育大师，如孔丘、墨翟、李耳、曾参、子思、庄周、孟轲、荀况、商鞅、韩非等等，他们或讲学，或著书，传播各自思想理念，形成了各自的流派。各流派的自由讲学促进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他们著书立说留下的诸子作品也成为经典，流传千古。正是这一群大师与那个时代的士子们一起为后世开创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士文化传统。 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新的知识、新的人才，统治者需要新的教育者、新的从政者，士人的政治诉求和统治者求贤意愿找到利益契合点。对治世人才的渴望，促使诸侯与卿相们眼光向下，寻找人才发现人才任用人才，促进了礼贤下士风气的形成，这无疑扩大了士人们生存发展的空间。魏文侯礼待子夏段木干等贤士，引领尊贤的社会风气，使国家空前安定团结，强大的秦国也忌惮于此，不敢加兵于魏。齐宣王在稷下设立学宫，养士千余人。这些人“不任职而论国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兴盛程度达到极点。从秦孝公开始，秦国就有任用客卿的传统，六国之士把相对先进的中原思想文化带到三秦大地，推动了秦国的兴盛强大乃至称霸天下一统天下，其中就有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韩非和李斯等人的功绩。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也门客中也有许多的贤士，如信陵君有侯嬴朱亥，平原君有毛遂，孟尝君有冯谖等，这些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那么，士文化传统中的士人们又有那些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去回忆，去思考，去借鉴，去继承呢？ 打赏 小小赏金只为给深夜码字的楼主买杯咖啡！ 脱水模式 只看楼主 广告揭秘：少妇买双色球中5.2亿大奖的内幕！！ 龙业 楼主 2016-05-25 17:48 1楼 二、家国情怀，经世济民 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就是为自己的民族提供终极关怀。人是有限之物，又是有情之物，人生总是纠结于修短随化终期於尽，极易陷入一种精神上的困境而无以自拔，极易产生这种人生态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及时行乐，结果必然是乐极生悲。如何化解，要靠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提供的就是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径，就是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达到永恒的精神渴望。然而，是眺望彼岸，以宗教立意，求助于万能的造物主，还是立足此岸，以道德立意，自主地追求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东西方的选择大相径庭。 中国的士人们兴起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面对分崩离析的天下，他们痛心疾首，他们发愤图强，他们决心肩负起天下的责任，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志存高远和脚踏实地结合起来，亲力亲为，以强烈的救世热情投身社会变革，造就了中国式的终极关怀，引领出中国士人“家国情怀，经世济民”的传统，这个传统具体表现在： 1、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两个术语型的短语分别出自道家的《庄子》和儒家的《大学》，却相互补充的，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入世的社会责任感。“内圣外王”，是指一个人，不管他是国君还是士子，都应重视内在修炼，刻苦磨砺，修身养性，从而具有圣人的才德，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对外施行王道，礼乐兴邦，造福天下，以仁义统一天下。所以，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终极目标，由内圣到外王是一个由砥砺品德到担当天下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人生价值由量到质的飞跃过程。 在“内圣外王”的问题上，孔子主张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通过“克己复礼”来完善自我，以此为基础来平治天下，建立光风霁月其乐融融的世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吾与点也”，表现的就是那一理想图景，在《论语·侍坐篇》中早有描述。 《大学》中则把这条心灵之路描述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它的“三纲领”——在于发挥每个人的光明美德，使每个百姓都日新其德，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 而大学之道的具体实施路径，《大学》中也有明确的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可以概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天下的根本在“国”，国之根本在“家”，家之根本在“人”，而要使天下成为道德完善之社会，就需先建设道德之人、道德之家和道德之国，士人之担当可谓沉重矣！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勤学苦练，格物致知——研究事物，格取知识。既要研究书本知识，又要联系外部世界，学以致用。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特别看重学习的作用，强调学习与思考结合的必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认为学习一个愉悦的审美历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把学习的结果定格在德才兼备的完美上——“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古代的士子往往身居耕读之家，肩负着全家的希望和重托，或半耕半读，或以全部的精力来苦读，总是要化压力为动力，以求学业精湛，金榜题名。他们往往三年苦读一经，反复涵泳玩味，觅得真谛，苦中有乐，留下了诸如“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的励志故事，也足以见出格物致知的过程也是一场人生的历练。 格物致知是在知识层面受业解惑，超越愚昧，而诚意正心是在精神层面追求道德纯粹，升华心灵——让内心宁静，不受外物所扰，不为邪念所蒙蔽；让意念诚实，不做欺人之事，也不做自欺之事。格致与正诚都是围绕心灵来做文章，前者让心灵更丰富，能量更足；后者则让心灵更端正，境界更宽广，做到诚实、守信、公正、不偏不倚，恪守正中之道，发扬善念。 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的“修身”则是知识与品德的全面提高和发展，是良好品格的建立与完善，是人生素养的全面提升；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其中和其后是一个连续漫长的历程。经过这一历程，士子们增长了知识，丰富了见识，提升了人生境界，增强了应对社会责任的能力，于是，修炼的过程就转入了知行合一、落实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理想的阶段。把业已形成的光明之德、亲民之心推向世界，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爱有等差，需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其起点就在“家”，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这个道理。治家之道就是孝悌慈爱之道，就是要“如保赤子”般的爱护家庭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形成家风，感染激励家的每个人，并将“子孝、弟悌、父慈”之风扩展影响到其他家。这样运用伦理的原则，就将家之教扩展为国之教，形成“一家仁，一国兴仁”风貌，达成“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效果。 一切的起点在于个人的修行，唯有提高自身修养，实现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管理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从而平治天下，才能实现“三纲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君子的士人其追求之高远、责任之沉重，践行之艰难。 @TA 评论 只看楼主 龙业 楼主 2016-05-25 17:48 2楼 2、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此语出自《礼记》，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里所宣扬的大同世界，有人说它是乌托邦，是虚幻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它却是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的理想，而作为理想，它是具有崇高性、超越性和导向性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诗经?硕鼠》里，先民们所向往的“乐土”“乐国”，就是一种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东晋的陶渊明更以一篇《桃花源记》营造了世外桃源的美好世界：在那里人人平等，没有战乱，没有剥削，人们怡然自得地过着太平安定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也是一种大同世界。忧国忧民的杜甫，也始终不放弃崇高的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建设那种垂拱而治的大同世界。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现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已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崇高信念和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求变图强的有力武器。孙中山最喜欢题写用语就是“天下为公”,表现了他改变中国造福国民的伟大期待。20世纪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扎根，变成中国人民革命有力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最终成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都与中国的文化土壤里有丰富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资源有关，都与人民对大同世界的普遍向往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是新时代大同世界思想的伟大实践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都是为了建设一个更高程度的大同世界，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壮举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伟大事业。 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顾炎武于明末清初提出，然而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标示着贯穿数千年一种传统，与古代士人的大一统思想和夷夏之防的观念有着直接而必然的关系。 一提起“大一统”，有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君主专制的理论，是封建糟粕的思想，因为它宣扬自上而下的严酷统治和横向分布的封建官僚体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大一统”一语出自公羊子对《春秋》篇首之语“元年春王正月”的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这里，“大”有形容词使动用法，意思是“推崇”；“一统”是由上而下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秩序，推行礼乐教化制度，以创造出不同于蛮夷民族的政治文化制度，这本身就体现了相当的先进性。推崇华夏文明的一统，就是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与更生，就是维护太平稳定的文明社会，而非野蛮落后动荡不安的蛮夷社会。 而“夷夏之防”则是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强调“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二元对立，界限分明，你必须做出辨别抉择，采取相应的防备措施。激于对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和危机感，自觉维护华夏民族的利益。因为在当时，四夷尽是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经济文化尚很落后，文明程度也很低，然而入侵中原却会给华夏文明带来破坏甚至毁灭，抵御蛮夷，就是保卫文明。西周王朝毁于夷狄，周平王被迫东迁，然而此后还是屡屡遭受戎狄欺凌，天下的稳定性受到极大破坏，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日渐动摇。齐桓公在管仲的协助下九合诸侯，尊王攘夷，受到天下人拥戴，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孔子虽然对管仲为政为人等多方面颇有微词，但还是赞扬他的历史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站在文明的高度，本着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士人们恪守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把它化作维护国家统一捍卫民族尊严保家卫国的动力，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仁人志士，其言语体现出浩然正气和爱国激情。 西汉的陈汤说过“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他做到了。 两宋之际的岳飞说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虽壮志未酬身先死，却永为后人楷模。 宋元之交的文天祥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浩气长存。 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说过“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拯救国运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4、忧患意识，人生动力。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道出了千古士人们的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忧患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士人们往往身处逆境，饱受苦难，心中有说不尽的哀苦，然而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却能像孔子那样，“不怨天，不尤人”，推己及人，由小我推想大我，表现出对自身品德、对生民、对天下的深沉的忧虑，充满了危机感和责任感，同时也富有远见卓识。 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忧患的是自己能不能在品德学识再有长进。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忧患的是士人能否肩负起天下的重任。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的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可能给国运带来的灾难。蔺相如说“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忧患的是国家的利益而非个人恩怨。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忧患的是人生短暂，功业未成，渴望的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般的事业辉煌。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忧患的是对真理能否恪守和弘扬。杜甫说“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忧患的是战乱之中黎民百姓的悲惨命运。苏轼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忧患的是人生被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羁绊。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忧患是自己能否不改初心终生报国。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多带来的山河破碎的现实，中国的士人们包括后来新知识分子把忧患意识深化为对亡国灭种的忧虑，转化为图强救国的动力，催发了林则徐禁烟、洋务运动、康梁变法乃至此后的一些列革命，终于为中国赢得了生机，使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种忧患意识也被现当代仁人志士继承发扬，我们忘不了历史关键时刻伟人们忧国忧民的豪迈诗情： 毛泽东伫立江边注视远方所吟诵出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周恩来东渡日本时的励志诗篇“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鲁迅寄语祖国时的名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TA 评论 只看楼主 微笑米人 2016-8-10 广告 揭秘：寂寞少妇泄欲的五大惊人招数曝光！  查看详情>> 龙业 楼主 2016-05-25 17:50 3楼 三、崇高人格，自我完善 1、中庸之道，安身立命。《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后被朱熹把它和《大学》一起抽出，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事实上替代了“五经”而成为社会教科书和士子们应试的敲门砖。顾名思义，这本书宣扬的是中庸之道，但中庸之道是什么，往往是众说纷纭。有些人把中庸之道说成是不讲原则不敢斗争和稀泥的同义语，是一种明哲保身不思进取的处世哲学，这当然也是误解。中庸之道，是在人格培养和人生态度上追求适度适中、中正中和的效果，建立起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心灵世界，就像有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中庸思想的源头在虞舜，《尚书》中记载了他的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难测，难改其诡异，道心却深奥精微难得其真，求真需要精纯专一，治世贵在守中固善。孔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他曾慨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并身体力行，建立实践并完善中庸理论，而两位宋儒程颐和朱熹的解读最为恰切：“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是安身立命的最佳状态，体现了在矛盾运动中的平衡与自觉，具有鲜明的人格之美。 中庸的核心在“和”与“诚”两个关键词上。 孔子把“和”放进了“礼”的范畴，他说“礼之用，和为贵”，意在建立平和的心境，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许多用和字的成语耐人寻味，如和衷共济、和光同尘、心平气和——别忘了，和，绝不是无原则的，因为还有一个“和而不同”。在权利义务上，讲究忠恕精神。朱熹曾有系统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做好自己，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落到实处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两条后来被朱熹列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在为政方面，主张体仁而行，宽猛相济，避免苛政。在人格培养上，追求外在形式与内在品质的统一，防止偏激，要求士人内修外美，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中庸之道也转化为忠厚忠诚的民族性格，实现的途径和手段就是“至诚”。《中庸》中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大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下最真诚的人，不仅可以发挥好自己的天性，而且能够发挥他人乃至万物的本性，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才，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这就要求士子们“诚於中，形於外”，尤其是“慎独”，从而对人对事都信守真诚，进而发展成对社稷对朝廷的忠诚。身为臣子必须做到移孝为忠，于是就有了家国同构，就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 2、仁爱之心，以民为本。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固然有过于浓重的尊君忠君的思想，但也有鲜明的人本主义传统。 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简单地说就是“仁者爱人”。他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立志于仁，世界就没有丑恶了。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激励了多少英雄人物前仆后继，舍生取义。他说“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可以赢得天下人之心。 孟子更是将孔子学说发展为仁政的政治理想。孟子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基础，本着性善论，他强调人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直接决定着人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的行为——仁爱之举、道义之举、礼让之举和生存智慧，“性相近,习相远”，能否在后天坚守本性，决定着一个人是做君子还是小人。因此，先天具备的这四端，不仅需要人们保持涵养好，而且需要发扬光大，造福他人。为此，他的仁爱之心有层次地推进，“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对国君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进而要求为政者“与民同乐”，与民同乐，就是仁政，就会赢得民心，否则就会失却江山社稷。孟子理想的社会格局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难怪千年后朱元璋对他恨之入骨。他规劝君主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振兴教育，两个文明并举，国家面貌就会焕然一新，标志就是“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结果就是以王道统一天下。 轴心时代形成的仁爱思想传统一直影响后世，也被后人发扬光大。北宋名儒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主张，其意为世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的同类，众生平等，体现了和谐包容的人文精神。在此基础上，他又道出了士人的历史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确立一颗心，化育众生；引导百姓修身养性，寻得精神的寄托；继承往昔圣人的学说，并发扬光大；为千秋万代开辟永久太平的太平盛世，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奠定永恒的精神基础。 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在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许多：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3、明辨义利，舍生取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虽然也短暂出现过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主张，但绝非主流。在义利乃至生死之间，士人们往往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果决的选择。 孔子曾说过“君子以义为上”，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道义原则，并以此截然分开了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做苦行僧，并不放弃合理的物质需求，并不绝对地排斥“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过，当义利不能兼顾时，价值维度就起了决定作用，他毅然放弃后者来成就前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在信守道义中获取人生的乐趣，留下“孔颜之乐”的佳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道家虽没有儒家般的积极入世的态度，然而对过度的物欲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的。庄子曾批评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 把义利观提升到新的高度的是孟子，他表现得非常有自信自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又是一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之道，也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孟子崇尚阳刚之气，并发展了《周易》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生死观、价值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舍生取义的主张把义利观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崇高人生价值的坚定追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此来保持人间正道，永立道德的制高点。爱国英雄文天祥曾书写了光辉篇章《正气歌》，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诠释了什么是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 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士人高尚人格的高度评价。 陈毅元帅的诗句更能体现中国现代革命者对这种士文化传统的继承：“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TA 评论 只看楼主 龙业 楼主 2016-05-25 17:52 4楼 四、薪火相传，国脉所系 1、学优则仕，国之栋梁。在《论语》中，子夏曾说“学而优则仕”，其意是学习如果有闲暇或者有余力，就应该去做官，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从事克己复礼的伟大事业。然而，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学习成绩好，就应该去做官。但是，在先秦时期，士子们的仕途并不是非常宽广的，他们主动的游说、讲学活动成功概率并不大，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些端倪，这样做很难全方位地扩展参政议政的空间。而被动地寄身于养士制度下的士子们，也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毛遂不抓住平原君劝说楚王不果这一机会，恐怕会长久地锥处囊中的。何时才能出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局面，从制度上满足士人的从政愿望？分崩离析的东周不可能，横暴残虐的秦朝也不可能，这种局面只可能出现在汉代。西汉的大一统时代出现了征辟荐举制，制度创新给了士子们进身发展的机遇。凭着扎实的学问功底和良好的品德声望，他们可以做秀才，做孝廉，做贤良方正，被推荐被征召到朝廷做官，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官吏的选拔对象以士子为主，郎吏等官职均由士子充任。仅仅西汉时代就有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学优之士登上最高政治舞台，成为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隋唐时代建立起的科举制，更是使文官选拔制度走向完善，使更多的人才可以展示才能效力社稷，难怪唐太宗李世民看着鱼贯而入的士子们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科举制加速了阶层间的流动性，使平民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寄托了士子们的美好愿望。士人们也没有辜负社稷黎民的期待，成为国家的栋梁。唐宋及以后的朝代，宰相与大臣的人选主要来自于进士，更有像文天祥这样的名士出任宰相，像翁同龢这样的才子充任帝师——他们都是状元！ 2、悬壶济世，为人师表。各种选拔制度，在它们所施行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最大限度吸纳了天下人才参政议政，但也无法消化掉庞大的士子队伍，因此，落第之士的前途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许多士人主动改变观念，自寻谋生发展之路，他们的走向有许多规律可寻。“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据说是范仲淹的名言，这也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解读和补充。不能入朝为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造福民众，退而求其次，也要悬壶济世，做个像扁鹊张仲景那样医生，解除百姓的痛苦，明代的李时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更多的人选择了教师的职业，继承了先师孔子的事业，传道授业解惑，为中华文明保留种子，为社会进步培养人才，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看做“君子三乐”之一。士子们在私塾、官学中挑起大梁，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启。唐宋时代兴盛起来的书院，为著名的士人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书院里有硕儒名士可以切磋交流，有丰富的藏书可供阅读，在这里讲学，在这里争鸣，往往可以促进思想史上重要事件的发生，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就留下了千古佳话。 医生和教师，是中国古代农村最基层的知识分子，也是所在地道德风尚的风向标。他们往往能做到身体力行，推行教化，在民间通常具有较高的声望，于是，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乡贤，也成了乡村自治的核心之一，参与制定乡规民约，调解邻里冲突，做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器和润滑剂，及时化解了乡里许多的大小矛盾，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村古朴醇厚民风的形成与传承，都有他们的功劳。 3、进退出处，收放自如。与士文化传统相伴的社会制度毕竟是封建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它有压抑人才、摧残人才的一面，士子们的生存与发展也因此，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们有事必须在出处进退间做出选择，在这一点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超然物外，非常潇洒。 道家之士做得比较干脆，选择对乱世的回避，以挣脱名缰利锁，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与愉悦，做精神的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像庖丁解牛那样在矛盾冲突中游刃有余。 孟子的观点则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为后世之士预定了更加宽广的前进路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前半句强调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时候，要保持好自己的善性，不随波逐流，表现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后半句重申若是政治上顺风得意，就要普济天下，是一份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的儒家情怀。白居易的解读更加生动恰切： “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这样士人们就有机会纵情山水，品茗赏花，在审美的境界中弥合现实生活里精神世界与人格的分裂，化解痛苦，超越痛苦。王羲之说得好：“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陶弘景讲得妙：“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作为科场失意者，李白浪迹江湖，要用自然山水来冲刷痛苦：“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作为官场失意者，苏轼痛苦反思，要在江海之中寄托心灵：“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追求心灵自由的过程中，士人们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展现出自己的博学多艺。 他们有写作的才能，诗词歌赋尽逞其能。 他们有广博的爱好，琴棋书画无所不能。 他们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对应物，梅兰竹菊各有所爱。 中国士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的就是如此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就是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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