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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元末那么多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只有朱元璋一个人成功登顶？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也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达练。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历代农民起义者虽然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们，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象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要靠抢阶级兄弟们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末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惶惶。”（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在后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昨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渡江之后，朱元璋更加重视军纪建设。他明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做为一种代替，他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以后成为定制，从此军人百姓，两相安静。 为了凸显自己的仁慈，他在攻下许多城市之后，都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有部下说他用刑太宽，他却说：“老百姓受的苦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朱元璋十分擅长搞政治攻心。在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因军事进展不顺，心情不好，对俘虏的朱军大开杀戒，表现得毫无风度。朱元璋却利用俘虏，大造政治攻势。他听到陈杀俘的消息之后，命令全部释放陈军俘虏，有伤的派大夫治疗，然后悉数发给路费，遣送回家。两厢对比，高下立判，对瓦解陈的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登基之前，朱的部队一直是“仁义之师”，朱本人一直是行“王道”的表率。由此民心归附。岂料据有天下，全国人民被纳入他的牢笼之后，他从宽厚仁慈一变而苛刻残酷，举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宰割天下，残杀功臣，成为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魔王。其实，变的并不是朱元璋的本性，而是时势。登基前，他有求于各个社会阶层，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登基后，百姓已经成为他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以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另一点与普通武夫不同的，是他对书籍的兴趣。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腐柔弱。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他尊重这些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他在军中专门养了几个秀才，没事时就让他们教他读书认字。 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至正十五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作。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学以致用。在浩如烟海的群籍中，朱元璋最喜欢读的，当然是兵书和史书，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智慧经验，可以供他去借鉴、欣赏、品评、共鸣。《孙子兵法》他烂熟于心，历代战史、战例、战将也是他研究的重点。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杰出的实践本领，使朱元璋在兵戈纷纭中多谋善断，棋高一招。 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象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他最突出的军事个性是“持重”。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画，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在起兵之初，他即与其他豪杰不同，不乐于流寇主义，而是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巩固一块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 朱元璋耐性极佳，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给朱元璋带来了胜利，初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只不过朱升之策恰与朱同心而得其认可罢了。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太祖实录》）郭子兴死后，他被韩林儿政权仅任命为郭子兴部的三把手，他也不急于正名，而安于实际上的一把手，名义上的三把手这个地位。他早就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脱身，却依然委身韩林儿政权之下，直到确有把握才脱离。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早就有人劝他称帝，他迟迟不同意。朱元璋的称王称帝在元末股反元力量中是最晚的一个，但也是唯一的最后获得成功的一个人。 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那时朱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北元一个敌人。而北元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伏军。 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那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风险。正是按照朱元璋的这—战略，北伐一步一步，逐渐消耗了元军力量，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从出师北伐到克元大都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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