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有清一代最家喻户晓的人物,乾隆大爷肯定能进前三。叫花鸡、三鲜锅巴和龙井虾仁就不说了,人民路上的烧饼和瓦罐汤也能附会到他老爷子头上去。他题过字的名胜古迹更是数不胜数,北京香山上就有55处,论总量的话,我印象中似乎只有一位长者能与其比肩。不过我们今天不讲他的奇闻异事,只讲他的盖章。 清代郎世宁《弘历观荷抚琴图轴》中着汉服的乾隆形象 首先,他的印章很多。 很多是多少?和宋徽宗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现在书画上能见到的宋徽宗收藏印不过13种,而乾隆爷常见的收藏印就有172种(《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清代皇帝印玺均有印谱,称宝薮。《乾隆宝薮》记载的有一千余方,但综合《宝典福书》和《圆音寿耋》等统计的话至少有1800枚! 很大是多大?再和宋徽宗对比一下吧。宋徽宗的收藏印,小的如“宣和”、“政和”等都是1厘米宽2厘米长,最大的“内府图书之印”也不过7厘米见方。而这7厘米,都不够乾隆大爷给自己刻印的起步尺寸。就拿他八个“乾隆御览之宝”来说,2010年台湾拍卖的那一方边长竟然达到11.7厘米,比你手掌还宽。另外“古稀天子之宝”是13厘米,“八徵耄念之宝”是12.8厘米,往古人字画上一戳,艾玛,老霸气了! 米芾在《画史》中吐槽过宋代皇家收藏印太大的问题:“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我相信他看了乾隆的印章后会乖乖闭嘴的。 然而最最主要的,是乾隆爷和宋徽宗的盖印方式有天壤之别。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装裱常识吧。中国书画最经典的装裱叫“宣和装”(是的你没猜错就是宋徽宗发明的),这种形式的手卷装裱如下: 以这幅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宋徽宗的盖印方法(限于篇幅没有展现尾纸)。他的收藏印都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字画的笔触,涉及到本幅的印章只留了个边框在上面: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古人的字是贴着边缘写的,宋徽宗岂不是要把印泥压在字上了吗? 没有! 我们举个栗子,这是杜牧唯一真迹《张好好诗》: 有没有发现“张好好诗并序”右边一条纸的颜色有些不一样?宋徽宗真是不怕麻烦啊,碰到这种字贴着边缘的,他会让内府接上大约半寸宽的纸条再钤印,所以这里的双龙印还是没有碰到字! 上图是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徽宗仍然接了半寸纸,就是怕印章碰到“过庭撰”三个字。但乾隆大爷好像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正文中五枚印章都是乾隆的…… 这上面的名家印章有李世民的“神龙”、赵孟頫的“吴兴”、项元汴“墨林山人”等,但大多可怜巴巴地合租在了右边隔水处。再一看正文中间一溜四个“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寿“……呵呵。 你说这不算什么?好吧,前方高能预警—— 。 。 。 。 。 。 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本,乾隆很开心地把他那13厘米的印章盖在了当头…… 就问你们怕不怕! ![]()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上面五段题跋有四段都是乾隆的。哦对了,还有印章,看不清楚没事,最大的那几个都是。正如苏立文先生在《山川悠远》中抱怨的那样:“他的御章遮盖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迹上,有时候遮盖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再来感受一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二棒在石渠宝笈展看到中间那个“神”字时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 啊,说到乾隆题跋就不能不提《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是元代黄公望八十二高龄时所绘,称是中国山水画登峰造极之作也不为过。明末吴洪裕得到此画极为爱惜,临死时居然下令将其焚毁殉葬。幸被侄子及时从火中抢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两段。前段短的称“剩山图”,后段长的称“无用师卷”。 乾隆年间,湮没已久的《富春山居图》居然被人献入宫中,这下乾隆大爷可乐坏了。他对此画爱不释手,后来游览富春山的时候,更是每走到和画里相同的位置,就在上面提笔咏怀。于是画在他手里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颤抖吧,人类! ![]() 啊,相比之下宋徽宗的题跋可就太弱气了。这是宋徽宗在李白唯一真迹《上阳台帖》上的题跋。他老老实实在后面接了一段纸,然后用瘦金体题了字—— 圆圈处为宋徽宗题跋。最右的“青莲逸翰”是乾隆写的。大图如下,请无视乾隆的两个印章: 怎么说呢?乾隆不是不懂汉文化(至少比我懂得多得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完全是心态问题。有清一代,满人对汉人一直是以外族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对于中原文明的态度也一直非常微妙:既要时刻绷紧不被汉人同化的弦,又要从儒家思想那儿为自己的入主中原找到合理解释。翻一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你就知道那时候皇帝的心态有多焦虑了。 乾隆时期,清朝的各项制度都渐趋成熟,汉文化开始全面“反扑”,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对满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渗透。尽管乾隆极力想保留满族主体性,但采取的种种举措在文化交融的洪流面前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更为吊诡的是,乾隆作为全国领袖,他本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满汉文化交触的先锋:小民因为头发没剃干净就被斩首,他却躲在深宫玩汉服cosplay;大搞文化工程,编修存书3475部的《四库全书》,同时存目销毁的却有6766部之多。这些都体现了乾隆作为外族征服者的的矛盾心态。具体到对待古代字画的态度上,乾隆表面用的是汉人形式(传统的鉴藏印和题跋),但内核却是极度粗暴野蛮的征服者姿态(毫无法度的乱盖乱写),若要类比的话,大约与猫科动物用尿液来圈领地是一个道理。 齐白石“万物过眼即为我有”寿山薄意章。这也是二棒的座右铭。 但问题在于,文化不是领地,也不能像“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那样打下来。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文化是属于历史和全人类的。如大刘所说:“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盖收藏印的心态其实很好理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钤印者希望借着这个流传不断的载体留下一点痕迹,让后人知道以前有这么一个“我”,和现在的“你”看着同一样东西(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美好),如此而已。但当文物真的在特定时期落在了特定的人手里时,这生杀予夺的快感却是非常让人难以自制的。保护而非破坏,尊重而非征服,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正因如此,千年之后看到“昏君”宋徽宗留在装裱上窄窄的纸时,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没有制度,权力就只能靠自己的品德来约束。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能真的只差在那半寸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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