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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4日，春意盎然的日本马关，一队中国清朝装束的中国人簇拥着一个轿子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保护下步履匆匆的行走在街道上。轿子中坐着一个年逾古稀的中国老者，此时的他正低头沉思，眉目紧蹙，但能看出他气度不凡，绝非一般民众或者富商。眼看这一行人就快要到达自己住处，这时从路边人群中忽然窜出一人，冲至轿前，在随从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对着轿中老者拔枪便射，子弹穿过老者的墨镜射中左眼下部脸颊位置，老者顿时血流如注。 随着枪声响起，街上顿时大乱，一部分警察和宪兵拔刀驱散人群，另一部分则奋力拨开人群试图擒获枪手。枪手在开枪后迅速冲进街边店铺，但还是很快被擒获。这一行中国人什么来头？为何会让日本警察和宪兵如此重兵护卫？轿中老者是谁？又为何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遭刺客袭击呢？
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1895年中日两国的一件大事说起。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已今日第二个年头，日本在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胜利。辽东方面，日本已占领牛庄、营口等辽东重镇，兵锋直指辽河东岸；而山东方面，日本于2月17日在刘公岛登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仗打到这个份上，议和之事也随着前线溃败而被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清政府从1894年11月到1895年1月先后分别派出以德籍洋员崔德林和以张荫桓、邵友濂为代表的两批使团前往日本请求议和，然而都被日本以“无代表中国议和的资格”和“未被授予全权”的理由而拒绝。
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在战场形势越发被动的情况下派出了一个足以让日本满意的重量级人物作为议和代表前往日本议和。这位重量级人物正是开篇所述的行刺案中被刺杀的老者——文华殿大学士，集北洋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于一身的晚清重臣李鸿章。由于中日议和事关重大，李鸿章丝毫不敢怠慢，于抵达日本的第二天下午就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开始了第一次谈判，并在谈判中首先提议双方马上停战，为商议媾和条款创造良好的气氛和条件[i]。
而第二日的谈判中日本方面即提出了停战所需满足的条件，主要包括：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及山海关以及周边所有城池堡垒；上述地区清朝驻军解除武装，武器弹药交日本军队暂时管理；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由日本军队接管；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的驻扎费用由清朝方面承担[ii]。如此一个让清政府京师门户洞开的苛刻草案自然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谈判遂陷入僵局。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正是这起对李鸿章的刺杀案使得中日间的停战谈判得以峰回路转。
清政府派出的全权议和代表在日本的国土上遭到日本刺客的袭击，不仅在中日两国朝野间引起了一场地震，就连万里之外的欧美各国对此也是异常关注。根据警方审讯，刺客名叫小山六之助，原名小山丰太郎，群马县平民，是一名为各种政治团体卖力的政治打手[iii]，其刺杀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和谈，让中日战争继续下去。
根据国际法，所在国有义务保护外国使节的人身安全，由于日方安保疏漏所致的李鸿章被刺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舆论和政治的被动之中。伊藤担心行刺会“使清国在乞求干涉上得到最大口实。”[iv]。甚至在与外相陆奥宗光的交谈中表示此次刺杀事件“比一两个师团被打败更让人难堪”[v]。
陆奥宗光则认为日本应立刻采取善后措施，他担心李鸿章以养伤为名回国而博取欧美各国同情，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不得不对中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主导中日谈判的两巨头取得一致意见后，日本的危机公关就高效运转起来了。首先派出两名陆军军医总监为李鸿章医治枪伤，并且要求把李鸿章的病情直接向天皇及皇后报告。其次，天皇派出侍从武官左卫特使前往慰问探望李鸿章，并下诏书要求将刺客交“由有司官员，依法严惩不贷”[vi]，刺客小山六之助很快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三，日本社会各界及民间团体纷纷前来探望李鸿章，表达对李鸿章的慰问，路远不便前来的则寄送礼物和慰问品对李鸿章的遇刺表示歉意。
（电视剧《走向共和》截图）
在外行看来，日本此时的态度确实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歉意和愧疚，而在外交行家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二人看来这还远不足以安抚中国方面和各列强，因此二人决定在停战一事上做出让步。经过御前会议上的争论，二人力排众议做出了与中国停战的方案，但该停战方案没有将台湾包括在内。3月28日，陆奥宗光前往探望李鸿章，并在病榻前表示“可定立期限于区某域内应允停战”[vii]，陆奥的表态令李鸿章大喜过望，没想到之前几乎陷于失败的谈判竟能因为自己挨了一枪而成功了。
由此，双方于3月30日签订停战协定，除台湾地区外，交战区域内的中日军队停止了作战行为。可以说，就到此为止的停战谈判来说，李鸿章遇刺事件在停战协定的签订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力图挽回刺杀事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只好暂时收起了准备宰割中国的利刃。但对于李鸿章来说，真正艰难的谈判还没有开始。
4月1日，因李鸿章遇刺而中断的中日谈判重新开启并正式进入了媾和谈判的阶段。由于李鸿章大伤未愈，根据日本方面向清政府提议，又李鸿章嗣子李经方代替李鸿章前往谈判地点与日方谈判。日方当晚便提出了媾和条约的草案。在该草案中，日本列出了包括朝鲜自主，割地，赔款，以及通商等事务在内的大量苛刻条件，尤其是赔款与割地两项最为严苛。在条约中，日本要求中国割让包括辽东湾东岸和黄海北岸盛京省所述岛屿在内的大片辽东领土，以及整个台湾、澎湖所属岛屿[viii]；赔款方面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3亿）白银作为军费补偿，共分五次交清，未经交完之前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息[ix]。苛刻的条件使得因顺利停战而稍感轻松的李鸿章又陷入了焦虑不安中，对谈判的前景几近绝望。
割地问题讨价还价的示意图
无奈之下的李鸿章只好命随从撰写一篇回文回复日本方面，文中大意就是日本的条件过于严苛，便中国答应这些条件，中日两国也会因此埋下仇恨的种子，对于未来两国的和平友好是不利的，另外还强调了中国当时的难处，有请日本三思并体谅中国难处之意[x]。狡猾的日本人一直没有对李鸿章的回文做出任何表态，反而于4月8日当天忽然要求中国使团必须于次日对日方提出的媾和条件做出答复。4月9日，迫于日方压力的李鸿章代表中方送出了草案的修正案，作为第日方草案的答复。在该修正案中，李鸿章缩小了割地的范围，并提出只能赔款一亿两白银作为对日方的战争赔偿。日方接到这份修正案后大为不满，指出该修正案与日本提出的草案相去甚远，蛮横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媾和的诚意。但是蛮横归蛮横，此时的日本因担心列强干涉，因此也不愿谈判因陷入僵局而拖延时日，于是于次日针对中方的修正案提出了再修正案并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在日方此次提出的再修正案中，最显著的让步有两项：第一，将赔款数额缩小至2万万两白银，分八次交清；二是取消了对奉天府的占领要求和规定在第一次赔款支付与新通商航海条约批准交换后撤走威海卫的占领军[xi]。提出这份再修正案后，日方表示这是日方最后的底线，中国方面“唯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xii]。4月15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这次谈判从下午两点半谈到晚上七点半，李鸿章虽然已明白日本方面不可能再做出任何让步了，但还是在长达五个小时的谈判中尽一切努力试图说服伊藤博文对草案条款做出某些修改，对此洋员科士达在日记中写道：“总督一开始就在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但仍试图做种种修改。”[xiii]。然而可惜的是，对于他所提出的请求，伊藤博文无一例外地拒绝了。4月17日，两国正式签订《讲和条约》，中国史学界一般称为《马关条约》。
需要指出的是，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即“李鸿章在日本和谈期间遭到刺杀，日本政府因外交上的被动而将赔款从三亿两白银减少到了两亿两白银”，甚至连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著名纪录片《枪》的第四集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称射入李鸿章面颊的这颗子弹是“价值一亿两白银的子弹”。
▲央视纪录片《枪》第四集《手枪》截图
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和想当然的。从历史资料还原的当年实际情况来看，刺杀事件在中日暂时休战这个问题上确实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使日本在被动之下不得不宣布休战。而并没有显示出刺杀对媾和条约中的赔款数额产生任何了影响，反而充分揭露了日本在媾和条件上的苛刻，贪婪和蛮横。如果一定要说是什么促使日本最终减少了索要赔款的价码的话，那只能是李鸿章这个“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以老迈之躯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所做的努力和牺牲了。 参考资料： 吉辰著，《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三联出版社，2014年9月 [i]《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55页 [ii]见《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57页 [iii]《司法资料》【日】232号，22页；转引《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70页 [iv]《机密中日战争（摘译）》，《中日战争》续编第7册，141页；转引自《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65页 [v]《医学博士佐藤进先生自伝》， 69页；转引自《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65页 [vi]《蹇蹇录》，136页；转引自《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70页 [vii]《陆奥外务大臣致李鸿章函》，《中日战争》续编第十册，第337页；转引《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81页 [viii]《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88页 [ix]《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88页 [x]《具体可见《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193页 [xi]《具体可见《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218页 [xii]见《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217页 [xiii]《科士达日记》，《中日战争》续编第6册，625页；转引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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