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祖训》
求阙斋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家书摘录。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语虽涉谐谑，而即拟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又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家训：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又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家训：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人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所谓怠者不能修身，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代代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历观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具私，今日差幸不负此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没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知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重者灾汝躬，轻亦灭汝祚。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寤。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雨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偿，即得求勿坏。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忲。岁燠有时寒，月明有时晦。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馀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右不求
同治十年日课四条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才德。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中，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勉强。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内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又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丧之衰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衰麻苫块睹物而痛创，自至躃踊号呼变节，而涕洟随之，是亦可勉强而致衰也。祭之敬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自盥至荐将之以盛心，自朝至昃胜之以强力，是亦可以勉强而致敬也。与人之和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揖让拜跪，人不答而已，则下之筐篚豆笾，意不足而文则先之，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
功效。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凡修业之大人必有景从之徒党。斯二者，其几甚微、其效甚著，非实有诸已乌可倖致哉。又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闵其苗不长而揠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忠勤。井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阳刚。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退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悔吝。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中则亏。《易》爻多言
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名望。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絜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议于神明也。
居业。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氐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就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焉？”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可住者耳。……克勤小物。古之成大业者，多是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
世泽。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措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编者按：原文无此字，为新添字。）厚，有味乎其言，至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扬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