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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勇，男，1973年9月出生于湖北天门。中学一级教师，武汉市洪山区中语会会员，华师一附中初中部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先后获得华师一附中优秀教师、华师一附中工会积极分子、华师一附中“三育人”先进个人、华师一附中优秀党员、华中师大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有效德育，快乐语文”是其一贯的追求。带领年级班主任进行“班会系列化”探索与实践，语文教学论文、设计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奖项；参编《2011年中考满分作文》等教辅用书2部。指导学生多人多次获得国家、省市作文竞赛一等奖。现工作于北京。
《韭菜青，豆芽黄》 2005年，我坐在从武汉开往深圳的火车上。虽是硬坐车，车箱内却舒适异常。空调开足马力工和着，气温低得让人心旷神怡。列车广播中轻声播放着最流的热门歌曲，面带倦容的乘客，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的坐着，甚至没有坐满整节车箱。窗外，映入眼帘的青山隐隐水迢迢，还有南中国夏日里灿烂的阳光。我坐在临窗的坐位前，兴致勃勃地欣赏沿途的风景。 早在年初，工作于鹏城的两位老友打来电话，力邀我去“改革开放的窗口”玩玩。这两位仁兄是我在中专念书时的同学，在那边工作己有好些年了。面对这样的美事，我虽然趋之若鹜，无奈在乡村学校供职，工作内外的的事务实在让人抽不开身，出门一趟殊为不易。因此电话、网络、短信联系来联系去，弄了好些次，竟一直没有成行。而今，抛开琐碎的备教改辅考，抛开沉重的家务，我真的如脱笼之鹄，快乐至极。 夜色阑珊中，乘务小姐推着餐车翩翩而至。我掏出十元大钞，买了一份盒饭，放在坐前的小茶几上，开始享用这昂贵的晚餐。米饭微微发黄，但透着微香，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尝。荤菜是普通的鱼香肉丝，配菜作料多而肉少，并无什么特色。素菜倒是有足足的半盒，定睛细看，呀，韭菜青，豆芽黄，悦目的色泽，醉人的馨香，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向了数百里之外离我越来越远的家乡……
我的童年是在天门东乡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渡过的。那小村紧临县河堤，唤作白湖口。白湖口周边并无真正的湖泊，只因村西南约一里处，有一柴山，名曰白湖山，白湖口村由此得名。听村中的老人们讲，解放以前白湖口是相当繁华的。在那年月，没有火车、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天门东乡人去省城武汉多走水路。人们一般从卢家口出发，坐洋船顺县河而下，最后到达汉口。故有乡村童谣至今流传：走走走，卢家口，搭洋船，下汉口。时至今日，卢市净潭一带仍将小孩尿床戏称为“下汉口”，即源于此。白湖口在卢家口之东，走水路不到三公里，直线距离更近，因当天门东乡到汉口水路之要冲，故而兴旺一时。据说在鼎盛的时候，整个白湖口小集市上竟然找不到一棵可以系马的树——街面上有限的地盘，都用作建门面了。解放后的数年中，县河轮船航运依旧，白湖口在旧有集市的基础之上，相继建起了食品，商场，饮食业，采购站，学校，后来又有了乡政府，卫生院等等机构，俨然成为天门东乡新崛起的政治文化副中心，其影响力直逼卢家口。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河对岸到县城省城的公路相继开通，并不断提高等级，县河渐渐演变为天门市区内一条单纯意义上的泄洪河。等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轮船的停航，白湖口新建的私人住房虽一栋接一栋矗立起来，旧有的集市却日渐衰落。从那时起，人们买东西，无论是大件还是小件，都爱坐车往卢市、净潭跑了。上县城，下汉口，也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我的家，就坐落在白湖口小集市的正中心。我父亲承继祖业，拥有当街面对面的两间房子。据说在我曾祖父活着的时候，我家在白湖口做着很大的买卖，主要经营杂粮行，布匹等行当，生意红火之极。最兴盛的时候，老字号的“程聚和”甚至拥有街西头大半条街的产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家道中落了，爷爷只好带着我叔叔和姑姑，远走他乡到异地谋食。这样，只留下我父亲一人，在白湖口支撑门户。 我父亲和母亲在白湖口祖屋中生活了近三十年，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养育了一双儿女，那就是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父亲念过初中，母亲读到了高小，在同辈人当中，他们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可惜的是，二老生不逢时。他们不得不早早的离开学堂，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的记忆当中，年轻时候的父亲，似乎一年到头在忙碌：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种蘑菇，捉泥鳅，帮别人家吹唢拉，贩小菜卖……甚至于到各家各户去收集旧酒瓶。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拼搏之下，我们家才勉强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姐弟俩同时上学竟然不用借债。 等到我和姐姐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负担似乎更重了起来。我清楚的记得，那时，我们一学期的学费要花五十六元，这还不包括平时的生活费。而数年之后，当我从师范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一月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六元。那是后话了。 正是全家经济陷入困顿的时候，忽然有一日。父亲异常欣喜地向我们宣布，他终于找到了增加家庭收入的门路，那就是——育豆芽。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物质还是相对匮乏的年代，没有肯德鸡，没有卖当劳，更没有像今天超市里永远也卖不完的生鲜。对村民们来说，能够在餐桌上摆上一碗豆腐或是豆芽，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母亲对父亲擅自作主，到外地去偷师学到的这门手艺很不以为意，然而我和姐姐却都感到欢欣鼓舞。父亲在我家屋后的县河堤半坡处，用旧砖旧瓦旧木料垒起一座十几平米小屋，作为生产作坊，又四处收购，或买或借或捡，弄来许多口水缸，这些水缸，高矮不一，有的早己破损，半腰用铁丝缠绕了一圈又一圈，那样子，随时都有可能分崩离析，作鸟兽散。父亲在每一口缸的底部用凿子凿出一个拇指粗的小孔，再用软布制作成小塞子，塞住这些小孔。后来，我才明白，开这些小孔是为了方便浇水放水。此外，父亲又添置了其它许多细小的东西，如铁丝筐，竹篓，杆称……几天之后，我家的豆芽作坊便正式开张了。从那里开始，我家的生活，便和豆芽自息息相关。
育豆芽是很辛苦的活计。具体说来，有三关最为难过。 第一关，是原料准备关。最早的时候，我们育豆芽选用的是本地产的黄豆，即村民们常说的六月爆子和五月爆子。这一类黄豆的特点，是采购方便，价格便宜，不足之处是精选不够，里面常常混有不能发芽的子粒，而这些子粒如果不能事先挑选出来，它们就会在豆缸里发酵腐烂，最终会倒致整缸豆芽都变成烂菜。那烂菜颜色发红，一股酸味，用手一摸，滑腻而滚烫，喂猪都不能，只能当作农家肥下到地里去。所以万万马虎不得。为了把好选料这至关重要的关，父亲发动全家，大搞人民战争。记得那时节，只要我放学回家，帮忙选豆子就是必做的功课。父亲在屋后的天井里放上一个大脚盆，里面盛上清水。然后把从县河边淘好洗净的准备上缸的豆子倒进去，泡上一两个小时，再用竹篓盛起来，倒在用两个小凳子搁起的簸箕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可能发芽的豆子从千千万万颗水淋淋的大同小异的豆子中择出来。其工作之烦琐，正在于此。经过两个小时的浸泡，子粒饱满的豆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有虫眼破损的豆子则因为吸水过多，外表皮呈现乳白色，子粒明显大于其它的豆子。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我少年时代的许多光阴，就在这单调的择豆子的活动中渡过。每当我累得两眼发花，浑身僵硬的时候，父亲便会用无奈的话调对我说：“坚持一下，很快就完了。”每每这时，我心中就会涌起无端的酸楚。 后来，在一位好心人的指点下，父亲终于明白，要生产出优质高产的豆芽，用本地的豆子是极难做成功的。竟陵城关的培育豆芽的大户，都是用山西黄豆做原料的。山西豆子虽然比本地黄豆贵许多，但破损少，出菜率高，管理方便……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如获至宝。第二天就骑上他那辆破旧的载重自行车摆渡过了县河，然后沿竟钟公路，直奔县城。那时，竟钟公路上，班车早就开通了。市运公司在路上开行的是那种两节头的一次可装五六十人的大客车。为了省下来回几块钱的车钱，父亲去天门城关，常常选择骑自行车。此次当然也不例外了。找到门路以后。父亲就更加劳碌起来。因为远道采购的重任，义无返顾的落到了他的肩上。每次他都会一口气从城关驮两麻袋重几百斤的豆子。并当天往返。每当他驮着豆子到达对岸河边渡口时，满街的人都会听到他扯着嗓子，冲河这边猛喊我名字的声音。家里人听到他叫喊后，便急忙动身，到渡口边去迎接。那渡口离我家只有一百来米的距离，设施却相当简陋。河两岸的上下坡又陡又窄，且是土路，用来摆渡的那只小木船，是用木桨作为动力的，汽车拖拉机是根本无法通过的。像父亲这样，一口气上几百斤的货物，就显得殊为不易了——船在水中左右摆动，两三百斤重的自行车根本没有支点可以一口气爬上去。我们只好先用一个人空手渡过河去，然后在车后帮父亲把车推上船。过河后，再帮忙把车推上坡。这样的劳作，父亲每月都要重复几次。有时我问父亲：“为什么不一口气用汽车运一车回来，省得这样辛苦？”父亲笑笑，说：“哪有那么多钱一口气买一车，就是买回来了，也没有地方放。受潮变质了，就亏大了。”我默然无语。为了这辛苦的往返，父亲落下了腰疼的毛病，那时节，家里肌肝片之类的药物常常可以看到。有时候大热天从城关归来，父亲就会吩咐我，赶紧到村医务室去买十滴水解暑。后来，父亲年岁渐高，体力明显不如先前了。此时，我家的豆芽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父亲便常央村里时常驾船跑城关的李大叔从城里捎豆子回来，父亲的劳动强度才稍稍减轻了一些。
第二关是施水管理关。盛夏时节，几日大雨之后，再出一天太阳，农家田间地头就会有密密麻麻的豆芽破土而出，这是农人收割未净掉在地里的豆子发的芽。这种野生的豆芽，味道鲜美，很多人爱吃。于是有人便误以为，培育豆芽，只要把豆子放在暗处（避免光合作用），如种花一样，每天想起来，就浇浇水，不几日，就可产出精神饱满的豆芽了。事实并非如此。像我家那样的较大规模的培育豆芽，和家户人家小打小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通常是把几斤甚至是十几斤豆子放在一个缸里培育，经过三到五天时间，长出的豆芽就一层一层，像建楼一样，从缸底你压着我，我压着你，争先恐后往上长。由于豆子太多，豆芽生长时散发出的热量不易散失，因此过不了多久，就要用水浇一次，直到把缸内的温度降至和室温一样为止。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亲用扁担担着河水，一趟一趟往坡上攀登，每天数次，苦不堪言。夏天气温高的时候，县河里的水滚烫得可以煮熟鸡蛋，父母亲只好将就着用这热水浇豆芽。这样导致的后果当然是许多缸豆芽烂缸了。父母为此伤心不己。后来父亲想出办法，在豆芽作坊的后面，居高临下建起一个小型的蓄水池，水池的底部，用自来水管连出来。然后再在自来水管上加一软管，这样，只要蓄水池中有水，打开龙头，就可以浇豆芽了。再后来，父亲又在我家正屋的后面打出一眼机井，装上电机，用塑料管把井水引到河边的畜水池中去供浇豆芽用。井水冬暖夏凉，浇豆芽正好。此外，挑水之苦算也免除了。我家的豆芽作坊至此有了现代化的气息。然而，施水管理终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在不同的季节，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浇水的次数也相应的不断增回。最高峰时，一天24小时，要浇水六遍，这也就意味着，父母整整一个晚上都不能安睡——因为浇一次水，至少要花去二十到三十分钟，这一遍还没有浇完，离下了遍浇水的时间也就只有两三个小时了。父亲像排功课表一样，把每日施水的时间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极其郑重的规定：全家人都要关注这个时间表，必要时相互提醒，严防漏施水和误期施水。我们于是天天在家里重复这样的问话：“水施了没？”“时间到了么？”近乎神经质。 从我家下到河坡，要走过一段窄窄的土路，晚上出门既要防坏人，又要担心路上有蛇，遇到天雨路滑，更是惊险不己。所以每次出门前，父母总要先带上电筒，穿上套鞋。有好多个夜晚，我在梦中醒来，看见父母房间里灯火通明，便知道他们刚刚在河边忙碌了半天，刚刚回来。此时每每能听到父亲重重的咳嗽和母亲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声音端茶倒水的声音，有好多次，我辗转反侧，泪湿枕巾。 遇到父母田间农活极忙的时候，给豆芽浇水的重任，就落到我的头上了。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轮到我浇水时，我总是格外的小心，生怕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使家庭蒙受惨重的损失。就这样，在全家的精心照料之下，我家的豆芽作坊生意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第三关是四处销售关。白湖口是典型的裤子集。每天天不亮，离我家不远的菜市场就人来人往，渐渐热闹起来，而一到早上八九点钟，一个个卖菜摊点前，就门可罗雀了。这时往往是卖菜的人，比买菜的人多。为了赶在这有效的几个小时把豆芽卖出去，父母亲总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起来。到河边后，他们要先给作坊内所有的豆芽浇一次水，然后把当天要卖的豆芽从水缸里一把一把的掏出来，放在钢丝编成的大筐子里，挑到河边去，淘去外壳，去除异味，这样的豆芽，方可拿到市面上去销售。每当一担子水灵灵的豆芽从河边被挑上岸时，我们仿佛看到了全家希望。 最初的时候，白湖口街面上，只有我们一家在卖豆芽，因而生意出奇的好。以至于当我周六回家的时候，早晨不得不在一旁帮父母收钱算帐帮小忙。每年农历六月时，正是天门东乡“双抢”时节，我家的豆芽生意更是火爆，有时，因为要买菜的人太多，父母亲只得把准备第二天卖的菜先拿出来卖掉，然后急急的回到家去，追加下料，直到“双抢”结束。后来，看到我家生意好，周边村子里一下子又冒出了好几家豆芽作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家的生意日渐清淡起来。为了打开销路，父母亲作了分工：母亲守住白湖口的市场，父亲则挑着百十来斤重的担子到离家几里之外的净潭去卖。那时，新净潭乡刚刚成立，露天的集贸市场比白湖口要繁荣许多。可是，从我家到净潭，每天必须要过的，还是那条横亘在我家屋后的县河。河边虽有渡口，但摆渡人却住在河那边，因此渡船晚上一般也停在河对岸。有好多次，父亲为了能清早过河，不得不先摸黑游到对岸，将河对岸的渡船划过来，然后再自己摆渡过河，匆匆踏上征程。净潭必竟离家太远，每日隔河渡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净潭市场上，卖豆芽的人也相当的多，因此，去过几次之后，父亲就彻底的放弃了净潭的那个市场，一心经营白湖口的生意。 时代在向前发展，农村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等到白湖口的肉案越开越多的时候，几家卖豆芽的生意便日见落寞起来。几家和我们竞争的作坊主眼见市场日见萎缩，纷纷打了退堂鼓，白湖口于是又变成了我家独家经营。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农村的情况更是一年比一年好，许多人家建起了新房子，买下了彩电，摩托车等现代化的东西，农家的饭桌上，也日益讲究起来。我家的豆芽生意，因而更加萧条起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挑一担子水嫩鲜活的豆芽菜上市，往往只能卖到几块钱。无奈，她只好用豆芽菜和别人换早点，换蔬菜，借以增加销量。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她便挑着担子，到附近村子里去贱价销售，有时能换回好些个鸡蛋，这往往就会成为我的盘中美餐。直到现在，我还非常爱吃炒鸡蛋，正是与此有关。极度倒霉的时候，在乡间穿行半日也不见得能把存下的豆芽全部卖出去，这时，母亲就只好挑着卖剩的豆芽，疲惫不堪的往家里赶，因为家里还有做不完的家务，地里还有个人丢不下的农活等着她去干。数年以后，十里八乡的人便渐渐忘了我母亲的姓名，老老少少，一律称之为“芽菜婆”了。 卖不出去的豆芽实在太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炒上一盘，自己享用。母亲炒豆芽时，总喜欢放少许韭菜，然后边往锅里添水边炒，因为她怕豆芽炒焦，韭菜炒黑。这样的韭菜炒豆芽，我们家吃了好久。后来我们纷纷给母亲意见，说她炒的豆芽口感虽好，但稍显清淡。母亲于是不知如何是好了。那时节，电视上可没有什么天天饮食之类的节目，我买来一本食谱，仔细研读，终于悟得爆炒豆芽之道。我往往会选最好最嫩的黄豆芽做原料。炒菜前，先切好香葱，蒜头，生姜，青椒备用。等锅内热油烧至冒烟后，先把青椒和生姜放进去翻炒，然后放入沥干水的黄豆芽，快速的翻炒，待到豆芽梗由白变微黄后，加入香葱和切碎的蒜头，再放精盐味精和少许香醋，一盘爆炒豆芽就做成了。我做的豆芽菜，很长时间，一直是家里待客的保留菜肴，就连一向对饮食挑剔的姐姐每次吃到此菜，也往往会称赞不己。当然，也有反对者，那就是爸爸了。在我的记忆里，只要饭桌上有一盘其它的菜，父亲就断然不会对豆芽菜动筷子，无论这豆芽菜是素炒，还是和肉一起炒；无论是母亲炒的清淡型的还是我炒的酸辣型的，皆是如此。据父亲讲，他常年和豆芽要交道，面对豆芽，他己经没有任何食欲了。听此肺腑之言，我无话可讲。
92年夏天，我考上了县城的中等师范学校，粉红的体检通知书送到家时，父亲喜极而泣。或许，在他看来，培育豆芽的行当固然是辛苦的，但这辛苦获得了报偿。以后即使不做这生意，他也足可以稍稍喘口气了——那时考上师范，就相当于成了公家的人了，不仅学校有生活补贴，而且毕业后能够分配工作，这是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一样的庄稼汉梦寐以求的事情。 体检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早早的来到了卢家口。此时的卢家口，在人们的口语中，己正式更名为卢市了。父亲带着我，连同好些个中专过线的学生家长和考生一起，来到了人民医院。体检一切顺利，稍后的面试我也轻松过关，交毕预交书费，换回正式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和我紧张半日的心，至此完全松驰。 因为同去的学生及家长各有各的私事要办，父亲就和我来到街上闲逛。从出生到十八岁，这是父亲第一次带我逛县城，而在此之前，我仅仅到过县城两次：一次是小学时，参加荆州地区的作文竞赛，另一交则是参加中考。父亲和我在街上东瞧西看，不觉己是正午进餐时间。我小声提议，就近找一家餐馆，吃点东西。父亲明显的表现出了迟疑。我知道，他平时来城关，午饭通常只是吃一两个包子或是一碗面条了事的，因为他怕花钱。此刻，当我提出要进餐馆的时候，他大约己在考虑我进在师范之前，应添置哪些物件，要花多少钱，大宴宾客，又要花多少钱，而这些钱从何而来吧。我本不是一个大手大脚的男孩，家中的艰难，我何曾不了然在心，然而此刻，我自有奢侈一番的理由：为了应付一大早的体检，我出门时没有吃任何东西，现在还不吃一正餐，实在受不了，何况今天领到了正式通知书，说什么也应庆祝庆祝才是呀？我眼巴巴的看着父亲，等着他表态。父亲终于读懂了我眼中的期待。他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很坚定的对我说：“那就随便找一家简单的吃一下吧。”我双眼一亮，兴奋起来，不过肚子觉得更饿了。在鸿渐路市三医院对面，也就是现在的兴通商城那里，我们发现了一家小餐馆。这餐馆面积相当的小，大约只有十来个平方，却挂着国营的牌子，看室内的陈设，却也还干净。 我们看见他们当街摆着几个大托盘，里面盛着好些五颜六色的熟菜，很是惹眼，便走了进去。几个白大褂笑容可掬的迎了上来，殷勤地问我们吃点什么。我和父亲四目相对，不知如何回答。一个胖胖的四十开外的女服务员拿来了菜单，父亲略略的看了一下，便低头不语了。我拿眼瞟一眼那菜单，叫得出名堂的菜价格实在有些惊人。比方说，一盘刁子鱼，竟然要价五块，而那足够我父子二人坐车从卢市到天门跑一个来回了。我看了眼父亲，又看一眼服务员，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终于开了口，他指着托盘里的那几盘熟菜问服务员：“那里边的菜怎么卖？”服务员嘴角一撇，叭的一声收起菜单，冷冷的说：“荤两块钱起据，素菜一元起据，想打多少打多少。”说罢转身离去，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背影。我和父亲忙起身，来到那几个大托盘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共有四样菜：荤菜有两样，是瘦肉炒蒜苗，鱼块煎萝卜，素菜也是两样，一盆是芹菜炒香干，还有一样，便是那韭菜炒豆芽。父亲盯着菜盘，像是考虑了很久，终于对服务员说：“就来一块钱的韭菜炒豆芽吧，芹菜炒香干……”他顿了一下，看看我，说“也来一块钱的。”我默默的坐到里间的桌子旁边，服务员很快就按我们的吩咐，取来了饭菜。吃饭的时候，我望着菜盘中的韭菜炒豆芽，忽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不过，我可以把手放在《毛选》上发誓，我绝对不是认为当时的饭菜味道不好或者是因为当时没有吃到荤菜心里愤愤不平。有一种比饥饿更让人难受的东西在折磨着我，让我心痛，让我悲哀。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这次吃饭时的情景，还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还记得那天在桌上，父亲一个劲的劝我多吃，但直到最后，我们父子二人吃的都不是很多。走出饭馆后，我很想问爸爸，为什么他今天要点自己最不爱吃的豆芽菜？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没有问。回家之后，当母亲得知我们在城关吃饭竟然专门点了一盘豆芽菜时，几乎要笑出泪来。父亲很认真的说：“别的菜，点得起么？”我们一时没有言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待到我成家立业在学校买定了单元之后，父母才结束了白湖口的生意，来到净潭，和我住到了一起。虽然住的只是普通的三室一厅的房子，但比起数年前在白湖的艰难岁月，父母亲觉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 如今，我家的餐桌上，己很少能再看到豆芽菜的踪影了。前不久，父母亲在净潭街面盘起一家门面，红红火火的做起农资生意来。这门面设在净潭地区最热闹的十字路口上，每天西到县城东去省城的班车一辆接一辆从门前驶过。父亲现在要进货，打个电话到城区去，批发商的专车立马就可以将现货送到了。现在的状元大道上，邻里街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忙碌而快乐的身影。我家关于豆芽的话题，自此无人提及。 轰隆隆，轰隆隆。火车在京广线上飞驰。盒饭内，韭菜的清香，沁人心脾。嚼一口微甜的豆芽丝，我的脸上写满笑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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