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18日，是北京动物园建园110周年。北京动物园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设立的“农事试验场”。如今，北京动物园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动物园，里面还保存有不少西洋风情的建筑，如动物园大门、畅观楼等。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建筑是当时请欧洲人设计的，殊不知，这几处建筑的设计者是中国人傅佰锐，今年是傅佰锐先生逝世90周年。 动物园里的欧式建筑 动物园内的畅观楼、动物园大门进门处的一组建筑以及万牲园、兽舍等几处西洋风格的建筑，多年来有许多人猜测它们是外国人设计的，有人说是德国人，也有说是法国人。实际上这几处建筑的设计者是中国人傅佰锐。 今年是傅佰锐先生逝世90周年。傅佰锐，字峻山，号“五洲行者”，满族，也称“落广满族”。家族是在康熙平叛三藩之乱后，于1756年（清乾隆十九年）从北京调往广东戍边。他们的祖籍虽称广东南海，实际上是广州，居住地就是现在广东省广州市的海珠区海珠路和光塔街一带。 傅佰锐生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少时在家读私塾，后考入广东同文馆第二期学习。学习课程有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音乐、体育、美术和信息技术等。 1895年，傅佰锐由广东地方政府送至英国（同去者为关国栋，还有送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如傅佰锐的叔伯兄长傅佰山，因在同文馆学俄语，就送往俄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留英的学生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证实），傅佰锐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包括在伊顿公学的两年预科），学习英国的语言文学以及建筑，并获得两个学士学位。1903年毕业回国。 在这里要着重地提一下，在19世纪末期送出留学的学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一般都是由清政府送出，例如1862年送往美国的容闳等人，且绝大多数是南方沿海的人；第二，绝大多数是汉族。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人少之又少。其主要原因，是满族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优越，不愿意冒风险去万里之外到一个陌生国度学习，而傅佰锐却是极少数的例外。 傅佰锐回国后，进入清朝工部工作。他曾先后在北京设计了多处具有欧式风格的建筑（据查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在北京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最早的欧式建筑）。北京动物园内的西洋建筑就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其中包括：第一，动物园大门。即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坐北朝南的北京动物园正门（原清朝“乐善园”的一部分），包括正门、东、西、北面连在一起的一座两层的楼房，铁红色的木质柱子、楼梯和走廊，绿色的铁皮屋顶，与周围环境配合得相得益彰。此处曾作为公园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第二，是“万牲园”，其位置在现正门那组建筑的东侧和猴山之间，现在仍为小动物展览区。1949年后，北京西郊公园（1955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动物园），在扩建时将其拆除。 第三，是“畅观楼”。请注意与现在的畅观楼有所不同，现在畅观楼的后面部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上去的。原来的畅观楼傍水而建，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非常幽静别致，其风格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欧式建筑，采取不对称的格式，极尽建筑师所学各种欧式手法，来渲染其华丽和典雅。 畅观楼内的陈设、器具也以西洋式为主。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沙发的椅垫等大部分是农工商部绣工科特别制造，花卉禽鱼五彩灿烂。楼内四壁悬挂螺钿屏、钿绣屏，绣屏上有款识。有画屏四帧，为金陶陶女士手笔。西边二层东西两室内，各置一铜床，帐褥皆黄色，为慈禧、光绪来此的休息之处。东边三层楼上，陈列珍贵瓷器，主要为日本制造。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及光绪分别在十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一日去世，在去世前不久的四月、九月，曾两次来此，均在畅观楼小憩。慈禧第一次来畅观楼时，在三层平台上观看场内景致，并与光绪、裕德龄、李莲英等在楼上用茶点。 1911年（宣统三年），畅观楼售票，票价每人200钱。1912年8月29日、31日、9月1日，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到畅观楼，发表演讲。 推翻清朝后，中华民国初年，畅观楼内设有两面特大型“哈哈镜”，摆在楼下大厅左右两侧。一面照人细长；一面照人矮胖。室内屋顶上悬挂各式多盏料丝挂灯。墙上悬挂大型油画，地上铺地毯。楼中多宝槅、玻璃柜内，都陈列着各种瓷器、料器。门票为铜币10枚。 在“文革”前后，畅观楼后面发现一块刻有设计者名字傅佰锐的小石碑，埋在后墙根下。再后来，德国建筑历史方面的专家来动物园参观与交流时，看到畅观楼内部结构和设计，对当时接待他的人员说：“我从未在德国以外看到如此地道的德式皇宫的建筑！”其实，1908年初建成的“畅观楼”，最初的目的是作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乘船去颐和园时中间休息的行宫。 北大工学院礼堂被强加中式屋顶 除上面提到的北京动物园的三组建筑之外，京城还有几处傅佰锐设计的建筑。其中就有北京大学工学院（曾改名为北平大学工学院，华北工业大学等）的几栋校舍：一座两层的教学楼，一座图书馆和一座礼堂。 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前身是1903年开始设立的京师高等实业学堂。1950年后曾为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办公地点。由于建筑风格独特，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拍摄的影片《早春二月》（1963年上映），曾用此组建筑作为主要背景之一，上世纪60年代末拆除（原址位于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现在是中国儿童活动中心）。 说起礼堂，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仔细观察北京大学工学院礼堂（见下图）就会发现，建筑主体是纯西式建筑，在楼顶上却建了一个中式的大屋顶，有点不伦不类。在当初礼堂的设计方案中，礼堂上方的屋顶是类似英国财政厅会议大厅的拱顶式，是没有房梁的。这在当时的西方和现在的中国这种建筑方式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可是清朝的当权派们，认为没有横梁是不安全的，是大逆不道的。傅佰锐据理力争，甚至发毒誓说，盖好之后，派100人在上面跳，若房顶塌了可以杀他的头！然而，仍然无济于事。清政府的官员们后来另找人加了一个带横梁的大屋顶。 京华印书局像一艘轮船 因为傅佰锐不满清工部的愚昧无知，毅然决然离开工部及附属机构，进入外交部门。 此后，傅佰锐为清朝考察外国实业和建筑去过很多国家（这也是其号“五洲行者”的来历之一），并提出过一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明的建议。同时也在国外任外交官（清朝驻英、法、比、荷和日等国使馆任宝星生员、参赞、公使等职）。 辛亥革命胜利后，傅佰锐曾任北京京华印刷局会办（相当于现在的副局长），并于上世纪20年代负责设计和建造北京京华印书局的厂房。京华印书局（现位于虎坊桥），依周围的地形而建，像一艘轮船，俗称“船楼”。 该建筑平面呈三角形，地上四层，采用当时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18年破土动工，1920年竣工，历时两年、投资10万元。 这座四层新式大楼在当时北京是很少有的新式建筑。大楼的主要功能是印刷厂房，至今内部还保存有京城唯一一部木制导轨电梯。随后，京华印书局在平版印刷、凸版印刷方面增添了很多新的机器，除了印刷一般书刊外，还承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书刊，并且为故宫博物院承印画刊，业务范围还发展到天津、沈阳等地。1950年以后到公私合营前，职工已达到400多人，京华印书局达到全盛时期。由于有众多文化名人的书籍付梓于此，因此素有“南有商务、北有京华”的美誉。 由于傅佰锐不仅精通英语等外语，还精通汉语国话（即后来的普通话）、广东话、满语，并粗通蒙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因此后来供职于蒙藏委员会任司长，并于1922-1923年，调任北京蒙藏学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原址位于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现为民族大世界）代校长等职。 1924年至1925年，傅佰锐在家著书，因受压制，抑郁苦闷而染伤寒（当时很难治愈），住进北京的德国医院（现北前身）。 1926年，傅佰锐病逝，享年51岁。傅佰锐逝世后，按其生前遗愿，安葬在广州满族公墓中其父母墓脚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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