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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最重、最浓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个地方，会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你的故乡 故乡是什么？台北不是我的家，不是我故乡。我在那里待了四十年，但感情没办法进去，都是一个异乡，只是工作的地方，不是真正的故乡。 我出生在一个矿区，是煤矿、金矿的矿区，金矿没有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挖煤矿。你知道矿区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在早期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很好的时候，矿区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矿区是制造孤儿跟制造寡妇的。早上一个叔叔，偷偷在店里买几块糖果给你的，还没结婚的，摸摸你脑袋去上班的，下午是尸体抬出来—矿村嘛。 我很怕故乡的冬天，很多雾，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一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假设你爸爸刚好也是在那个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不要是我爸爸，不要是我爸爸。可能外面还在叫，我们还是默默地在上课，老师也会故意把窗户关起来，怕受影响。等一下就有一个老太太，很会办丧事的一个老太太，那感觉就像一个死神，她喜欢穿黑衣服，头发就绑在后面，从雾里面穿过来，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我就祈祷，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个小孩的名字，说“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那样的画面永生难忘。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我，有一种庆幸，可是你下课马上就会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吗？小孩子跪在前面开始烧纸钱，一堆人哭，大家讨论怎么弄后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很多个，你在哭的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过世或是人的死亡，我哭的是再过几天这个同学就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上课了，因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亲戚，甚至去城市里面当童工。 那样一个矿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跟人学会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第一个修的肯定是寡妇家，大家都去帮忙。因为家里没有男人。虽然那里的生活很辛苦，但会珍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每次看到都很感动，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穷但是非常完美社会的缩影。在那个村庄，基本上没有谁是李先生、王先生，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生不是阿姨，就是姑姑、就是阿嬷。 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全村吃遍，但是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打三次。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转弯处小便，伯伯过来，看到就一推我，说：“啊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下班看到多难看！”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就被打了一次。然后事隔半年之后，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说这个小孩有一次在路边小便，我打过他一次。我爸爸就说，过来。然后啪啪啪，又一次。事隔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妈妈，她突然间又想到了：“我听我先生说，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我先生有打过他。”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竹子一拿就是啪啪啪打。 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的丧事，大家是真心的悲伤着；你的喜事，大家是真心的替你开心。年轻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一种情感，就会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见这样的人，希望你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可在城市工作，发觉不是，在台北，人跟人对面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认识。那种防备、不信任，很诡异，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我觉得这个城市我没办法有感情。 但是故乡的那种感情是无法取代的。1975年，我们那个村子被取消，现在回去时荒草漫漫，但是村落的人都还互相联络，婚丧喜庆都还参加，你要是三次不参加，人家会说啊他看不起我们了。所以你再辛苦再忙都要去，去帮一点小忙。以前村子里有丧事都会自动编组，年轻的人会看棺木，老人家去山上找墓地，会写字的人去写悼词。像我这样的人什么都不能做，就去捧菜，旁边有个号，三十一、三十二，就是说我负责给第三十一桌和三十二桌端菜。现在慢慢老了，我开始做证婚人。 这个村子毁灭三十六年了，我父亲去世是1989年，他是矿工，矽肺，五十几岁生病，六十几岁受不了自杀。那一天我弟弟先回去照顾妈妈，我在那边处理后事应付警察，因为是非自然死亡。我回到村里差不多晚上十点多，狂风暴雨，我弟弟回去时已经通知了叔叔伯伯。我晚上十点钟送爸爸遗体进门的时候，所有叔叔伯伯已经在那边跪下来，来自各地。全村遗留下来的自然建制都规定好了，大家各行其事。 第二天治丧的时候，我弟弟说爸爸曾在夜里讲，他的丧事即便是半夜通知他的朋友，他也很自信他的朋友都会来。我爸爸还交代扛棺木这件事，叔叔伯伯都老了，都有矽肺，所以我们要雇人来扛。我有个叔叔就说，这种事情你不要烦了。 出殡那天也是大台风—我爸爸很喜欢风雨。叔叔伯伯很早就来了，每个人自己拿草鞋来穿，意思是要扛棺木上山。我们不能讲什么。每个人都安安静静抽烟，穿草鞋，草鞋上套着白布。从我家到平路路面有二十级台阶，我是长子，要捧牌位在前面走。我在那边大哭，我哭不是因为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最后一个月，该哭的我都哭了，我是看到十几个叔叔伯伯，六十几岁，都是矽肺，皮肤苍白，腿瘦瘦的，使劲抬上去，肌肉收缩，我就看到十几双腿在抖，心里想我这一辈子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即便是什么都没有做，也很自豪。 我对上一辈那种情谊、人跟人的真情很珍惜，所以在城市里会受不了，觉得这群人是寡情之物。经过最重、最浓密的情感之后，你再去一个地方，会没有办法把它当作你的故乡，你的乐土。 【讲故事的人】 他讲故事的技巧不是很好，听完只是觉得人生惨烈，可是后来想起突然感觉很强烈，非常深沉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村庄是矿区，所以报纸通常是下午两三点钟才拿得到，那些不识字的老伯伯就想找人给他们讲报纸上写了什么，但是矿工下班是四点钟，要一两个小时后才回来。我爸爸就说，你既然认识字，就念报纸给伯伯们听。然后还对外宣布说，明天报纸来了就让他念。这就完蛋了，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很简单的事，因为你们念出来跟你们的生活语言是完全一样的。我不是，报纸是国语的，但我要转换成台语念出来。那些老伯伯认为我会，因为我爸爸说我会，所以要是念不好，他们会打我的。可念出来真的很困难，那种痛苦的经历我现在还记得。你必须先做功课，把报纸上的看懂了，然后再组织成一个故事，用台语讲给他们听。在讲的过程中要加附注。那时候台北发生了一件分尸案，一个老伯把太太干掉，切成五块丢到柳工渠。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讲这个很可怕，但是他们听得津津有味——酷爱血腥永远是人类。 长大一点儿，我就要帮邻居写信。写信有个好处，你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如果写平常一点的信，他们就会拿张信纸直接到我家；如果是写私密一点的信，他们就会说，来来到我家来。你就会介入许多家庭事务，比如说年长的妈妈写信给远方的儿子说媳妇不孝，媳妇会叫我写信跟丈夫说婆婆常常虐待她。这很复杂。女性常常喜欢探询机密。我妈妈常跟我说，他们叫你写什么？我说不行，教我写信的伯伯说所有的信都是别人的秘密，不能讲，宁死不屈。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介入转述的技巧，很年轻的时候就介入那种生活中的人跟人的矛盾，我觉得自己其实蛮早熟的。 我小学四五年级时，台湾有份国语日报专门给儿童看的，我就觉得那些作文好幼稚，写得好无聊，什么老师给他一块饼干就可以开心两三天、很难忘。乱七八糟。到老了，觉得很多故事可以跟别人分享，就很愿意拿出来，当然某些部分是自己的，有些部分是别人的，有些部分是从平常生活中听见的。 有一天，我去坐计程车。台北市大概七成以上的人认得我，所以我在台北很守规矩，走路一定靠右边，不会一边走一边抽烟。那个计程车司机在听古典音乐，那音乐恰好是我当时唯一能接受、唯一喜欢的肖邦。我很高兴。他从后视镜看到我。我说那是肖邦啊。他说对啊。他很含蓄地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我说好啊，你讲啊。他说，你就当成我自言自语好了。 他讲故事的技巧不是很好，就是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那时候也知道这个客户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的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总有一种内疚和罪恶感，最后也就离婚了。最后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 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是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把窗户摇开。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说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车子已经开到我公司，他还没讲完一半。我就说没关系，你讲完我再走。听完只是觉得人生惨烈，可是后来想起突然感觉很强烈，非常深沉。有一天晚上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很难受。 【知识分子】 我定义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群人里面你的知识比大家多一点点，可是你会把多的那一部分奉献给大家，那才叫知识分子 我定义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群人里面你的知识比大家多一点点，可是你会把多的那一部分奉献给大家，那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少，现在知识都是赚钱的。你看现在书店里的书，都是要在三十岁之前赚到一亿，你的知识比别人多就会比他更发达。或是孩子你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没有说孩子，你要在起跑线上让人家一点点，或者你要把知识跟人家分享。 我们村庄里有一个人，他到底念多少书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很多东西很清楚。那个人常常知道矿工的各种事务，坐在矿坑边看书，他看的书是《文艺春秋》，日文的，代表他有奇怪的知识我们不知道。他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在日文杂志上看到盘尼西林，就会跟人家讲这个消炎很好用。小孩子在夏天被蚊子咬，伤口烂了，晚上哇哇哭。他就去买了盘尼西林，跟大家说要交钱，又说这个不能直接用，要试验。大家就围着看他怎样实验，用针头加一点水，然后注射，看皮肤有没有肿胀。他最先打针的是他儿子，他儿子很疼，就大哭。大家都说会死，他说书上说不会死。那天晚上他儿子没事了，第二天所有小朋友都把裤子脱下来打针。类似这种新知识，他会跟大家分享。 他会帮全村写信，经常很多女人都在村口拿着信纸等她。大家都对他很恭敬。他帮人家写信，很好地坐下来，很注意形象，毛巾雪白的，头发亮亮的，拿出一支很旧的派克笔，然后问人家要写什么。你知道村里的妈妈说话很粗鲁的，就说你跟我那个在台北的死小孩讲，他自己在台北逍遥没关系，全家都快饿死了。他弟弟妹妹学校要注册了，如果钱再不寄回来，全家上吊，我真的死给他看。 他就开始写，写完后还会念给人家听，说你看我这样写对不对。他会写—比如说—念真吾儿，最近家中有一点困难，如果有一点余钱就寄回来，弟妹也要念书要注册。都是父母无能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然后祝平安，身体要保重。然后问妈妈，这样写对不对。妈妈说，对。他通常扮演这种角色。 有一天，他把我们小孩全部叫过来说，让我们写信。他认识每一个小孩，会说你写信给嘉义的伯父，请他中秋节来。你写信给宜兰的姑姑。叫每个小孩写，比考试还厉害。交给他也不知道干嘛。 过了几天，他看到我，就说过来。我就过去。他说，有一天我会老，会死掉，就没有人帮邻居写信了，我给你们考试，发现你最会写，你要接替伯伯帮大家写信。然后掏出一样东西，用报纸包的好好的。我打开看，是《尺牍》，古代的应用文，第一封是写给祖父，都是文言文，都要背，“祖父大人尊前”、“敬禀者”什么的。问候语不用懂，但是要写。我小学三年级，真的看不懂，可是村子里的人知道我被他训练写信，看到我就说，你出师了没。其实才一两个礼拜而已。 从此我就过着一种比其他小朋友更被尊敬一点点的生活。有很多人找我写信，有人跟伯伯说，你的徒弟现在可以写信了写得很好。他就说，这样啊，他很认真，我就可以轻松一点了。有一天我写完，他说给我看看，看完后大笑，因为我尺牍根本背不完，所以不管写给谁都是“某某大人尊前”，“敬禀者某某”。写给儿子也是“吾儿大人尊前”。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们那边是矿区，很多人的女儿十五六岁就去工厂做工；要挣更多的钱养弟弟妹妹，就会去妓女铺或者茶室。我姑妈的女儿2010年才去世，她就是很辛苦的一生。我妈很喜欢她。有一次她带了个男人回来说要结婚，姑妈就劝她，希望你再忍耐几年，让弟弟妹妹都念完书，你再结婚好不好。她说好，就哭着去继续工作。两三年以后，她又带了一个男人回来。这次我有参与，因为那个男的是外省人，讲国语，我们那边都讲台语。因为是比较私密的事情，我要翻译。他是一个公家单位的秘书，他来跟姑妈讲，请求把女儿嫁给他。他陪长官去应酬的时候，认识了我姑妈的女儿。认为她很单纯，想跟她结婚。 那天村里的男人们陪他在外面喝酒，女人们在厨房忙。姑妈跟女儿说，那个人很好，但是妈妈也求你，弟弟还小，再等两年。后来那男人就走了。过了五六天，他寄来一封信，我还记得是公家的黄色信封，毛笔字非常漂亮。打开后是很长的国画宣纸，行书。我真的看不懂，前面讲被我们招待得很好，很感谢。好死不死我看到后面几个字非常清楚，叫“虎毒亦不食子”。我就跟姑妈说，老虎再凶也不会吃自己的小孩。我姑妈听了就开始撞墙，开始哭。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可是她必须要拜托女儿帮忙家里，然后一个男的竟然写信来指责她。最后所有女人都来抱着她劝，说我根本看不懂，是乱看的，骂我。 后来教我写信的伯伯回来了，看了信对大家说，他受到招待很感谢，这一群人这么诚恳，每个人都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疼爱，他也了解，不管怎样，他都默默等待。没有“虎毒亦不食子”。于是大家都骂我，姑妈也骂我，说差点被我害死。可是我真的看见啊，我就哭着回家。 有一天，我不晓得他是蓄意等我还是怎样，他把我叫到一棵树下，坐下来说你没有看错，但是要知道，话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他的意思是，你姑姑的女儿会不会嫁给这个男的，谁也不知道；那个男的会不会等，谁也不知道，反正都不知道，就慢慢等嘛。就这样解释就好了啊，你干嘛要去讲那个“虎毒亦不食子”，让你姑姑去撞墙，万一死了不也是多死一个吗？ 那时候不觉得怎么样，长大了知道，那才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不但知道如何奉献，还知道传承，还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把苦难转化。除了他之外，我所受的教育，包括老师、教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样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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