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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位于黔北山地与四川盆地衔接地带的大娄山，由于地质构造体系复杂，形成了独特的地貌景观，全县平均海拔1100米。桐梓现为遵义市辖县，北与重庆市接壤，素有“黔北门户”、“川黔锁钥”之称。据史料载，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起，设置桐梓县，隶于四川布政使司遵义军民府。清雍正六年（1728年），桐梓县随遵义府改隶于贵州省。此后再未改变。
在世界海军教育史上，海军学校总是濒海临江，而鲜有置海校于远离江河湖海的案例。但是在中国，在20世纪那场全民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就在中国西南贵州北部的大山间却出现了一所海军学校，那就是“桐梓海军学校”。
一、延续船政血脉坚持抗日育人
创建于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的福州船政局在清末历史上形成了“官办、军用、育人、造船”的特殊模式，成为推动中国逐步融入近代化世界的一座里程碑。船政局所属的福州船政学堂发轫于由左宗棠（1812—1885）、沈葆桢（1820—1879）合力创办的“求是堂艺局”。从1866年12月23日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在清王朝最后的四十五年中，先后曾经有近千名学生在船政学堂求学，共毕业学生629名，成就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批航海和海军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由于封建帝制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成立，福建船政学堂于1913年10月更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和“福州海军学校”，直属民国海军部领导。1926年5月，又合并改称为“马尾海军学校”。1928年之后，随着民国初期十几年军阀混战、南北割据局面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开启了“统一国体、统一政令”的历史时期。这同时为民国海军的“统一规划、稳定发展”打下基础，海军教育体系也趋于规范与稳定。1930年1月，海军部公布《海军学校规则》，1931年12月，马尾海军学校校名正式称为“海军学校”，成为中华民国培养海军航海、轮机军官的主要教育机构。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由于中日军事实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本侵略军在战争初期很快就占领中国沿海地区。此时，海军学校为了防止日军轰炸造成破坏，在1937年9月就从马尾迁到福州鼓山的涌泉寺继续上课。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又继续向西南内陆迁移。先是于1938年6月迁往湖南湘潭，而后又在1938年10月中旬迁到了贵州北部的桐梓县，开始了历经八个年头的“桐梓海军学校”时期。
 桐梓海校选址报告（1938年7月）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内的许多著名教育机构都曾经迁往大后方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坚持办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育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成的“西南联大”。与这些地方教育机构的内迁一样，海军学校迁往贵州也是为了继续培养海军人才，体现中国海军与日寇抗争到底的决心！在经过多处选择之后，最终选定桐梓县城内的“金氏节孝祠”（金家楼）作为校址。这是因为桐梓地处交通要道，是从贵阳到重庆的必经之路，接受海军司令部的领导较为方便；另外这处“金氏节孝祠”是一处尚未完工的私人宅邸，面积够大，租金便宜，在战时能够找到这样的建筑作为校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于是，经过海军总司令部的批准，在进行了必要的修缮后，尚在校的航海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轮机第五届和造舰班学生从湖南湘潭迁入桐梓“金家楼”校址，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就在海校进入金家楼开课之时，海军总司令部任命高宪申为海军学校校长，这对海校在抗战时期的发展起到了特殊作用。高宪申（1888—1948），福建长乐人。1907年毕业于广东黄浦水师学堂第十届驾驶班，之后长期在各个时期的海军服役，曾担任多艘军舰舰长职务。他是“宁海”号巡洋舰首任舰长，1937年3月调任“平海”巡洋舰舰长，之后于8月起率舰参加“江阴海空战”，9月22日在与日本飞机的战斗中身受重伤。就是这样一位资深海军军官，又是亲身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英雄，从1938年12月直至1946年6月，在整个抗战时期担任了海校校长，发挥了应有作用，可谓适得其所！
 陈绍宽为海军学校撰写的校歌
这个时期的海校直接接受海军总司令部的领导，时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1889—1969）对海校的建设给与了高度的重视，海校选址桐梓“金家楼”就是在其命令下进行并确定，海校从1934年第三次全国统考招生起至抗战中的历次招生，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学校每次期末考试，他都要派一名海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代表他到场监考。他还为海校撰写了校歌：“皇皇华夏，集合着最优秀的子孙，来担负起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的责任。……建设超然大无畏海军，我们要做卫国保民的前锋！”
尤为可贵的是，面对中国海军在抗战中打光了几乎所有战舰的局面，陈绍宽从1940年开始就在为复兴海军奔走呼吁、制造舆论，并发出训令征求整建海军的意见。他在《论中国海军建设》的文章中，为战后海军建设作出规划，提出要着重狠抓“水上建设、岸上建设和训练人才”三方面的方针策略。他首次大胆提出中国海军要拥有航空母舰的远期目标，同时又将培养海军人才的基础工作落实在桐梓海校的教学管理中。唯一遗憾的是，海校在桐梓的七年中，陈绍宽没有亲自到校视察。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只能用战时军务繁忙和交通不便来解释了。
学校的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极为简单精干，校长之下设训导处，负责对学员的管理教育和全校的行政后勤工作，训导处主任就是学校日常最高首长，另外设置几名学监辅助其工作。在桐梓海校期间，周宪章(1897—？)和邓兆祥（1903—1998）先后担任过训导主任。其余共有二十余位教官，负责教授各类课程。这些教员有很多都是从英国海军留学归来的优秀军官，专业能力极强，保证了海校学员的教学质量。
桐梓海校的教育模式基本仿照英国皇家海军，其学制俗称“八年四”，即：校课五年，舰（厂)课三年。之后还有三个月的考核或甄别，完成学业后休假一个月。之后才由海军总部按照德才综合评定分配工作。优秀毕业生可被选派出国留学深造。而在实际执行中，考虑到战时海军急需人才的具体情况，学校在课业安排上力求紧缩，密集授课，缩短学制。全年虽然分为两个学期，但均无寒暑假期，每周上课六天，一天安排内务检查。一年只有元旦和年初一各放假一天。
校课内容计有：国文、公民、天文学、航海学、海道测量学、地文学、罗经、物理、化学、静力学、水力学、动力学、应用力学、高等代数、微积分、弧三角、解析几何、平三角、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英语、兵操、体育等。其中除了国文、公民、中国历史外，所有课程均采用英文教材。由于处在战时环境，教材采购困难，部分课程就由任课教官书写蜡纸、油印讲义。这些讲义虽然印刷在粗糙的毛边纸上，但因为教官工整的字迹而清晰可读，给亲历过的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
二、保持海军特色突出战时特点
第13届航海班学员入校两周年合影（1945年4月） 自1930年1月海军颁布《海军学校规则》之后，海军学校就开始了全国统一招生。在抗战之前，分别于1930年4月、1931年6月、1934年10月、1936年5月进行过四次全国招生，共录取航海、轮机班学生345名。海校迁移到到桐梓三年之后，这项工作恢复进行，在抗战的环境下，又进行过四次全国招生。1941年7月第五届全国招生，录取航海班学员68名；1942年3月第六届全国招生，录取航海、轮机班学生64人；1943年4月第七届全国招生，录取航海班学生134名；1944年10月第八届招生，录取航海班学员52人。这些学员一般为年龄15周岁左右的中学生。
如何在贵州大娄山中让这些远离大海、无法登上军舰的学生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为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培育急需的海军人才，这是桐梓海校的管理者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为此，海校制订了旗帜鲜明的校训：“雪甲午耻、制海图强、明耻教战、国防第一线要在敌人的海岸”，同时将“爱国雪耻”教育贯穿在海校的日常生活中。在队长和学监的带领下学唱抗战和文艺歌曲，既丰富了学员生活，又寓教于乐。据当年学员回忆，当时唱过的励志歌曲有，《抗战旗帜下》、《入伍曲》、《满江红》、《美哉中华》、《老百姓总动员》等十几首，还有二首由海军军官创作的《大海军青年战歌》和《海军青年进行曲》特别受到学员们的传唱。此外还组织了学员“铁甲合唱团”，与桐梓当地的中学一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当地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
在教学方面，除了严格教授所有海军专业基础课外，“兵操”和“体育”成为海校学员必须合格的特别课目。兵操包括持枪跑步、劈刺、瞄准和实弹射击，目的是让学员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身份转换。体育除了田径，单双杠、木马跳箱等器械运动，蓝、排、足球等，最重要的就是游泳，目的是让学员掌握海军最基本的军事技能。桐梓地处山地，没有大面积的水域，也没有条件修建游泳池，于是海校学员就步行到城东的“溱溪”河中进行游泳训练。游泳标准随学年逐年增加，开始时要求游50米及格，500米满分；到校课毕业时要求游1000米为及格，游3000米为满分，四小时内游5000米者可获记小功，8000米可获记大功。游泳不及格就会被淘汰，因此学员无不为达标而努力！
此外，即使是在战时，也仍然坚持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海军礼仪培训。遵纪守时，早晨起床后的升旗仪式和早操，日日如此，一丝不苟。集合排队进入餐厅就餐，进餐通常用去二十分钟，闻开动口令一律将汤匙放在汤碗里，进餐时绝对不可发出声响，否则必被罚打手心。进食馒头采用西式吃法，用筷子撕成小块再入口，不能用嘴直接咬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却是在培养学员们的国际化海军意识，也为日后与盟军并肩作战打下良好基础。
桐梓海校学员队旧照
在学员管理方面，设立“学员队”，队名采用中国历史上的贤臣名将的名号，有“师法先贤、薪传德业”的意图，激励学员效法民族英雄，培养报国精神。桐梓海校期间，第五届轮机班为“宗棠队”（左宗棠）；第七、第八届航海班合为“葆桢队”（沈葆桢）；第九、第十届航海班及造舰班合为“则徐队”（林则徐）；第十一届航海班为“长平队”（汉名将卫青封号长平侯），第十二届航海班为“伏波队”（东汉名将马援号称伏波将军）；第六届轮机班为“定远队”（东汉名家封号定远侯）；第十三届航海班为“景武队”（唐代开国元戎李靖谥号景武）。
海军总司令部和校方极为重视学员队队长的选派，队长或是从留英归国的海军军官中挑选，或曾是海军中著名指挥官，或是从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如：“宗棠队”队长高如峰，1933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奉派到马尾海军学校任教官。“葆桢队”队长林遵（1905—1979），1933年从英国留学回国，担任过短期的队长后于 1937年奉派去德国学习潜艇技术；“则徐队”队长吕叔奋(1912--1996年），留英海军军官，曾任“中山舰”副舰长，经历了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武汉金口的殊死海空战；“长平队”队长陈在和（1920—2010）、“伏波队”队长李景森（1921—）和“定远队”队长刘渊（1920—）则都是第八届航海班毕业留校的高材生。
这些队长是年轻学员的直接管理者，他们的素质和操行对学员成长的影响力最为直接。即使在过去了几十年，海校毕业生仍然对这些队长的“万能”记忆犹新：平素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担任体育教练和游泳教官，晚自习又兼辅导教官。他们还教唱军歌，指导学员成立“海涛口琴队”，“知音乐社”和“铁甲合唱团”，让学员通过唱歌、演奏乐器、演话剧等多种形式活跃文化生活，促进身心健康。总之在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学员心目中，他们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是帮助学员顺利完成艰苦学业的良师益友。
即使在战时条件下，桐梓海校仍然坚持了“严格治校、宽进严出”的原则，对不能达到考试标准，或是身体条件降低的学员采取坚决淘汰的措施。1942年，在航海班学习的冯纪远因成绩不合格没有毕业，而他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侄子。这一案例说明当时海军内部的正直风气占了上风，没有给营私舞弊留下太多空间。而这也为桐梓海校毕业生的质量书写了有说服力的“背书”，经得起历史的考评！
三、课堂连接战场学员变身战士
虽然桐梓远离抗日一线战场，日本飞机从没对桐梓进行过轰炸，海校的学员们也听不到战斗的枪炮声。但是海校的师生们从没有忘记他们的使命是“雪甲午耻”，是用海军武器与敌人战斗。因此，培养学员的参战意识和本领成为桐梓海校的迫切任务，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围绕战时需要安排。
1938年冬天，第七届航海班修完校课，即被派往位于西距重庆30余公里的木洞镇学习枪炮课程至1939年夏天。之后又被派往湖南辰溪水鱼雷营学习使用水中兵器。第八届航海班也在1939年冬天派往木洞镇学习枪炮课程。之后，两届航海班同时于1940年夏天前往木洞镇附近长江中的一个叫“中坝”的小岛进行最后的“舰课”学习。海校在这里专为“舰课”新建了校舍，设备较为完善，海军在抗战中仅剩的“民权”号军舰也停泊在木洞镇，舰上一切设备均可供教学之用。此时中国海军的大中型舰船已经损失殆尽，海军抗战已经转为“以水雷当作主要武器，以长江为主要战场”的模式，因此为了能使毕业生迅速投入战斗，“葆桢队”在学习了一年舰课后，又同时前迁往辰溪水雷制造所接受了短期的扫布雷作业训练，而后于1941年夏天正式毕业离校。
这是在桐梓海校毕业的第一批学生，离开课堂就奔赴战场，成为抗击日寇的战士！航七届15名毕业生被派往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海军第二布雷总队）及湖南布雷队参战。而此时，曾经是“葆桢队”队长的林遵已经在海军第二布雷总队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昔日的师生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的任务就是配合战情需要，在长江沿岸以及湖汊等处布放水雷，用以攻击敌人舰船，或担任防御守卫任务。在四年的长江水雷游击战中，航七届的毕业生英勇战斗，朱星庄同学在敌后布雷战斗中为国捐躯，甘敏同学身负重伤，他们的表现为桐梓海校争光！
而航八届17名学生毕业大部分被派往拱卫重庆的长江“宜巴要塞区”和“巴万要塞区”的各个炮台，葛敦华、陈嘉镔、李景森、陈水章、李护为派赴宜巴要塞区第一总台见习，宋季晃、何宜庄、陈以谋在宜巴要塞区第二总台见习，周瑾江、江济生、王庭栋在巴万要塞区第三总台见习，郭成森、刘渊在巴万要塞区第四总台见习。而唯一被派往湖南沅江布雷队服役的李耀华，于1943年7月11日在洞庭湖区域开辟航道时触雷牺牲。此外，1943年，海校航十届10名毕业生也被分别派往各炮台服务。  赴英参战的中国海军军官
桐梓海校的毕业生不仅在国内参加了对日作战，而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参加了盟军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军委会考选100名海军青年军官到英美两国海军受训参战，海军学校毕业生在其中占了很大比例。第一批由桐梓海校第一任训导主任周宪章带领24名军官前往英国，其中就有海校航八届毕业生葛敦华、郭成森。第二批前往英国的26名海军军官中，有航七届的张敬荣，航八届的刘渊、宋季晃，航九届的陈克、陈孟宗，造舰班的朱于炳、王绶琯、吴幸湘、郑振武、林金铨、林立。而在前往美国的49名海军军官中，有航八届的江济生，造舰班的宫明，航九届陈克、陈孟宗等。
第一批历经艰险到达英国后的24名中国海军军官，随即开始了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学习生活。1944年3月，这批学员完成课程，被授予少尉军衔，其中部分学员被派往英国海军舰船实习。值得注意的是，葛敦华和其他五位学员被安排在航空母舰上实习，成为中国海军最早有过航母战斗经历的先驱。1944年6月6日，举世闻名的“诺曼底战役”开始。有20余名中国海军军官与盟军官兵一起参加了这场彪炳史册的登陆战役。其中，就有在英国皇家海军“搜索者”号航空母舰上的葛敦华；在“肯特”号重巡洋舰上的郭成森。在诺曼底战役的记录中，所有中国军人都出色地完成了各自担负的任务，受到盟军战友的好评。战役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5年2月在乘坐“肯特”参加雅尔塔会议途中，曾专门对随舰参战的中国海军军官卢东阁（1913—1997）和郭成森（1920—2014）提出表扬和鼓励。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桐梓海校为那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一种国际褒奖！
四、珍贵历史记忆海军精神家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取得胜利！而历经坎坷的桐梓海校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到了尽头。由于福州马尾原校址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彻底炸毁，加之国内政局变化，从船政学堂一路走来的海军学校再也没有可能回迁到其诞生地。
1945年12月27日，就在国民政府下令撤消海军总司令部，免去陈绍宽海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一天，桐梓海校也接到了“着即改组为中央海军军官学校”的命令。在之后的一年里，尚在校的四届航海班、两届轮机班海校师生告别了桐梓，先是前往重庆山洞，后又迁至南京下关，最后于1947年6月并入位于青岛的“中央海军军官学校”，至1948年4月有52人毕业。1949年9月，“中央海军军官学校”迁往台湾左营，从而彻底结束了“海军学校”在祖国大陆的迁徙历程。
林遵（左）和邓兆祥（右）
桐梓海校没有了，但是桐梓海校在中国海军发展甚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影响继续延续。抗战胜利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大命题，国共两党进行了生死对决。桐梓海校师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争斗，走向对立的两大阵营。1945年2月，曾在桐梓海校担任第二任训导主任，在学员中留下极好口碑的邓兆祥，率领“重庆号”巡洋舰官兵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1949年4月，曾在桐梓海校担任“葆桢队”队长的林遵率领30余艘舰艇起义。邓兆祥后来成为人民海军副司令员，林遵成为人民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他们都为中国海军的发展贡献了一生。此外，加入人民海军的还有曾被派往英美海军受训的航八届毕业生郭成森、刘渊等人。
而桐梓海校的大部分毕业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败退，去往了台湾。他们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大多以海军或航运事业为终身，其中最为突出的有1941年11月考进海校时以一篇《海军救国论》而得到陈绍宽大为赞赏的航十一届刘和谦（1926—），他曾担任台湾地区的军队总参谋长；还有航十三届叶昌桐（1929—），他曾任台湾地区海军总司令。  桐梓海校旧址纪念馆改造前后
纵观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历史，从1866年开始曾经先后出现过二十余所各类海军学校，但其中办校沿革时间最长的仍然是由福州船政学堂演变而成的“中华民国海军学校”。而所有这些学校的遗址如今尽数难觅，唯独“桐梓海军学校”建筑由于远藏于贵州山中而幸存下来，成为中国唯一的海军学校旧址纪念地，成为连接海峡两岸海军历史的纽带，成为连接海内外海校校友的精神家园！
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几十年间对于桐梓海校历史的研究，对于贵州在抗战历史中的贡献研究，对于海峡两岸海军在共同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合作研究都极为缺位。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可喜变化。在海内外海校校友的呼吁下，经过当地政府和海军的多方努力，2011年8月14日，经过整修的“金家楼”得以重见天日，成为“民国海军学校桐梓纪念馆”，这让海内外海校校友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精神之根，极大地振奋了所有关心支持中国海军发展人士的心灵。正如桐梓海校航十三届学员，台湾地区退役海军中将刘达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永续发展的，金家楼长官师生曾对国家和海军有过极大的贡献。金家楼的历史应长存于世，以为中国海军永久的纪念。”
如今，桐梓海校旧址纪念馆已经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随着中国在国家海洋维权意识方面的增强，人们对桐梓海校传承的船政文化，树立的良好学风，以及留给历史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一定能够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物纪念地，以示中国人“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坚强决心。这正是：
船政学堂马尾建，百年办学多磨难； 国难之中复迁徙，培养人才到黔山。 雪耻甲午记心间，艰苦学习为抗战； 人才辈出受赞誉，桐梓海校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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