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徐悲鸿登了一个广告，说他年轻无知，到上海上当受骗，进了一个野鸡学校。我看了，也火了，也写了一篇文章。  图注：第二次欧游，刘海粟在柏林做讲座 本文系1979年刘海粟接受香港学者高美庆的采访时所谈 1931年，我在法兰克福。德国请我去讲学，讲“六法”论，讲了有一个月。听众有许多教授、大学生，欢喜东方艺术的。讲完以后要开个问答会，要问“气韵生动”，什么是“气韵”，什么是“生动”。我解释了很多，大气磅礴、气概、浩然之气等等。我讲这段不是要专门解释“六法”。我是想说为什么直到现在我还提倡接受西方的东西，要把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讲完之后，柏林方面知道了，就派人到大使馆去问：“你们有位刘海粟教授在法兰克福讲中国六法论，讲中国画，讲得很好。我们想请他来谈一谈，举行一个中国展览会。” 专门派了一个人来，叫梁龙，德国使馆的参事。一定要请我去，我说讲完了就去。我到柏林以后就开了一个茶会，请了很重要的人。 一个是普鲁士美术学院院长吕贝蒙，一个是东方艺术学会会长佐尔法，还有一个是东方艺术学会副会长，负责这个展览的屈梅尔，还有其他许多人。吕贝蒙已经八十几岁了。他们听了我讲六法论，就很重视与我的谈话，所以就派重要的领导人来与我谈。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人。佐尔法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教授，到过云冈石窟，吕贝蒙也到过中国，都是喜欢中国艺术的，都是地位很高的。当时吕贝蒙八十三岁，佐尔法和屈梅尔都七十几岁了。他一看我只有三十几岁，年纪很轻。很多人介绍我是刘海粟教授。他在报纸上看见我的讲座了。 吕贝蒙大概年纪大了，体态也庞大，所以没有站起来，其他人都站起来欢迎。我那个时候年纪还轻，大概三十五岁吧，还有脾气。我想我有地位，你怎么当我小孩儿？实际上他是泰斗，老资格，差不多是祖父对孙子的态度。我很生气。坐下来第一句话他就说：“你讲得很好，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中国艺术好。我到过中国，云冈龙门的雕刻很好。画家有唐代的王维、李思训，宋代的米芾、米友仁。”他讲了很多名画家，“李公麟，很好嘛。” “听说你还到法国研究油画。问题来了，你们这样好的传统的画，你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研究欧洲的东西呢？”我说：“对！王维、吴道子、李思训都很好，是唐代代表性的画家。米芾、苏东坡、李公麟是宋代，都是好的，都有新的创作。可是时代不同了，你为什么到我们中国去呢？现在我们海通了，以前是不通啊，现在是文化要交流。我来看西洋东西，我也研究中国的东西，接受西洋的东西来创作我们现在需要的新中国的东西。旧的基础我很重视，我很佩服王维，佩服李思训，佩服吴道子，我要研究，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我不能照他们一样。唐宋元明都有好的，都有时代性。民族的艺术代表民族，同时表明一个时代的特性。我们生活在现在。这是最重要的，我要来研究你们的东西，研究古代的东西，创作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新艺术。”他说了很多，于是就与我握手。他说：“你做得到吗？”我说：“我一定这样做。我做不到，我的下一代还是要这样做。” 他说对，艺术就是这样发展的。他考我说：“你喜欢欧洲的画、欧洲的艺术吗？”我说我欢喜。我到希腊去过，我欢喜菲狄亚斯，希腊的巴特农。雕塑家虽然很多，但杰出的人才不多的。从菲迪亚斯下来就到文艺复兴，最喜欢米开朗琪罗。直到19世纪我喜欢奥古斯特·罗丹。他说：“你们中国雕刻也好啊，龙门云冈，但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他在考我。 我说：“希腊雕刻喜怒哀乐的表情不仅在脸上表现，而且手上也表现了，有血有肉。我很喜欢维纳斯，两个手臂不装上去很好。冰冷的大理石看上去是温暖。”他说：“中国的呢？”我说：“中国雕刻完全不同，我爱中国雕刻，云冈我老早就去了，住了三个月。那个时候交通不便。龙门也去了。我家里藏了许多佛像。旧时代他们不懂，敲下来卖给外国。我看到了，就买下了，留下了。我家里藏了很多佛像。我说中国的雕刻好极了。它更高，与中国文化分不开的，它是冥想的，多方面感情。倘若一个佛像摆在这里，今天我是喜悦的，我看了半天它也同情我的。我今天忧虑，它也同情我的，是多方面的感情。欧洲的雕塑喜怒哀乐，只是一方面的感情。我说冥想的，与中国的哲学思想完全相符的。中国淡墨山水，墨分五色，比许多颜色还要多。中国画没有笔墨的地方还有笔墨，没有画到的地方还有画意。”他听了高兴了。 他起先以为我年轻不懂，他说对，你懂！我说：“我要接受你们西方的东西，与我们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我要创作出一个新兴的艺术，我一定要讲座，这是我的任务。”大家谈得很投机。可是德国人的脾气你知道，讲得很好，他再反问我。他说：“日本现在有展览会在柏林，是很大规模的展览会，你看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没有看。日本的画学中国，从唐人画到南画，可是没有中国人的气质。” 日本的代表团来了一个教授小室翠云。我说我朋友认识的。他说日本人能当场画，15分钟，半个钟头可以当场画一张，当场表演。我说这个是中国去的。他说：“你能吗？”我说我能，不单是我能，中国画家都能，我说这是即席挥毫。他说：“你说得很对。”当时有个叫俞大维的，在美国留学很聪明，后来在德国做军事代表处的主任。他的岳父是陈散原，中国的大诗人。俞大维懂的，他说：“你当场画。”还有一位我的学生叫滕固。他们都是懂的。俞大维说：“我们家里有纸”，他随手去拿了纸和笔。在使馆里，他说：“你当场画一张给他们看。” 我就当场画了两张画，画了一张《松鹰图》，很快的。又画了一张《水墨山水》。德国人很佩服，当时就定了第二天在国家美术院请茶会。他们请茶会，尊重我，让我讲话。第二天又画了一张画，还签了约定1934年在柏林开个中国现代画展览会，请刘教授来组织。那么我就签了。签了以后，当时的中国大使蒋作宾，这个人还是很懂事的。 参事叫谭伯羽，谭延闿的儿子，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你怎么好同他们订协定？”我说：“一定可以。为什么呢？我在外面赤手空拳。一个小孩子在外面做得好，大家都皆大欢喜，知道要发扬中国文化。回去被父母打两个耳光，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其实蔡元培同我很好，我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会支持的。蔡元培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我大胆地签。回到巴黎，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替我在克莱蒙画室开了个人展览会，很成功。 展览会上，许多法国人都买了我的许多油画。政府买了一张画《卢森堡之雪》，买了放在国家博物馆。他们买了一张外国人的画放在博物馆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不是讲交情和私人感情的。这是对你的肯定。一个叫路易·赖鲁阿的法兰西研究员，他写一篇文章，前言，介绍文章，题目就叫《中国文艺复兴大师刘海粟》。所以回到中国叫我“大师，大师”就是这个根据。 他写得很好，他也懂得六法。他说：“刘海粟的油画里有中国的画意，还有中国的书法，篆书在里面。他吸收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印象派，后印象派塞尚的东西，也有中国自己的东西。他不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就算是欧洲西洋大师中也位于前列。”后来由傅雷翻译。这不是我随便想的，都是有证据的东西。还有博物馆买我的东西。 签好协定回国，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给我开展览会。我说就不要开了。后来上海给我开了一个欧洲归国的展览会。有一位叫曾今可的文学家，同巴金也认识的，他写了徐悲鸿也是刘海粟的学生这样一句话。徐悲鸿拿这句话做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到报馆去登，报馆不登。他就登了一个广告，说他年轻无知，到上海上当受骗，进了一个野鸡学校。我看了，也火了，也写了一篇文章。当时这件事情我还是没有修养，蔡元培和陆费逵劝我不要理他：‘你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一理他群众就不分了。’我睡不着觉，那个时候还没有涵养，生气。我还是登报骂。这样一登，外国也知道了刘海粟、徐悲鸿。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派别之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