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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山阳·清河 葛以政 淮阴、山阳、清河，历史上都是县名，此三县建立有先后，地域有分合，范围有交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影像在人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甚至消失，以至于后来引起了许多地名的争议和人物古迹的属地之争。笔者不昧浅陋，综合所读之书，梳理分析如下，以供读者借鉴，敬请识家指正。 一、淮阴县与山阳县 三县之中，淮阴建县最早。《咸丰清河县志》根据《史记》记载：“秦并天下，始设淮阴县，属泗水郡”。其实，郡县制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陆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彻底废除分封制，完全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而公元前223年（秦并天下前两年），秦灭楚，淮阴作为楚国的边地县已经属于秦国了。 隋朝之前的淮阴县因地处淮泗二水交汇之处的淮河南岸，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路交通优势而得以繁荣。秦汉时期的甘罗城、淮阴城，韩信与漂母、枚乘与枚皋，三国时期的吴丞相步骘，东晋时期荀羡筑城屯兵，祖逖铸剑北伐……皆出于此。隋朝之前的淮阴县是淮河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要地。 山阳县（现楚州区）建于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宋书·志》：“射阳县，晋元帝时侨置江南，至安帝义熙中，复以其地置山阳县。”山阳县的部分地域前属射阳县，《汉书·志》：“临淮郡射阳县”；汉时淮阴县也属临淮郡。乾隆《淮安府治沿革表》记载：“淮阴旧城地近天妃闸，……由淮阴东至今山阳县治六十里，由今山阳县治东至射阳县又数十里，射阳县与淮阴相去约百余里。自晋安帝义熙以前，山阳乃一大泽，与射阳湖相并，魏文帝所欲烧战舰于山阳池中者也，亦曰精湖。夫一湖之内而可行战舟数千艘，蒋济又为凿地四五道，其宽广可知。然则山阳之为县，……以故水名为县名，欲存其遗迹耳。特山阳之名不甚见于史，仅一见于《三国志·蒋济传》，后人不察，□莫知其由来，特附识于此。……为山阳渎，渎即湖也。三国以前至秦汉，山阳渎极大，故漕河通江淮中，亦籍此为水柜。自通江淮后，水有所泄，至三国时渐微渐涸，逮晋义熙又及百年，而遂成为县耳。”由此可知：山阳县建县时间迟于淮阴县600多年，是因为其地域多为湖水。水退湖涸，方才建县。山阳县因湖（山阳池）而得名，而山阳池在钵池山东南，又是因山得名；所以说，有书记载山阳县因在钵池山之南而得名，其实是一回事。 隋朝之前，水路交通和运输多利用自然河流和湖泊来通行，因迂回曲折，深浅无度，覆搁无常而航行艰难。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使用人工开凿运输河道的大规模举措，极大的便利了全国的交通。邗沟被拓宽取直从南向北开凿至淮河山阳湾与淮河交汇，这整段运河被称为“山阳渎”，与淮河的交汇处就是山阳渎的末口，“末口”也因此成为地名。 末口是大运河从长江北上进入淮河的必经之处，山阳县便因此重要而繁荣起来。而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又名汴渠），是从盱眙淮河对岸通向京都洛阳的。这样一来，从扬州往洛阳，只是末口到盱眙之间利用自然河道——淮河，而淮河与人工运河的交汇点东在山阳，西在盱眙。末口行船需要盘坝；淮河转汴，溯流费时；船滞人聚，因此繁荣。而淮阴泗口（淮河与泗水的交汇之处）的交通地位不再重要，淮河既深且阔，船只航行于淮河之中无需在淮阴停留，淮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便一落千丈。 隋唐宋元时期，因改朝换代和政治所需，行政区划不断发生变化，淮阴县曾四次被并入山阳县。第一次是隋炀帝大业（605—618）初年，因废州置郡，淮阴县并入山阳县，属江都郡。第二次是唐武德七年（624）。《唐书·志》：“淮阴郡淮阴县，中。武德七年省，乾封二年析山阳复置。”看来是唐朝建立后就设置了淮阴郡淮阴县，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又将淮阴县并入山阳县，而到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再将山阳县分开复置淮阴县。第三次是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宋史·志》：“山阳郡淮阴县，中。绍兴五年废为镇，六年复。”就是说，淮阴县这一次并入山阳县仅仅是一年时间。第四次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元史·志》：“淮安路山阳县，上。至元……二十年，并淮安、淮阴、新城三县入山阳县。”这一次并入后，元明清三个朝代就再也没有复置淮阴县。淮阴县秦汉时期的人物和古籍自然就进入了山阳县的典籍和志书之中，而在县治所在地（山阳）建设属地（淮阴）名人的纪念景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淮阴县与清河县 淮阴县县名在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消失主要是因为有了清河县的存在。 南宋的淮阴县是灾难之地。《咸丰清河县志》在“疆域”中记载：“高宗南渡，析淮阴置吴城县，三年而罢。绍兴五年，废淮阴为镇，废后一年复立，立之后六年，当金皇统元年，宋奉表割地以与金和，金宗弼与宋约，以淮水中流为界……金以吴城镇隶临淮，金城镇隶涟水，宋亦徙淮阴治于八里庄，嘉定七年也。其后十七年，当金正大八年，宋淮阴降金，改为镇淮府”。这是南宋淮阴的一段屈辱史。宋金划淮而治，以淮河中流为界，地分南北，南岸属宋，北岸属金。南宋奸臣当道，秦桧弄权；名将受戮，岳飞蒙冤；国家金瓯破碎，淮阴首当其冲。淮阴县淮河北岸的吴城镇、金城镇都隶属于金人了，淮河南岸的淮阴县在绍兴五年（1135），废县为镇并入山阳县；绍兴六年（1136）又恢复淮阴县。嘉定七年（1214），因抗金形势的严峻，淮阴县治从淮阴故城迁到八里庄。八里庄在淮阴故城东北八里之处的淮河南岸，可控淮泗交汇处的大清河口（即古泗口，此时与淮河交汇的泗水两支流称为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与淮河的交汇处称为大清河口），可阻金兵沿淮东进，作为抗金保楚州的前沿阵地。过了十七年之后，应当是金正大八年（1231年），南宋淮阴降金，金改淮阴县治“八里庄”为“镇淮府”。这就是说，“八里庄”作为淮阴县治，作为南宋楚州的重要屏障，控扼“清河口”达十七年之久，终于没有挡住金兵的南下，而于公元1231年也隶属于金人的统治了。然而，“八里庄”降金仅一年，金人在北方抵挡不住元人的进攻，更无兵力南顾，只好收缩战场。1232年（绍定五年），南宋军队趁势北上，江淮安抚制置使赵善湘便收复了淮阴（一举收复了泰州、淮安州、盐城县、淮阴县四城）。宋军后来还收复了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 南宋咸淳九年(1273)已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年，元人早已消灭了金人而占领了淮河以北的许多土地。南宋为了抵御元军的南进，对淮河两岸的行政建制作出调整。淮河南岸，划出原淮阴县东境及其他地域(应该是山阳县西境的一部分)，设置新城县（有人认为县城在韩信城）。淮河北岸，在大清河口（约今袁集乡桂塘村附近）设置清河县，隶属于清河军；1274年，淮东制置使李庭芝筑起清河县城。可是，清河县仅仅建立3年(筑县城后仅2年)，就成了元军的地盘。 元初，清河、淮阴、新城三县同时存在，隶属于淮安路录事司。至元二十年(1283)，将淮阴县和新城县一起并入山阳县，这就是上文所说的淮阴县第四次并入山阳；而清河县却因为在淮河以北而独自存在下来。元泰定元年(1324)黄河再次决口南下，汹涌澎湃灌满泗水向淮河而来，大清口县城首当其冲，荡然无存。县尹耶律不花就将清河县城迁到甘罗城，清河县这就得到了淮阴故城的地盘而县境涉及淮水之南，淮河两岸就都有清河县的地盘了。天历元年(1328)县尹达鲁花赤哈麻又因甘罗城地僻水恶，居民甚少，将清河县城迁到小清口西北处（又是淮河以北），离淮阴故城十里远，开始没有城墙，后来因战事需要，筑有东西北三面城墙(南面是黄河大堤)，边长3.5公里(今码头旧县)。 如此看来，清河县基本上是替代了淮阴县。 三、清河县与山阳县 明朝，清河县城仍在小清口西北(今码头旧县)，嘉靖年间，大清口淤塞，黄河全流经小清口入淮，清河县城水患深重。直到崇祯元年(1628)，水患和战乱并起（李自成军威浩大，纵横驰骋，搅得明朝天下千疮百孔；皇太极雄起关外，觊觎中原，准备入关坐收渔人之利），因甘罗城地僻水恶，易守难攻，县治又迁回甘罗城（再回淮河以南）。 清顺治三年(1646)，天下太平，因政治需要，清河县治仍迁小清口西北(今码头旧县，还是淮河以北)，隶属于淮安府。康熙年间，清河县城南面的黄河大堤和东西北三面的土城已经筑得很高了，但黄流高悬，县城多次进水。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每次必到清河县，现场勘察，亲自谋划以清口为中心的治河方略。可以说，清河县的清口地区，在“蓄淮”（大筑高家堰，拦蓄淮河水）、“刷黄”（用淮河水冲刷黄河泥沙向东入海）、“济运”（用淮河水接济运河漕运）的方略中，是康熙皇帝用心最大、花钱最多的地方，但清河县城的建设却没有什么起色。漕运总督驻节山阳县，河道总督开府清江浦，共同关注和指挥着清口地区及更大范围的治河保运工作。乾隆年间，黄河水患更重，清口治水更繁，乾隆皇帝守着老祖宗的治水业绩和体制，每次南巡也必到清河，数题阅河诗，重修惠济祠，不仅也做出一些治河功绩，而且还留下许多诗文墨宝，给清河县的历史上平添了许多文化内涵。 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苏巡抚陈宏谋上疏请求迁移清河县治，这样，清河县就又和山阳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建置”中记载： 清河县治“康熙中，河屡决、县益下，垒土为堤，官署仓库从上视若井，岁水大至，公私忧惙。谋迁于渔沟及罗家荒，议皆格，不果行。乾隆二十五年，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请移治山阳之清江浦。”陈宏谋的奏疏得到朝廷的批准，乾隆二十六年(1761)得以实施。《光绪丙子清河县志》“沿革”中记载 ：“乾隆二十六年，……割山阳近浦十余乡并入清河，是为新县治。”就是说，山阳县的清江浦以及靠近清江浦的十几个乡都割出来并入了清河县，这就是清河县的新县治。这样一来，古淮阴之地除了南界棠梨泾(今周桥)、青州涧 (今汊河)，仍属山阳县之外，全部变成了清河县的地域。 原属山阳(今楚州区)管辖的清江浦，隋朝之前是淮阴县的地域，隋唐宋三朝，或随淮阴县一起并入山阳县，或从山阳县划出一起恢复为淮阴县的地域。宋时乔维岳开沙河，以避淮水山阳湾之险，后来淤塞。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利用旧沙河，开河造闸，将河名改为“清江浦”，其后河名便成地名，清江浦河则称“里运河”（北面不远处的淮河已经变成黄河，时称“外河”）。里运河成为南北孔道，漕运咽喉，在明、清两代设官驻守。自清河县治搬此之后，市镇日益繁荣，商业更加发达。为防捻军侵扰，清江浦在同治之前就先筑有土圩，漕运总督吴棠于同治三年(1864)始建砖城。从同治三年春天开始，到次年秋天建成。砖城北倚运河，东、西、南各就洼地挖沟垒土为基，用洪泽湖大堤上拆来的砖石（含王家营西坝等处的砖石）垒砌。砖城东西稍长，南北略狭，其周长1273丈6尺5寸(4203米)，高1丈8尺(5.9米)。有城门4座 ，各有雅称，东曰安澜，西曰登稼，南曰迎薰，北曰拱宸。东北有小水门。东西城下有水关，通城内文渠。四角各筑炮台一座。共用白银12万多两。清江浦先后设有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咸丰五年黄河北徙后，河督与漕督合并驻清江浦）、河道库、淮扬道、清军同知、淮扬镇总兵、淮安府同知、江淮巡抚、江北提督等二三十个官署。 原淮阴县的绝大部分地域回归清河县，其历史文化和古迹遗存也自然作为核心内容而进入清河县志书的表述之中。《乾隆淮安府志》在表述到淮阴故县秦汉时期的古迹时，就在山阳县和清河县的相关章节中重复加以表述。这样到后来，只有认真研究志书的人，才能辨别真伪，知其所然。 清河县与山阳县发生密切关系的还有王家营。王家营名称源于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在各行省设立兵卫，扼守疆域和关键要塞，战功世袭者，居其营地而不迁。王家营是大河卫的重要兵防营地之一，绾南北之冲，有黄河（今废黄河）之险，当时军垒密布，人口渐多，王家营由兵营成为地名，逐渐繁荣起来。王家营兵营分偏师于大河口下庄（原大清河口县治南迁后，废县址曾称大河口镇，再后来称为大河口上庄，向东称为大河口下庄），谓之小营，小营之名亦由此而来。清代康熙四年到十七年间洪水泛滥，王家营黄河段北堤就决口十一次，“洪涛所趋，高庳易形，坊市易位 ”， 王家营多次被黄河水冲毁，镇址逐渐东移。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黄河决口再次冲毁王家营。镇址只好再向东移，但东边的几百亩高地是山阳县朱氏的产业，清河知县管钜用自己的俸禄买下了这块土地，作为王家营的重建地址。时隔不久，管钜升知宁州，以杨穆为首的王家营人为了表达对管钜的感激和思念之情，立了一块“去思碑”，碑上刻有“人间有日月，清河有青天”十个大字。 山阳县河下镇的衰落与清河县西坝镇的兴起也有直接关系，这是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形成的。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力排众议，革除盐政积弊，废“纲盐法”，创“票盐法”，将淮北掣验盐引所由山阳县河下镇迁至清河县西坝。“西坝”本来是康熙年间在王家营段的黄河北堤上修筑的东、中、西三个减水坝之一，其作用是在黄河盛涨时开坝（扒去正常情况下填埋在石坝中的柴土坝）放水北流以保证黄河南边里运河与清江浦的安全。地以坝传，坝名就成为地名。海盐从淮北盐场经盐河直抵清河县西坝经销而不再到山阳县河下。一时间，票商、盐局云集于西坝，盐栈林立、店铺星罗棋布，商贾川流不息，人口迅速集聚，生意特别兴隆，繁富之名冠于淮上；而原本靠纲盐而兴盛很久的河下镇，巨贾豪商纷纷外迁，另谋出路。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记载河下盐商的衰败：时间不及十年，却是“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初年气象更新。清河县复称淮阴县(与河北省清河县同名之故)，仍设治于清江浦。并设淮扬镇守使衙门、淮扬道伊衙门于此；山阳县改称淮安县（历史上也有几次称为淮安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上一级主管建置经常变更但常驻清江浦，而淮安、淮阴两县之名则较为稳定。解放后，1956年划出两县的南部设置了洪泽县，再后来又将城区划为清浦区、清河区。1972年淮阴县政府从清江博古路现“苏皖边区政府旧址”内再次迁至王营镇（1951年1月至1958年8月已迁一次），淮阴县政府就彻底离开淮河以南而实驻淮河以北了。这就是许多人不理解淮阴县政府不在淮河（今废黄河）之南的前因后果。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城市变化日新月异。2001年，淮阴、淮安撤县建区，淮阴市改成了淮安市，淮安市（县级市）改成了楚州区，淮阴县变成了淮阴区。原来淮阴、山阳（淮安）、清河的地域变成了现在的四区（清浦区、清河区、淮阴区、楚州区）一县（洪泽县），形成了比学赶超、快速发展、群芳争妍、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本文刊载于《淮安历史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淮安运河文化研究文集第二辑》；《炎黄文化》2013年第2期） 作者：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办公室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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