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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闪
▲ 宙斯神像想象复原版画，宙斯神像所在的宙斯神殿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
史籍上药物一一具名，可惜用药的效果究竟如何，少有文字记载。但是我完全可以从竞技本身的残酷性这个角度来证明，当年人们使用兴奋剂，非但没有道德上的负担，反而是一种相当庄重的行为。因为只要竞技者符合参赛的资格，那么除了失去桂冠这件事儿令人沮丧之外，再没有任何行为会遭人诟病，或算得上污点。比如说摔跤手利奥提斯科斯，他两度获得桂冠，都不靠力量把对手摔倒在地，而是折断对手的几根手指。更传奇的阿尔哈奇翁，他获得了三次摔跤冠军，只不过最后一次夺冠的时候已经死了——对手牢牢地勒住了他的脖子，而他在窒息而死之前扳断了对手好几根脚趾，迫使对手在比赛尚未结束之时认了输。
实际上在长达一千年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主要的竞技项目摔跤和拳击一直如此：打折对手的肋骨，扳断对手的手指，勒紧对手的脖子，挖出对手的眼珠，撕开对手的肚腹扯出肠子，坐在对手身上击打对手的头部，或者用脚踩踏他，都是获得胜利的常规动作。在分分钟取人性命的前提下，谁会矫情地去谈论什么兴奋剂？至少在我看来，那种批评兴奋剂使用者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的论调，缺乏历史依据。
同样的逻辑，随着现代奥林匹克的残酷程度越来越高，兴奋剂的使用也就越频繁。如今的比赛不再拳拳到肉，也不再生死立判，但残酷并未成为纯粹的修辞。胜负之间，依旧悬着身家性命。如果不是为了救白血病的儿子，丘索维金娜不会再战奥运，与小她21岁的商春松同场竞技。后者也一样，如果不是帮穷困的家庭和双目失明的哥哥，她不会6岁进体校，10岁开始贴补家用。
更残酷的是，如今的奥运早就没了神圣性，也已远离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初衷，不再把全人类的理解、团结和友谊视为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主要内涵，沦为国家荣辱、民族兴衰、国际政治以及商业利益的竞争平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运动员基本丧失了身体的自主性。这时候我们来猛批用药的运动员，是不是显得过于虚伪了？须知国家、民族、权力和商业，那才是真正的猛药。历史也可作证，兴奋剂的泛滥与冷战大有关系，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把对抗扩展到了体育领域。
▲ 前东德运动员Krieger拿着自己1987年的照片。他是大规模兴奋剂的受害者，于1997年接受了变性手术
20多年前，我就听过一位举重运动员眉飞色舞地讲他的用药经验。电视上那几朵“金花”还未站上领奖台，我就知道她们的喉结说明了什么。我也曾在某医学院的实验室里看别人遮遮掩掩地做兴奋剂的药代动力学实验。在课堂上，我的老师意味深长地讲过，络合剂、沉淀剂与掩蔽剂的关系。今天的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反兴奋剂的声势也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认为，只要奥林匹克还在靠那些非物质的猛药支撑，兴奋剂的争论就不会销声匿迹。到一定时候，反兴奋剂的成本将高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成果却会缩小到完全不成比例。今天，你阻止不了自体输血，明天你挡不住基因编辑。
与其这样，不如变招，故而我郑重提议，国际奥委会应该大幅修改章程，开放兴奋剂的使用，前提是这些兴奋剂不会对运动员造成长期的、不可逆的身心损害。这不是没有先例——2004年后，咖啡因被排除在兴奋剂名单之外，主要就是因为它对运动员没有什么长期的损害。
但是这远远不够。就像把“闭卷考试”改为“开卷考试”，奥委会应该全面解禁兴奋剂。对此，我有几条简单的原则可供参考。
首先，奥委会应把已经污名化的兴奋剂改名为“运动辅助药物及技术”，实行辅药辅技报备制度。
其次，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必须提前一定时间，以个人而非集体的名义，向“奥林匹克辅药辅技使用中心”提出申请备案，说明自己在哪些运动项目中使用哪些辅药辅技。未予申报的辅药辅技，不得使用。
所有的辅药辅技，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并取得权威机构，譬如FDA、EMA的药品认证资格方可使用。未经认证的辅药辅技，不得使用。
所有可使用的辅药辅技，其医学资料，包括生化结构、药效学、药动学、原材料、制造工艺、临床试验等等资料必须全面公开，任何人任何组织，包括发明人均不得宣称享有任何专利。未能共享的辅药辅技，不得使用。
我的原则荒唐吗？至少牛津大学的伦理学家塞沃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会表示支持。他的建议是，运动员在可控的条件下使用兴奋剂应该得到允许，前提是药物必须安全，其标准应设定为“运动员作为个人可承担的风险水平线上”。当然，我的建议显得比他更激进。
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与我类似的建议。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往往会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毫无戒心地把药物使用的裁决权交给了某些垄断性质的组织，譬如政府、团队或商业机构，忽视了我着重强调的安全、个人、公开与共享的四原则。
我认为，如果有违这四大基本原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就还有存在下去的理由。自然，关于兴奋剂的猫鼠游戏将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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