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西府江流域起义运动

       如今广西的桂江在明代称为府江。据说府江又称为抚江，那是由于明代府江人民不断起来造反，明统治者常用招抚之手法加以镇压，故名之。其实历史事实证明：明统治者对府江人民起义，从来都是剿、抚兼施的，他们并非只用招抚之手法。 府江沿岸是苗、瑶、壮等各族人民杂居之地。其地域范围很广，包括如今的平乐、昭平、贺县、富钟、恭城、蒙山、荔浦、阳朔等地。府江，江滩甚险，峰峦幽翳，是明代广西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又一个重要战场。 《粤西丛载》卷二八记载云：府江，上接漓水，下达苍梧，为广右咽喉江道，绵亘五百余里。两岸诸瑶壮，依凭险阻，时常出没。” 《明实录》也有记载曰：“广西府江，北抵桂林，南连梧州，而平乐府界乎其中，上下八百余里，两广舟船必由之路。民夷杂居，无城郭藩篱之限。苗贼据险出没，江道阻塞。” (《正德实录》卷162) 为什么在明代广西府江地区不断爆发农民起义? 府江起义的概况及其历史意义是怎样? 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 府江农民起义与广西其他农民起义—样，都是明代广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在明代，广西的社会矛盾是极为复杂的。有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有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有各族劳动人民与明朝廷之间的矛盾，有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有土官与明朝廷之间的矛盾。另外在土官之间也有矛盾等等。从这些矛盾的性质来划分，可以分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三种。由于矛盾错踪复杂，互相影响，互相激荡，致使明代广西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终明之世，从未间断。 明代广西的社会矛盾为何特别尖锐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着重从经济方面去寻找根源。恩格期曾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二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卷598页) 如果我们运用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明代广西府江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土地问题和食盐问题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广西素来是山多田少，地瘠民贫的地区。在明以前，广西的土地大部分为工官土目们所占有，苗、瑶、侗、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入明后尤其到了明中期，广西的土地兼并比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严重的是，明统治者曾在广西大搞武装夺田。他们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用武装夺取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企图用这种手段来破坏农民的生产，断绝农民的粮食，以达到他们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巡按御史冯彬在总结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时曾说：“广西之患，莫甚于瑶壮。……克敌制胜要在有兵。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数万，每岁必召募以剿贼，……据其巢，耕其土。……盖贼之所穴，皆美田肥土，我兵无不愿得之者，因其愿而令之，蔑不胜矣。” (《嘉靖实录》卷12)这就是他们用武装夺田的手法来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经验，也是促使广西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根本原因，府江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明统治者在广西府江地区搞武装夺田是相当严重的。如正德十三年，明朝廷曾调遣柳庆上民及田州土兵到府江一带占耕农民的土地，“官给牛种，暂给行粮，五七年之后略量科税。” (《正德实录》卷162)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十五五记载曰： “隆庆六年，巡抚郭应聘破府江贼，以三峒、东西岸、仙回、高天各田，分给土目领种。”具体做法是：“上中峒属之名色把总齐凯，领田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亩有奇；下峒属丰土舍覃文举，领田八干六百六十亩有奇；东岸属之土族岑仁，领田一万五千二百亩有奇；西岸龙头矶诸兵领田五干一百九十亩有奇；仙回诸兵领田八千二百六十亩有奇；永安、高天、古带诸兵领田二千二百亩有奇。”(《粤西丛载》卷26) 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五五还记载日： “万历元年题准广西清出瑶壮占据田土，除平乐、荔浦、永安原系民田，拨还耕种、办纳赋役外，其余具拨今立土司募兵领种，每兵给田十亩，其大小头目酌量加添，三年后方行起科，每亩上征三升，一应差徭，悉行蠲免。” 以上资料说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明朝廷竟然公开地把府江农民的土地，划归驻守官军及土官土目们所占有。 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因此，府江一带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参加义军，他们斗争的主要目标就是反抗官府的武装夺田，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如正德初年，史料记载曰：“广西修仁、荔浦二县田塘顷亩，节被壮贼占种，致粮多逋负，遗累官民(地主)”(《正德实录》卷29)。这一资料说明，农民在反夺田的斗争中诹得了很大的战果，也说!明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主要目标。 此外，食盐问题也是明代广西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由于广西不产盐，广西的食盐是从广东运来的；又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盐运困难，加之明统治者对食盐的专运和专卖，致使明代广西的食盐奇抉，“私贩甚多，盐价甚昂”，且“官运之盐，旋行旋罢，兵食具乏，地方坐困”(《(广西盐法志》，《粤西丛载》卷16)；造成广西食盐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官吏插手盐运，大搞盐贩私捞。如靖江王府就是这样干的。据《粤西丛载》言：“王府盐船湾泊河下半年之久，或强掳船只装载盐货；或高抬盐价逼人承买；或掳到官船指说装盐，及至索骗银两入手，却又放去，仍复重掳”(《粤西丛载》卷5)。这个材料说明，靖江王府依靠其特权插手盐运和私贩活动，他们名为做贩盐些煮，实际是到处敲骗勒索，牟取钱材。其他地方官吏也是这样干的。如正统年间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就带头搞“私贩盐价”，大发横财。结果被弹劾，受到处分。明朝廷“命有司追溥所受银器及家人私贩盐价。” (《正统实录》卷75) 正德时期柳州知府刘琏其人，被农民起义军击毙后，有史料记载曰：“传者谓链死，贼刳其腹，实之以盐”。 (《正德实录》卷61）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由于官府垄断盐运和地方官吏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地方官吏搞私贩盐价极端不满。 尤其严重的是，明统治者对广西少数民族人民实行食盐封锁政策，更加引起人民的反对。如成化元年，明朝编修官员丘浚曾给明朝廷出谋献策曰：“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明代广西的左、右江道)尤为难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成化实录》卷13)这说明统治者要在少数民族人民居住的左、右江道地区实行食盐的封锁，“严立私贩之禁”，结果使少数民族人民无盐可食，只能到山中寻找其代用品。《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过着无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于明政府对广西各少数民族实行食盐的封锁政策，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示得不为夺盐而斗争。府江是粤中之孔道，是官府盐运必由之路。府江人民起义军“据险出没，”“钩官商盐船”，就是为夺盐而进行的斗争。 （二） 明代广西府江农民起义是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的，直到明末万历十三年最后失败，历时二百余年之久。其间起义军时起时伏或此起彼伏，从来间断。它是明代广西规模较大，斗争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农民起义之一。下面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对府江农民起义的斗争过程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洪武九年三月，贺州(今贺州)屯军陈华四领导数千士兵起义。有史料记载这件事说：“广西贺州屯军陈华四等作乱。桂林卫指挥姜旺率兵击斩之，俘其众千余人。” (《洪武实录》卷105) 这次士兵起义虽然很快被军官所镇压，但是它却揭开了明代广西府江起义的序幕。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平乐府富川(今富川瑶族自治县)县灵亭山破纸山等峒瑶民二千余人起义。据《明实录》和谢启昆《广西通志》所载，这次瑶民起义已经开展夺田斗争。他们“占耕内陆”，到处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其势甚猛，曾打到恭城、贺县及湖南的道州永平、江华等县地。官兵来追剿时，他们便“逃匿岩谷，及兵退复肆跳梁。”当年秋收时分，广西都指挥使司急调大批官军会同湖广永平、道州诸卫宫军前来搜捕，因寡不敌众，瑶民义军退入山谷，官军进入其境后，“收其所种谷粟”。由于官军采取武装夺谷的手段，破坏了义军的生产，断绝其粮食，因而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瑶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次年十一月，富川瑶民又在盘大孝等人领导下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县城，杀死以知县徐原善为首的一帮县官，控制了广西富川及湖广永平，江华等三个县的地区，打击了当地的封建统治。不久，明朝廷急令都指挥韩观督兵征剿，瑶民义军奋勇还击，后因敌众我寡而失败。韩观屠杀了盘大孝等二百余人，富川瑶民起义军受到了重大损失。但是瑶民的顽强斗争精神却使韩观心有余惧。事后不久，韩观曾对明朝廷上奏曰：“富川县灵亭乡乃瑶蛮出没之地，虽征剿累年未尽殄灭，恐复有乱者。”(《洪武实录》卷198) 后来在洪武二十七年，为防备瑶民再起，而把梧州守御千户所徙入富川城中。这说明富川瑶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该县的封建统治，使统治者惶惶不安。 到了明中期，大概从正统年间开始，府江农民起义便逐渐发展起来，其斗争内容主要是围绕土地和食盐问题来开展的。 正统九年三月，荔浦一带爆发了以韦贵等人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不仅在乡村到处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烧毁地主的房子，而且攻打县治，抢夺官府军器等物。守备军官赵雄等人坐视不敢追捕，结果被官府治罪。(《正统买录》卷114) 当年元月在荔浦县又有莫公乔等人的起义。广西总兵官柳溥一方面多次“遣人抚谕”，另方面又急派官军二干人前来围剿，韦贵、莫公乔等人率领义军奋勇抗敌，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正统实录>>卷117--119) 天顺末成化初，正当大藤峡起义掀起斗争高潮之时，府江各地义军也乘机活跃起来。天顺三年三月，贺县义军曾与连山义军联合作战，打到湖南江华等地。（《天顺实承》卷301) 荔浦、富川等地起义军也纷纷而起，其势力远远超过了当地官兵。面对这情况，广西都指挥佥事邢斌曾哀叹地说：“今桂林平乐等府荔浦富川等县，贼巢遍地、民(地主)不聊生。虽有哨兵分捕，但官兵少，猝难应御。》”(《成化实录》卷—) 

      成化元年，正当广西各地宫军都集中到梧州镇压大藤峡起义时，府江、右江一带官兵极少，“空虚无补”，府江起义军乘机兴起，“纵横四出。桂林、平乐等府境内乡村堡寨，屡被劫掠”。起义军又攻陷灵川县治，“杀死吏民（地主)，如入无人之境。”(《成化实录》卷二)面对此种情势，逼得官府不得不从梧州一带分兵东征，这样就减少了官军对大藤峡义军的镇压力量，有力地声援了大藤峡起义军的斗争。后来，镇压大藤峡起义的刽子手韩雍，首先镇压修仁、荔浦起义军，使府江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到成化十二年五月，府江起义军又复起。他们“聚众千余、四散劫掠，官军不敢追捕”（《成化实录》)卷153《明实录》还有记载曰：“初，广西流贼攻破荔浦县龙村等寨，指挥徐清、刘源、吴谦等俱不能防御。（千户)杜璇领兵击贼，生擒四人，缚至广运堡。百户王彪识其为仙回峒壮人，纵之。其峒壮复纠各峒人数百，大肆劫掠，璇死焉。至是，巡按御史谢显核实以闻。兵部参奏，清等皆坐失机，而彪纵贼，其罪尤甚，宜俱下御史逮治。” (<<成化实录》卷178》 这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它说明官军内部对义军的态度不同，有的不敢追捕如徐清、刘源、吴谦等人，有的对义军产生同情之心，如王彪；只有个别顽固不化分子对义军采取镇压之态度，如杜璇其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义军的发展确实有利。因而到成化十九年，府江起义军便发展到数千人，基本上控制了府江两岸。当时起义军到处“攻围城邑，杀掠人畜，所在嚣然。” (《成化实录》卷241) 弘治年间，府江各地起义军有了更大的发展。其势力巳大大超过当地官兵，使统治者感到束手无策，“难于应援。”如弘治八年四月，总镇两广都御史闵珪曾哀叹地说：“广西永安西乡、府江东西两岸等处山巢壮贼，久为边患，猖獗滋甚。欲调兵征剿，其该剿地方，周围数百里，道路错出，必布置周匝，庶克济事。现调军兵，仅足分布前项山巢，……若分兵进剿，恐势分力寡，难于应援。”(《弘治实录》卷99) 从成化至弘治这段时间，统治者对府江起义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围剿。一次在成化十九年，由广西总兵官陈政亲自出马，征调大批汉达宫军土兵，分十二路向府江地区发起进攻。面对强敌的围攻，起义军据险抗拒，奋勇还击，打死打伤无数敌兵。后因众寡悬殊，黄姜、桂山等十六个据点，先后被敌人攻破，二千一百余名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成化实录》卷241)；另一次在弘治八年，由广西付总兵都指挥同知欧磐等人带领汉达官兵六万人来征剿，起义军所控制的村寨岩峒一百八十六处，先后被敌兵攻破，六千余名起义军被屠杀。(《弘治实录》卷102)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府江两岸。敌人的大屠杀使府江起义受到重大损失，同时也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当年十二月，府江起义军余部为死难的战士报仇而突然袭击昭平堡，杀死许多官军和官僚地主。“广西瑶贼寇平乐县昭平堡，杀男妇八十二人，虏掠二百五十人”(《弘治实录》卷107)。此后府江起义军又活动于府江的沿岸，经常抢夺官商船货，官军不敢追捕。正如《明实录》所言：“广西府江自平乐以下昭平以上，具有官军守堡。但府江每秋后，水落河窄，舟行近岸，多为瑶贼所劫，军堡隔远不能趋救。”(同上) 正德时期，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有三支较大的队伍：一支活动在修仁荔浦两县，开展夺田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正如史料记载日：“广西修仁荔浦二县田塘顷亩，节被壮贼占种，致粮多逋负，遗累官民(地主)” (《正德实录》卷29)；一支活动在大小桐江、洛口、仙回、朦胧等村寨。这支瑶民起义军经常“挟短兵长弩，出府江劫船”(《粤西丛载》卷26)；还有一支在贺县由覃公浪、吴父晟等人领导的起义军。这支队伍规模较大，活动的范围较广，坚持斗争时间也较长。《明实录》有载云：“初，贺县贼首覃公浪、吴父晟等纠合怀集县贼覃父敬、连山县贼李公旺等，杀劫乡村，遂引平乐县鱼狗等峒贼出府江东西两岸，钩劫官商船，为患凡三年。” 到正德六年九月，广西总兵安远侯柳文等人督兵征剿，攻破岩峒巢寨二百零七所，杀死义军四千四百七十余人。(《正德实录》卷79) 从嘉靖至隆庆年间，府江起义发展到了高潮。这个高潮是逐步形成的，主要表现是： 嘉靖初年，阳朔起义军在莫艮朋等人领导下再度兴起，他们攻县城，夺官帑，“杀知县张士毅，伤百户曹恩，焚劫岁无虚月”。(《嘉靖实录》卷401)后被提督两广侍郎应槚和总兵官顾寰等人所镇压，有四百多名义军壮烈牺牲。 在贺县由倪仲亮、邓良朝所领导趵起义军，是当时活动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据史料记载，这支队伍曾发展到几千人，并与广东连山地区起义军联合起来，活动于两广贺、连以及湖南衡、永、郴等地之间，历时达三十余年之久。嘉靖二十七年，提督两广侍郎张岳等人调广西土兵及两广汉达宫军民兵共七万人，分哨进剿，起义军奋勇还击，后因寡不故众而失败，有三千余名义军被捕牺牲。(《嘉靖实录》卷338) 到了

       隆庆年间，府江起义军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在荔浦有韦公海等人的起义。这支队伍约有五千余人。他们四出攻劫，屡攻县城，声势甚剧；在永安有李都堂等人的起义。这支队伍约有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经常“阻截道路，州治不通”。

      隆庆四年，高天黄公东等人又聚众万余，攻围永安(《粤西丛载》卷26)。又据《万历武功录》记载曰：“两岸及三峒，皆府江壮，……东岸属平乐，西岸三峒属荔浦，延袤有干余里，中间巢峒盘络，为瑶壮渊薮。于是，江上诸偷盗，皆倚借为党援，日与府江酋长杨公满、雷公奉、黄公东等，夺荔浦城郭、平乐乐山及峰门、南源诸所，执永安知州杨惟执，已杀指挥胡瀚，千户李可久、周濂，军余朱铨、邓属二、土舍岑文，太学黄文堂及兵民无算”(《万历武功录》，《广西府江右江诸壮列传》) 又据《粤西丛载》卷二八记载：隆庆初，荔浦永安之间，反者四起，……逾年，三峒贼攻荔浦县城，破古架村，兵民(地主)被戮者无算；西岸仙回诸贼围永安州，复要执知州，掠其印，要厚赎，始得出。当是时,道路梗塞，城门昼闭，永安荔浦，几至陆沉。”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在隆庆万历年间府江起义军确是蓬勃发展，其中又以杨钱甫所领导的起义队伍，势力最强。他们以三峒、仙回、高天诸寨为中心，互相依倚，经常出击两广交界地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隆庆六年，广西巡抚郭应聘亲自出马督兵镇压，杨钱甫等人率领起义军与官兵鏖战达四个月之久，从当年十月到次年元月，这场战斗方告结束。杨钱甫等四千六百余名起义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万历实录》卷10) 这就是郭应聘向明朝廷报功奏文中说的所谓“府江之捷”。 经过这次大镇压和大屠杀，郭应聘等人以为从此府江人民再也不会起来造反了，府江可以“通途无梗”了。其实，只要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

         到万历时期，府江一带同广西其他地方一样又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粤西亢旱，赤地千里”。万历十二年两广总督吴文华、广西巡抚吴善在奏文里曾说：“广西饥，……贼纠党为患。”(《万历实录》卷156) 由于人祸加天灾，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府江义军又复起。如万历元年，阳朔碎江廖金滥等人起义。起义军以峰门山湾等处为据点，联合洛容象州等地义军共同战斗。

        万历十二年，李婆兰等人又领导府江瑶民起义。起义军“聚众劫舟”，攻城杀吏。当时的斗争形势正如《明实录》所言：“府江者，粤中孔道。江之两岸，峰峦幽翳，瑶壮居之，勾连洛容象州诸贼巢，出没为乱。”(《万历实录》卷166) 

      万历十三年，两广总督吴文华和广西巡抚吴善亲自督兵围剿。起义军与官兵展开了生死决战，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九百多名义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还有㈠百多名义军被捕，最后也被杀害。这就是明统治者所称颂的在广西“复有府江之捷”。

       至此，从明初开始爆发的广西府江起义终于最后失败了。 综上所述可知，府江起义是明代广西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斗争激烈的农民起义之一。参加起义的群众，少至数百，多至数干以至万余，其中有苗族、瑶族和壮族人民，可以说这是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活动的范围，除了在府江上下两岸活动外，还曾打到广东的连山、湖南的道州永平、江华等地；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夺田和夺盐，说明府江农民起义已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斗争的时间，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万历年间为止，历时二百余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其间起义军时起时伏或此起彼伏，前仆后继，斗争不息，充分体现了苗、瑶、壮各族人民的顽强斗争意志和战斗精神。 府江农民起义军在战斗中虽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也杀死了无数官兵和官僚地主，沉重打击了广西府江地区以及广东、湖南某些地区的封建统治势力，迫使统治者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如隆庆五年，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巡抚右佥都御史殷正茂不得不提出“犒赏瑶壮鱼盐，以息劫夺”的建议(《隆庆实录》卷56)，这是府江人民开展夺盐斗争的胜利成果。又如万历六年，由于起义军的反抗斗争，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减少一些赋税。当年九月明政府宣布：“减桂林平乐等府编银，(从)本年为始，每年减五千八百六十六两五钱七分”。同时又宣布“其万历元年至四年止未完银一万—千三百九十八两，尽数蠲免”(《万历实录》卷79》此外，通过长期战斗和联合作战，也加强了府江各族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民族的融合。 总之，府江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府江地区苗、瑶、壮各族人民的鲜血是没有白流的，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广西人民的反封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摘自：http://www./bbs/rauz-5711-1-1.html

         据《粤西丛载》言：“王府盐船湾泊河下半年之久，或强掳船只装载盐货；或高抬盐价逼人承买；或掳到官船指说装盐，及至索骗银两入手，却又放去，仍复重掳”(《粤西丛载》卷5)。这个材料说明，靖江王府依靠其特权插手盐运和私贩活动，他们名为做贩盐些煮，实际是到处敲骗勒索，牟取钱材。其他地方官吏也是这样干的。如正统年间广西总兵官安远侯柳溥就带头搞“私贩盐价”，大发横财。结果被弹劾，受到处分。明朝廷“命有司追溥所受银器及家人私贩盐价。” (《正统实录》卷75) 正德时期柳州知府刘琏其人，被农民起义军击毙后，有史料记载曰：“传者谓链死，贼刳其腹，实之以盐”。 (《正德实录》卷61）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由于官府垄断盐运和地方官吏大搞盐贩私捞，使食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地方官吏搞私贩盐价极端不满。 尤其严重的是，明统治者对广西少数民族人民实行食盐封锁政策，更加引起人民的反对。如成化元年，明朝编修官员丘浚曾给明朝廷出谋献策曰：“广西不产盐，而两江(指明代广西的左、右江道)尤为难得，宜严立私贩之禁，量为功次等则，以为赏劳士兵之资。”(《成化实录》卷13)这说明统治者要在少数民族人民居住的左、右江道地区实行食盐的封锁，“严立私贩之禁”，结果使少数民族人民无盐可食，只能到山中寻找其代用品。《粤西诗载》有言：“山深路远不通盐，蕉叶烧灰把菜腌。”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过着无盐生活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于明政府对广西各少数民族实行食盐的封锁政策，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示得不为夺盐而斗争。府江是粤中之孔道，是官府盐运必由之路。府江人民起义军“据险出没，”“钩官商盐船”，就是为夺盐而进行的斗争。

           明代广西府江农民起义是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的，直到明末万历十三年最后失败，历时二百余年之久。其间起义军时起时伏或此起彼伏，从来间断。它是明代广西规模较大，斗争时间较长，影响较深的农民起义之一。下面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对府江农民起义的斗争过程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洪武九年三月，贺州(今贺州)屯军陈华四领导数千士兵起义。有史料记载这件事说：“广西贺州屯军陈华四等作乱。桂林卫指挥姜旺率兵击斩之，俘其众千余人。” (《洪武实录》卷105) 这次士兵起义虽然很快被军官所镇压，但是它却揭开了明代广西府江起义的序幕。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平乐府富川(今富川瑶族自治县)县灵亭山破纸山等峒瑶民二千余人起义。据《明实录》和谢启昆《广西通志》所载，这次瑶民起义已经开展夺田斗争。他们“占耕内陆”，到处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其势甚猛，曾打到恭城、贺县及湖南的道州永平、江华等县地。官兵来追剿时，他们便“逃匿岩谷，及兵退复肆跳梁。”当年秋收时分，广西都指挥使司急调大批官军会同湖广永平、道州诸卫宫军前来搜捕，因寡不敌众，瑶民义军退入山谷，官军进入其境后，“收其所种谷粟”。由于官军采取武装夺谷的手段，破坏了义军的生产，断绝其粮食，因而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瑶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次年十一月，富川瑶民又在盘大孝等人领导下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县城，杀死以知县徐原善为首的一帮县官，控制了广西富川及湖广永平，江华等三个县的地区，打击了当地的封建统治。不久，明朝廷急令都指挥韩观督兵征剿，瑶民义军奋勇还击，后因敌众我寡而失败。韩观屠杀了盘大孝等二百余人，富川瑶民起义军受到了重大损失。但是瑶民的顽强斗争精神却使韩观心有余惧。事后不久，韩观曾对明朝廷上奏曰：“富川县灵亭乡乃瑶蛮出没之地，虽征剿累年未尽殄灭，恐复有乱者。”(《洪武实录》卷198) 后来在洪武二十七年，为防备瑶民再起，而把梧州守御千户所徙入富川城中。这说明富川瑶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该县的封建统治，使统治者惶惶不安。 到了明中期，大概从正统年间开始，府江农民起义便逐渐发展起来，其斗争内容主要是围绕土地和食盐问题来开展的。 正统九年三月，荔浦一带爆发了以韦贵等人为领导的起义。起义军不仅在乡村到处抢夺地主的土地和财物，烧毁地主的房子，而且攻打县治，抢夺官府军器等物。守备军官赵雄等人坐视不敢追捕，结果被官府治罪。(《正统买录》卷114) 当年元月在荔浦县又有莫公乔等人的起义。广西总兵官柳溥一方面多次“遣人抚谕”，另方面又急派官军二干人前来围剿，韦贵、莫公乔等人率领义军奋勇抗敌，最后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正统实录>>卷117--119) 天顺末成化初，正当大藤峡起义掀起斗争高潮之时，府江各地义军也乘机活跃起来。天顺三年三月，贺县义军曾与连山义军联合作战，打到湖南江华等地。（《天顺实承》卷301) 荔浦、富川等地起义军也纷纷而起，其势力远远超过了当地官兵。面对这情况，广西都指挥佥事邢斌曾哀叹地说：“今桂林平乐等府荔浦富川等县，贼巢遍地、民(地主)不聊生。虽有哨兵分捕，但官兵少，猝难应御。》”(《成化实录》卷—) 成化元年，正当广西各地宫军都集中到梧州镇压大藤峡起义时，府江、右江一带官兵极少，“空虚无补”，府江起义军乘机兴起，“纵横四出。桂林、平乐等府境内乡村堡寨，屡被劫掠”。起义军又攻陷灵川县治，“杀死吏民（地主)，如入无人之境。”(《成化实录》卷二)面对此种情势，逼得官府不得不从梧州一带分兵东征，这样就减少了官军对大藤峡义军的镇压力量，有力地声援了大藤峡起义军的斗争。后来，镇压大藤峡起义的刽子手韩雍，首先镇压修仁、荔浦起义军，使府江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 到成化十二年五月，府江起义军又复起。他们“聚众千余、四散劫掠，官军不敢追捕”（《成化实录》)卷153《明实录》还有记载曰：“初，广西流贼攻破荔浦县龙村等寨，指挥徐清、刘源、吴谦等俱不能防御。（千户)杜璇领兵击贼，生擒四人，缚至广运堡。百户王彪识其为仙回峒壮人，纵之。其峒壮复纠各峒人数百，大肆劫掠，璇死焉。至是，巡按御史谢显核实以闻。兵部参奏，清等皆坐失机，而彪纵贼，其罪尤甚，宜俱下御史逮治。” (<<成化实录》卷178》 这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它说明官军内部对义军的态度不同，有的不敢追捕如徐清、刘源、吴谦等人，有的对义军产生同情之心，如王彪；只有个别顽固不化分子对义军采取镇压之态度，如杜璇其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义军的发展确实有利。因而到成化十九年，府江起义军便发展到数千人，基本上控制了府江两岸。当时起义军到处“攻围城邑，杀掠人畜，所在嚣然。” (《成化实录》卷241) 弘治年间，府江各地起义军有了更大的发展。其势力巳大大超过当地官兵，使统治者感到束手无策，“难于应援。”如弘治八年四月，总镇两广都御史闵珪曾哀叹地说：“广西永安西乡、府江东西两岸等处山巢壮贼，久为边患，猖獗滋甚。欲调兵征剿，其该剿地方，周围数百里，道路错出，必布置周匝，庶克济事。现调军兵，仅足分布前项山巢，……若分兵进剿，恐势分力寡，难于应援。”(《弘治实录》卷99) 从成化至弘治这段时间，统治者对府江起义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围剿。

     一次在成化十九年，由广西总兵官陈政亲自出马，征调大批汉达宫军土兵，分十二路向府江地区发起进攻。面对强敌的围攻，起义军据险抗拒，奋勇还击，打死打伤无数敌兵。后因众寡悬殊，黄姜、桂山等十六个据点，先后被敌人攻破，二千一百余名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成化实录》卷241)；另一次在弘治八年，由广西付总兵都指挥同知欧磐等人带领汉达官兵六万人来征剿，起义军所控制的村寨岩峒一百八十六处，先后被敌兵攻破，六千余名起义军被屠杀。(《弘治实录》卷102)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府江两岸。敌人的大屠杀使府江起义受到重大损失，同时也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当年十二月，府江起义军余部为死难的战士报仇而突然袭击昭平堡，杀死许多官军和官僚地主。“广西瑶贼寇平乐县昭平堡，杀男妇八十二人，虏掠二百五十人”(《弘治实录》卷107)。此后府江起义军又活动于府江的沿岸，经常抢夺官商船货，官军不敢追捕。正如《明实录》所言：“广西府江自平乐以下昭平以上，具有官军守堡。但府江每秋后，水落河窄，舟行近岸，多为瑶贼所劫，军堡隔远不能趋救。”(同上) 正德时期，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有三支较大的队伍：一支活动在修仁荔浦两县，开展夺田斗争，取得重大成果，正如史料记载日：“广西修仁荔浦二县田塘顷亩，节被壮贼占种，致粮多逋负，遗累官民(地主)” (《正德实录》卷29)；一支活动在大小桐江、洛口、仙回、朦胧等村寨。这支瑶民起义军经常“挟短兵长弩，出府江劫船”(《粤西丛载》卷26)；还有一支在贺县由覃公浪、吴父晟等人领导的起义军。这支队伍规模较大，活动的范围较广，坚持斗争时间也较长。 

    以上这些记载说明，在隆庆万历年间府江起义军确是蓬勃发展，其中又以杨钱甫所领导的起义队伍，势力最强。他们以三峒、仙回、高天诸寨为中心，互相依倚，经常出击两广交界地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隆庆六年，广西巡抚郭应聘亲自出马督兵镇压，杨钱甫等人率领起义军与官兵鏖战达四个月之久，从当年十月到次年元月，这场战斗方告结束。杨钱甫等四千六百余名起义军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万历实录》卷10) 这就是郭应聘向明朝廷报功奏文中说的所谓“府江之捷”。 经过这次大镇压和大屠杀，郭应聘等人以为从此府江再也不会起来造反了，府江可以“通途无梗”了。其实，只要有压迫剥削，就有反抗斗争。到万历时期，府江一带同广西其他地方一样又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粤西亢旱，赤地千里”。万历十二年两广总督吴文华、广西巡抚吴善在奏文里曾说：“广西饥，……贼纠党为患。”(《万历实录》卷156) 由于人祸加天灾，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府江义军又复起。如万历元年，阳朔碎江廖金滥等人起义。起义军以峰门山湾等处为据点，联合洛容象州等地义军共同战斗。万历十二年，李婆兰等人又领导府江瑶民起义。起义军“聚众劫舟”，攻城杀吏。当时的斗争形势正如《明实录》所言：“府江者，粤中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