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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传播与选诗态度:关于钱钟书《宋诗选注》中一个看法的考辨

 dragonskil 2016-08-21

[说明]  本文撰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系天津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之一节,后刊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作文之时,作者甫过弱冠,敢于向国学泰斗钱钟书先生发难,真可谓初生之犊啊!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大师也有不小心而犯错误的时候。



[摘要]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提出:阅读前人诗歌选集时应有保留,因其选集大多比较草率,比如清代吴之振、吕留良合编的《宋诗钞》所选的刘克庄诗作,只选了刘氏前十六卷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的作品一首也没有选录。本文考察了刘克庄集子在宋元明清之际的流传情况,结论是:吴吕二人未选刘氏后期之作,并非态度草率所致,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卷十七以后的诗。

 

       对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是钦仰有加的,其名著如《管锥篇》、《谈艺录》、《宋诗选注》等都是我的必备之书,时时阅读,每有新奇之感。近日翻检《宋诗选注》,序言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先生在谈及对宋诗传播研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部诗歌选集时写道:“有两部比较流行的书似乎这里非讲一下不可:吴之振的《宋诗钞》和厉鹗等的《宋诗纪事》。这两部书规模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时候,心里得作几分保留。……我们注意到一点: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它(指《宋诗钞》)一般都从前面部分钞得多,从后面的部分钞得很草率,例如只钞了刘克庄《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四十八里一字未钞。”按照钱先生的看法,从前的各种诗文选集多半有些靠不住,究其原因,如钱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一是由于钞工的原因(太偷懒或太卖力);一是由于钞选者本人治学草率所致。

    《宋诗钞》是清代著名学者吴之振和吕留良二人合著的,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盛誉。吴、吕二人均是博学之人,治学严谨,按理,他们在钞选宋诗时,断不至于太草率。我把他们选的苏东坡、黄庭坚、  杨万里、 陆游等人的诗作与本集对比了一下,并没有发现如钱先生所说的“前详后略”的情况。但是把《宋诗钞》所选刘克庄(后村)的诗作与《后村先生大全集》对比,却发现事实确如钱先生所说,只选有前十六卷里的诗作,卷十七至四十八里的诗一首也没有入选。这倒底是什么原因呢? 先生认为,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不是由于后村本人老去才退,而是由于吴、吕工作草率造成的。

     为什么吴、吕二人独独对后村的诗作“前详后略”呢,我以为原因并不像钱先生所说的是由态度“草率”造成的。要真如此他们二人不可能只在趔后村诗时草率而选其他人的诗时不草率,其中一另有原由,或者与后村集子的流承传布有关。

     后村的诗文集《后村先生大全集》  (以下简称《大全集》)到今天还保存得十分完整,共有一百九十六卷之多,其中前四十八卷为后村先生的诗歌全集。后村一生创作了四个集子:  《前集》、《后集》《续集》、《新集》。据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序》知后村《前集》是由林希逸在淳祐八年(1248)前后刊于兴化郡斋,而其编次,盖由后村本人诠次,作品主要收录了后村瞪岁前之作(林希逸刊刻村《前集》的原由,他在《后村居士集序》中记得更详细一些,可参见)。林希逸实为传转播后村集子的第一大功臣。

      《后集》、《续集》、《新集》三集则为后村62岁以后所作,故林希逸说:“二十年(后村62至.己2岁)共成《后》、《续》、《新》三集。”又据刘希仁(后村堂弟)记载:“(后村)有《前集》刊于(指林希逸所刊本),既而《后》、《续》、《新》三复刻于玉融。”(《大全集序》)则知《后》、《续》《新》三集刊刻于福建玉融。由此可知后村《后集是他在62岁到72岁之间所写的结集,以后十年又集撰了《续》、《新》二集。《后村行状》云:“其在《新集》者,半出于目眚之后,口诵成篇,子侄笔受。”后村景定五年(1264) 78岁时盲左目,以此可大致推定:《续集》为开庆元年(1259,后村73岁)至景定四年(1263,后村77岁)五年间所作;《新集》则为景定五年(1264)至咸淳四年(1268)五年多时间里所作。这样看来,后村创作的丰收期是在暮年,其60岁后所作,占去了全部作品的匹分之三(这当然不包括后村三十三岁以前被自己焚毁的那一大部分作品)。

      后村生前这四个集子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后村死后,情况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据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一)记载:“未几,后村卒(咸淳五年即1269年,后村83岁),其家尽会萃其生平所著别刊小本为《大全集》。”将四个独立的集子合编为《大全集》的任务主要是由后村的第三个儿子刘山甫完成的,合编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来的四个别集“书坊翻刻,卷帙讹繁,非巾箱之便”,汇为一编则极“便于收览”。

      但是刘山甫精心编辑的《大全集》原刻本却未能保存下来(元代尚存,曾履祥曾赠送给刘埙一部,事见《隐居通议》),明代的天一阁本是从宋刊本钞写出来的,现在的《天一阁书目》里,即著录有《刘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绵纸蓝丝本)。莫友芝《鄙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三十云:“(《大全集》)出后村家,宋时曾有刊板,天一阁本盖从之传录,凡诗文、诗话、内外制、长短句合一九十三卷……,此本竟无著录者,惟《文渊阁书目》中有《后村集》二部,俱五十册,残帙,卷帙繁重。亦即是书。”张月霄也同此说(见《爱日精庐藏书志》),此“文渊阁本”或即宋本,可惜在明代就残缺不全了(见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九),因此到明代时,只有天一阁钞本完整地保存了刘山甫所刊刻的《大全集》原来的面目。

       至清代又出现了张金吾(月霄)影写天一阁钞本(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一、《萌宋楼藏书志》卷九十、《艺风堂藏书续记》卷六等),椐《尧圃藏书志》卷八记录,钱塘何梦华访求遗书为备四库之用,搜罗出天一阁钞本,张金吾于是录其副本,后周星诒又从此本传录之(见周氏跋语)。

      今本《大全集》(四部丛刊本)系从无锡孙氏(毓修)小绿天藏赐砚堂(顾沅)旧钞本影印。顾沅赐砚堂藏书后悉为丁禹生所得,同治丁卯(1867),贵州莫友芝游于浙江,受丁禹生所托编撰其所藏书目,遂成《持静斋藏书记要》二卷(中大部分为顾氏藏书)。今检《记要》卷下,著录有钐本《后村先生大全集》百九十六卷,并云:“依天一阁本传钞”,则此与张金吾本当同为一本,后为无锡孙氏所得,《四部丛刊》即影印此本以行。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已可得知,后村先生的全集在明清之时只有钞写本流传于世,传播范围极其有限,能够一睹全貌的人很少,清代大藏书家卢文招曾苦心寻觅数年也未得到,慨叹“是书(《大全集》)之罕观久矣”!张金吾得以从天一阁本传钞,称之为“书城之钜观、艺林之鸿宝”,由此可见一斑。

      在明清之际,《大全集》十分罕见,后村诗文的广泛传布是由另外一个刊本来完成的,那就是为明清藏书家所经常提及的《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本。如陆心源《萌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隅录》、瞿镛《铁剑铜琴楼藏书目录》、黄丕烈《尧圃藏书志》、《干顷堂书目》、钱曾著瞿起凤编《虞山钱增王藏书目录汇编》、罗振常著周子美编订《善本所见录》、卢文粥《宋史艺文志补》、吴尉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著述中,均对《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本有详细著录。

     以上诸家所著录者(宋本及钞本《后村居士集》),实际上就是林希逸于理宗淳祐八年所刊行之《前集》,即瞿镛所说“理宗时刻本”,陆心源《仪顾堂续跋》也已明确论断。后村《前集》也就是《后村居土集》,其中只有诗十六卷(《大全集》卷一至卷十六)。

     行文至此,已可清楚知道:在明清之际广泛流传的后村集子,只是后村作品的一部分——《前集》,也就是《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本(其中诗作只有十六卷)。这样一来,关于吴、吕二人《宋诗钞》中为什么只选后村前十六卷的诗作,问题已可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二人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后村先生的全集(卷十七至四十八的诗作只收于《大全集》中)。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可以充分证明吕留良等人从未见过《大全集》。《藏园群书经眼最2卷十八著录有清人吕无党手写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本(林秀发编次),这个吕无党就是吕留良的儿子。无党仅辛苦抄写这本只有五十卷的后村作品集子(今本存于北京图书馆),可见其家藏书是没有《大全集》的。《大全集》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的珍本书籍,即使是像钱大听这样的大学者也曾寻皿多年而不得(见黄丕烈跋吕无党抄写本)。

    由此,我们可知钱钟书先生对吕、吴《宋诗钞》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或许是先生一时疏忽所致吧——大师也有不小心而犯错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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