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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从世界体系的变化看美国衰退

 许愿真 2016-08-21
从世界体系的变化看美国衰退
201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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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中国崛起是世界体系变化的结果,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美国衰退是世界体系变化的结果,实际上这是世界体系同一种变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结果。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过去500年西方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其原因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而在于它们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同样,欠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所以不发展,原因也不是在于内部机制,更主要的是它们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与边缘地区。而所谓世界体系就是一种全球分工与产业价值链体系,它是由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一种结构。同时它也是一种规则和机制,决定资本,资源,人才,财富的流向,循环与分布。所以,位置不同,国家的命运也不同,即位置决定命运,怪不得俾斯麦曾经带有醋意地说到,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只惠顾美国,醉汉和傻瓜。

    上世纪初畅销书《世界的美国化》作者威廉·斯迪德认为尽管在18世纪美国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但是随着美国的崛起,英国未来的经济将与美国息息相关。当时欧洲人惊呼“美国入侵”,牢骚满腹的抱怨每天早晨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在美国制造的闹钟声音中醒来;从产自美国新英格兰的床单上爬起床,用纽约的肥皂和扬基安全剃须刀刮脸。然后穿上产自西卡罗来纳的袜子,再外面再蹬上一双波士顿长靴;系紧康涅狄克州产的背带裤,等等,欧洲人发现生活已经离不开美国制造,英国首相威廉·格兰斯顿1878年就预言美国在商业地位上超过英国是无法避免的,“当我们还在为自己的快速发展洋洋自得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在一路小跑超过我们。” 那么,美国为何会超过英国呢?原因之一是英国人和英国公司每年都将他们一半以上的存款投资到美国,这甚至超过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带来的收益使英国每年的国民收入得到增加,但是这些投资本身让美国企业完成了现代化,美国在一夜之间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成为以工业为主的都市化社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功的象征。

    近代世界体系发源与15,16世纪,成熟于19世纪中叶,其核心是西欧国家。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无疑对外投资从短期和对资本来讲比国内投资盈利更高,但是,长期来看对英国和世界经济结构都是一种深远的变化。美国的崛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和技术的转移,由此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年轻的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随即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差点要了美国的命。接下来就是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一次繁荣,其基础在于战时经济向民用经济的转型,福利制度的建立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还有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

    如果说19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欧洲,并由此形成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即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与边缘地带,那么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显然已经偏移至美国,并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体系发生了位移,对美国的挑战首先来自于崛起的德国与日本,其中特别是日本,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美国一度视日本为主要威胁,只不过日本不久就迷失了,所以美国心理也就平衡了。但是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之后又来了中国,中美矛盾实际上是美日矛盾的继续,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矛盾。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接触战略,即将中国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认为通过市场化可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而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同时认为打开中国市场,可以拉动美国的出口与就业,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在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此相对,因为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展势头减弱,经济陷入衰退。无怪乎目前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个错误,让中国加入WTO更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悲剧。因为由此中国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与饭碗,钱都给中国赚走了。所以,中国人富了,美国人穷了,中国崛起了,美国衰退了。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分析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美国重返亚太,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美国组建TPP,将中国排挤出去,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美国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就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而在后二条原则推行乏力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趋于推行第一条原则,即在南海“横行”自由,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试图由此打乱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显然这是目前中美矛盾愈演愈烈,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东方体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由于中国选择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落入体系的半边缘和边缘位置。与之相对,日本选择脱亚入欧的开放与融入政策,所以日本挤进了世界体系的核心圈,可以说这是近代中日大分岔,大分流的原因,也可以说近代中国的衰败既是自身政治制度僵化腐败的结果,也是中国面对世界体系变化错误选择的结果。现在美国把自己面临的问题都归于全球化,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导致了美国与西方经济的衰退,福利制度的难以为继。所以,解决出路在于闭关自守,回归本土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也就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与此相对的另一种认为或者逻辑是,正是因为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压制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逼走了企业,由此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税收与福利的下降,国内投资机会的枯竭,资本与产业的转移。所以,美国与西方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全球化,民粹主义实际上于事无补,闭关自守结果只能是自我孤立化与自我边缘化。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那么,美国应该如何选择以应对面临的困境,从而使美国再次强大呢?显然,目前美国面临的选择与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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