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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台山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moto9977 2016-08-21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和佛教圣地,在很早以前就与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建立起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在提高五台山宗教地位的同时,也逐渐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它逐渐被纳入统治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治国方略中,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五台山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主要借助帝王崇建、巡典、恩赍、赏赐以及建立皇家祈福道场等手段得以完成。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自汉代建寺以来,很早就与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随着历代帝王的不断崇建恩赍,亲临巡典,修建道场,五台山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起来。它不仅成为汉、蒙、藏多民族人民心目中的佛教圣地,也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沟通中央与西藏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历代帝王崇建
五台山修建佛寺可追述到汉明帝时期,因山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而建寺,名为大孚灵鹫寺,经过北魏、北齐的扩建,规模渐大。据《古清凉传》载,北齐时五台山有寺庙200多所,朝廷“割八州之税”作为僧众的香火费用。至隋开皇年间,杨坚下令在台山的五顶各置一寺。唐朝李氏于太原府起家,遂将境内的五台山称为“祖宗植德之所”。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閟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寔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1]卷171遂于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数百人。玄宗重修清凉寺,代宗修建文殊殿、金阁寺、玉华寺等。唐代五台山最兴盛时,有佛寺360座,僧尼逾万人。宋太宗敕建五台山太平兴国寺,重修10寺。真宗敕修真容院。至元代,世祖修葺12佛刹,成宗敕建万圣佑国寺。据《元史》记载,元成宗为皇太后在五台山建寺,“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2]392令附近十路为建寺供应所需,影响很大。见于《元史》的还有:至大元年二月,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2]496,“皇太后造寺五台山,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役”[2]505,“至大三年正月,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2]521,动辄发军几千人,可见修造寺庙时的巨大投入。泰定帝敕建殊样寺,赐田三百顷。至明代,明成祖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明武帝敕建铜瓦殿,并于中台顶建寺。神宗万历年间,在五台山建造佛寺尤多,如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圣光永明寺(今显通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等。清代帝王对五台山恩崇有加。顺治敕修菩萨顶,康熙先后修葺寺院20余座,乾隆皇帝修葺演教、望海、灵应、普济、显通、碧山、殊像、镇海等20余寺,光绪年间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
值得一提的是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以及黄庙的建立。元初藏传佛教开始在五台山传播,朝廷遂斥资建造藏式佛塔和藏式寺庙。作为五台山标志的建筑——美丽壮观的大白塔,就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的弟子阿尼哥奉命建造的。这位尼泊尔人曾是元大都(今北京)白塔寺的建造者。此后,作为藏传佛教象征之一的佛塔,如三塔寺塔、恩寺塔、圆照寺室利沙舍利塔等在五台山兴建起来。五台山出现完全的藏传佛教寺院,始于清初顺治皇帝将五台山部分汉族寺院改为“喇嘛寺院”的一纸诏令。喇嘛寺院,即所谓的黄庙。有清一代,五台山黄庙数量最多时有将近30座。统治者刻意选定在五台山修建喇嘛寺院,大力发展藏传佛教,正是利用五台山与藏传佛教所共有的文殊崇拜“因俗以治”,旨在发挥五台山的在民族团结方面重要的沟通作用,从宗教角度建立一条贯通中央与西藏的通道。

二、皇帝巡典
五台山日益显赫的历史地位,还得力于历代皇帝的巡典和恩赍赏赐。皇帝亲巡五台山,始于元代。元成宗、元英宗曾前后临莅五台山瞻礼,开启了帝王巡典五台山之先河。至清代,康熙帝5次巡幸五台山,乾隆帝6次亲往五台山礼佛,使帝王亲巡盛典达到高潮。
除帝王之外,皇太后、太子等亲往五台山礼佛者也为数众多,自元至清都有相关记载,如大德元年(1297)元成宗之母为“兆民求福,幸五台山”;至大二年(1309),元武宗之母往五台山作佛事;燕王等皇太子亲巡五台山等。皇帝派使臣前往五台山礼佛者更多。如唐龙朔二年,唐高宗派会昌寺沙门会赜等人往五台山检行文殊圣迹,并由此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文殊化现图”与《清凉山略传》。随后各种五台山图、志传应运而生。仅敦煌石窟中就有十多幅唐五代时绘制的《五台山图》。志传如唐释慧祥《古清凉传》,宋释延一《广清凉山传》,明释镇澄《清凉山志》,清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等。元世祖派大元帝师八思巴朝拜五台山文殊圣容,并住锡一年之久。自宋至清历代皇帝也多次遣使臣前往五台山礼佛。
历代皇帝及其特使的五台山巡游,赋予五台山皇权的神圣与威仪。这种无尚的荣誉,极大提高了五台山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与历代王朝对文殊崇拜的重要认识有关。他们都有意识地将五台山这一文殊圣境当作凝聚民族心理、维护西藏等边疆安定的重要纽带。
三、帝王恩赍赏赐
历代帝王对五台山的恩赍赏赐,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日常生活用品,二是文化精神物品类,三是蠲免税粮等政策优惠。
1、日常生活用品
历代皇家赏赐五台山,最常见的是金银、布帛、宝珠、彩缎、香烛、锡杖、衣钵、哈达等。其中赏赐最多的是金银,除国库拨银修建寺庙、发帑金修建道场、赏赐布施银、供奉香资外,对寺院住持、诵经僧至众僧的赏赐也是以金钱为主,辅以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如明朝永乐初,“五台山为仁孝皇后资福,事竣,赐白金一千两,彩纱罗绢布二百六十疋”[3]258。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赐五台山僧人锡杖、衣钵1200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皇上在菩萨顶各殿供金银、龙缎、香烛、哈达;二十七年,又赍送菩萨顶金银、宝珠,哈达,与其他各寺银粮。

2、文化精神物品
主要包括文殊像、经书、匾额、福字、诗文碑记等。
文殊像:在五台山造文殊像较早的记载是在唐代。唐代宗在修文殊殿时,造一丈六尺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至宋代,宋真宗敕修五台真容院,设文殊像。元初大元帝师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朝拜五台山文殊圣容,并铸造千金文殊像,供奉于五台山。明成化十七年,宪宗造镀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尺,敕赐赍送台山文殊寺供养。康熙、乾隆朝造多尊文殊像供养于五台山。
经书:历代皇帝将汉文经书、梵文经书以及贝叶经等赐于五台山寺院。如元世祖时造经敕送台山善住寺,令僧披阅。又“遣使西土求得梵经而归,诏令先印一藏,送台山菩萨顶供养”。明成祖将贝叶经及梵文经藏赐于大文殊寺。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部分别供于五个台顶。康熙敕赐梵文藏经2部,又遣内务府外郎赍颁全部梵书藏经,分别供奉于菩萨顶和台麓寺。乾隆供奉四寺御书千手千眼佛经各一份,又奉经2部供于菩萨顶。
匾额:历代皇帝赐五台山匾额很多。较早的记载是宋真宗敕修五台真容院,赐额“奉真阁”。明正德二年,武帝赐额广宗寺和演教寺。清代所赐最多,仅康熙一人所赐匾额就多达55块。

除此之外,皇帝赐福字、赐诗、碑文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康熙皇帝,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乾隆供奉菩萨顶福字三方等。
为了促进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帝王的赏赐也有所侧重,菩萨顶等黄教寺庙所获封赏尤为丰厚。清朝廷任命黄教喇嘛阿旺老藏、老藏丹巴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事。康熙敕封老藏丹巴为“清修禅师”,加封“提督五台山番汉扎萨克大喇嘛”,还特赐其龙袍。从这些特殊的恩赐中,可以看出清代帝王为了充分发挥五台山的重要作用所做的努力。

3、蠲免税粮等优惠政策
据《古清凉传》载,早在北齐时期就有“割八州之税”作为五台山僧众香火费用之措。唐高宗规定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诏令天下:“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4]卷4五台山长期享受着政府免除杂税的优惠政策。清乾隆朝更是多次落实这一政策,甚至惠及忻州、代州、定襄、崞县、繁峙、石楼、阳曲等附近的晋省州县。据《钦定清凉山志》记载,乾隆朝先后5次蠲免五台县地丁粮银的十分之三。在清代,一般情况下,只有出现严重的灾荒,才能享受中央政府十分之三的蠲免。五台县在乾隆年间的5次蠲免,皆因当年皇帝亲巡文殊圣境而特意施予的恩蠲。乾隆皇帝还多次豁免缓征银粮。如乾隆二十六年,下令将五台县民借仓粮五千七百余石以及石楼、阳曲等州县缓征银三千一百余两,粮五万一千八百余石、谷八百余石,通行豁免。四十六年,将五台县上年出借未完常平仓谷三千六百余石,全行豁免。五十一年,又将忻州、代州、定襄、五台、崞县、繁峙乾隆五十年缓征银三万三千九百余两,米豆三千八百余石,俱行豁免。[5]卷7缓征是清代赈灾过程中于蠲免之外的补充措施之一。乾隆三年规定:蠲免钱粮之分数,按被之轻重以为多寡。被灾不及五分,有奉旨及督抚题请缓征者,分别缓至次年麦熟后及秋收后征收。被灾八分、九分、十分者,将缓征钱粮分作三年带征,被灾五分、六分、七分者,缓作二年带征。[6]2946以上三次将缓征钱粮全部豁免,皆在乾隆巡游五台的年份。由此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五台山佛教圣地的特殊关照。
以上所举的恩准蠲免,彰显皇恩浩荡,在经济上给百姓以实惠。这种特殊的待遇带给五台山无尚的荣光。

三、皇家祈福道场
在五台山修建道场,为皇家祈福祈寿,可以追溯到隋文帝。隋开皇十一年(591),文帝敕忻州刺史崔震持供于五台顶设斋立碑,供奉文殊菩萨,为皇后、皇妃、皇子祈福消灾。之后,许多帝王标榜孝道,为太皇太后、皇太后在五台山修建道场祈求平安长寿。如元成宗为皇太后在五台山建寺,并亲临五台山瞻礼文殊,康熙多次为太后修建祝福道场等。
在宋代,五台山还被当作皇家祈雨之处,与东西北岳等名山并称。如“丁巳,诏:河北、京东、河东、陜西久不雨,可分遣礼官祷于东西北岳、五台山。”[7]7212又如宋元祐五年,冬春无雨,宋哲宗遣礼官于五台山开启谢雨道场,时任尚书左丞的苏颂作《台山等处谢雨斋文》。其曰:“惟善应之无方,召至和而来格。雷雨作解,获沾足于农畴;力穑有秋,遂慰安于民望。”[8]376希望文殊能召来祥和之气,普降甘霖,给辛苦劳作的百姓一个好年景。张商英详记五台山祈雨事:“明年夏六月,以并亢旱,诣山祈求雨泽……癸丑,还至代州,大雨弥日,将槁之功,变为丰岁,商英即以其事奏闻,其略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诣五台山文殊像前及五龙池祈求雨泽。……已而时雨大降,弥覆数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农夫愁叹。及其归也,木麻荞菽,青绿生动,村落讴歌,指俟大稔。’”[9]249
最早明确地将五台山确定为皇家道场的是明正德皇帝朱厚照。他在《五台山广宗寺碑文》中指出:“五台山僧寺,系我圣朝供奉道场,俾番汉僧徒居住,此为祈祝之所。”首次将五台山由重要寺院上升为国家道场,为皇家祈福祈寿,消灾免难;为百姓祈福祈雨,求国泰民安。明朝皇帝多次遣太监诣五台山,修无遮斋,作祝延圣寿道场。清代皇帝于五台山祈福活动更为频繁,特别是康熙朝,为给太后和皇帝祈福,十年之间,在五台山所做道场就有7次,分别是:
二十二年,圣驾巡历清凉山,于佛前供祝保太皇太后福祺衍茂,圣寿无疆。
二十六年,各寺修建祝太皇太后延寿无疆道场。
二十七年,旨差裕亲王于菩萨顶修建报太皇太后慈恩道场。
二十九年,皇太后旨差太监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皇上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
三十二年,皇太子差人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
三十二年,七阿哥差人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
三十二年,皇太后差太监到台山,修建祈保当今万岁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10]卷2
帝王祈福的另一目的,就是为百姓祈福,求国泰民安。如清顺治十二年(1665)在五台山修建祝国祐民道场四十日。十四年,又在五台山修建祝国祐民道场一百日。康熙三十七年(1698),建护国裕民道场三永日等。作为皇家祈福的国家道场,五台山的名声越来越显赫,其重要地位日益得以巩固。
四、教化私僧之所
在明代,五台山被朝廷确定为私自削发为僧者的服役之所。洪武、永乐年间,统治者对僧道进行规范,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如“榜示僧道禁约”、“黜僧道不通经典”、“清理寺观”、“榜示僧尼禁”、“僧道服制”等等。其中的“私剃遣发输作”一条关于对私剃僧人处罚时,就有以下内容:
永乐六年六月,命礼部移文中外,凡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11]]卷89
《明会典》中提到对容留私自为僧者的惩罚,其曰:
六年,令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做工。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12]卷95
军民子弟仆奴凡私自削发为僧者,发五台山输作。输作,即因犯罪而罚作劳役,私自削发为僧,触犯了明朝的法律,要受到惩除。为此负连带责任的还有两类人,一是私自落发剃度者的父亲兄弟,一是容留私僧的寺院主持。统治者选择五台山作为服役之所的法律规定,客观上为五台山提供了免费的劳动力,是统治者对五台山恩赐的又一表现。这取决于五台山在统治者心目中崇高的宗教地位,也与五台山规模宏大、寺院众多,收容能力强大有关。


五台山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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