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的实质基础是一流学科,而一般的“一流学科”比较容易理解为“一流科研”,“ESI高倍引指征”似乎成为证明一流的最重要标志。然而,“汤森路透给中国高校的五大忠告”中对此现象的简单说明就是“不行”。因此,深入理解《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地方政府具体的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全面质量观,关注对应的评价策略,确有必要。 在推进PDCA循环的组织与支持内容方面,《总体方案》明确指出组织实施要点是加强组织管理,有序推进实施。在支持措施方面,提出了总体规划与分级支持、强化绩效与动态支持、多元投入与合力支持三项要求。按照PDCA梳理后,《总体方案》在整体上更具有纲领性、全面性以及逻辑性的系统化特征,如图所示,更加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图 《总体方案》3545重要内容与PDCA的对应关系 从北京市的这些数据来看,年度的经费数额就相当于日本政府立项的“世界顶级研究基地促进计划”(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nitiative)的资助力度,也有国际人才的数量要求。不难看出,北京市政府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具有全面的学科专业的质量观、充裕的资金和国际视野,并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就看这些高校的13所“中心”如何实现立项的建设目标,并且如何通过各种改革,真正成为“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还有,是否有严格的“评价体系”来克服以往项目专家“正面清单”式的评估弊病(申请难,完成易),以及改进“避重就轻”的信息公开,这些信息我们也十分期待在以后可以看到的。 《上海“高峰高原”计划2015》中明确在未来三年的第一阶段内,市级财政将投入36亿,到2020年的第二阶段将继续加大投入。相比《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实施方案2012》在对接“国家战略性产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方面脉络更加清晰。其中的Ⅰ类高峰学科的建设目标是一级学科点保持或建成全国第一,总体实力达到世界一流。同时,提出了加强学科建设和提升本科生教学质量是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体两翼”重要概念。 关于评价方面更加客观科学务实,在评价过程中,实施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客观数据开展学科建设跟踪监测的第三方评价。在定期阶段中,自主设立考核指标开展学科自评,在周期结束时实施综合绩效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学科(专业)自主设立考核指标,体现了充分尊重学科特点的考虑。但是,另一方面,指标的达成度与指标实现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因而,在各自学校学科的自评指标的基础上,研究设置统一的功能难度系数,对于第三方评价的横向比较,如对接国家与区域、学科建设和提升本科生教学质量等落实绩效管理或许是必要的。 《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投入超过13亿打造一批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优势学科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特色学科,对于中部省份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投入。特别是绩效考评办法很有绩效拨款的特点,将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实施中期评估和周期考核相结合,由教育厅、财政厅委托第三方实施,依据考评结果奖优罚劣,并将建设成效显著的学科纳入二期继续支持;未完成原定目标的取消二期申报资格,并适当扣回专项资金;2024年底进行二期验收考核,达到既定目标的给予重奖,未达标的相应扣减专项资金。
综上所述,上述政府的一流学科质量观是全面的,都十分重视相对应的质量评价,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北京特别重视专家的作用,上海则提出了学校(学科)自评指标,河南特别强调绩效考评和追加的绩效拨款措施等。实际上,如果将以上三个特点整合起来,也许对全面把握质量评价更为有效。但关键还要看高校(学科)自身是否能将评价要求这一外部驱动较好地转化为以自我驱动为主,从而形成自觉自律的全面质量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积极推进内涵型建设,加强教育教学的质量管理意识,并纷纷组建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著名高校教师对于质量评价的思考,认为“管理、文化、教学等虽然重要,但是不可量化,不能作为量化比较的指标”。同时又认为“理论上可量化比较的很多,但采集成本高昂,无法负担”。显然,这类“专家观点”是不宜不妥的。 众所周知,无数实践已经表明“管理、文化、教学是可量化、可测量的”,这也被许多高校视为重要的硬性指标。以汤森路透公司数据产品为基础的诸多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就有这类量化内容,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1年开始发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Reputation Rankings)。该排名基于汤森路透公司提供的委托Ipsos公司实施的专家访谈数据得出。2014年的访谈时间为20分钟,2015年缩短至10分钟。 学术声誉被主办方认为更具有科学的意义。因为,它是经过专家访谈,实际上也是一次“萃取操作”,将模糊的或者表面大量的量化信息转化为质化要素,然后再通过一定处理得出最终排名。至于所谓高昂的费用,实际也是误解,调查费用与访问内容、方式方法、样本量以及实施的难易程度有关,随着近年来移动技术的发展,成本也越来越低。实际上,持上述观念的学者应该更关心评价方法与评价效能。如果抱着对于教学、管理等评价“可有可无”态度的话,费用一定会很贵。另一方面,这也与汤森路透公司说明有关论文数据的态度,即“ESI排名进入前1%”不是一流学科评价或证明的“硬指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无疑,汤森路透公司早已注意到中国高校对其数据的“高度重用”的状况,紧随《总体方案》的发布,也发表了“给中国高校的五大忠告”(表2)。明确指出“应予以恰当的应用”“更不能用于评价机构和个人”以及建议必要的质化分析等,也表明了“过分利用其数据产品,后果自负”的态度。
以往中国的国家重点学科首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就是,“主要学科方向对推动学科发展、科技创新,促进中国经济建设、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一流学科”更是重要,必须紧扣全面的质量观,构建切实有效的可量化可测量的评价体系,确保“一流学科”货真价实。 并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组织开展的新一期学科评估应该考虑《总体方案》相关一流学科的质量表述,对于目前的指标体系或方法予以调整,确保学科评估更有利于一流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学科声誉”,如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具有相当高的过滤抽取要素的功能。学位中心第三轮(2012年)的评价学科水平指标也说明了“指标权重全部由参与学科声誉调查的专家(本轮评估约5000名)确定”。足以表明专家的主观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表3所示的指标说明中的“参考《学科简介》”,对于专业领域的主观调查来说,可能反映的是专家还不够“水平”仍要参考《学科简介》,还有这些各自表述《学科简介》,可能影响专家主观判断,因而,建议对接国际的学术声誉调查范式,进一步增加科学性和权威性。
其一,如上所述,“一流学科”的全面质量观更为丰富。 其二,参与评价的专家应该无需“参考《学科简介》”,对评价领域学科更专业。 其三,“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的重要意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所2014年全美新生调查报告显示,65%的学生选择目前就读学校的原因是“学术声誉”。53%和47%的学生是由于该校毕业生获得了好工作和学校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支持。实际上学校或者学科(专业)声誉,对于就业市场也就是品牌影响力,毕业生获得了好工作的影响力。 其四,再从四大世界大学排名中学术声誉的权重来看,在25%~40%之间。简单来看四大排名“学术声誉”权重都比较高,说明很重要,但是没有超过40%。因而,我们国内应在此范围,最多也不应超过40%,实际相反应该超过4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典型的声誉调查,如“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由于访问的欧美专家的国家和使用英语语言比例很高,而访问中国专家和使用汉语比例均很低,在一定程度有可能导致对非英语国家相对不利。因此,大学排名中必然需要适度降低“学术声誉”的权重,而国内专家评价应该没有跨文化的问题。 其五,压低统计数据的“水分”。如第三轮评估指标体系中A部分,“师资队伍与资源”的“生师比”,C部分“人才培养质量”的“在校学生在校期间,获世界比赛、全国比赛单项前三名或团体前六名的奖项数”,等等。 总之,为更好地落实《总体方案》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理念,PDCA方法值得进一步展开与应用,评价策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流学科的全面质量观需要转化质量框架和指标,如果新的学科评估结合一流学科建设的话,指标体系、权重也需要再调整,并最好事前公开。关于“学术声誉”数据的采集方法也建议同国际接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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