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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不日将推出本人解史新作，敬请欣赏摘要选节19——
1900年，清国发生庚子之变，八国拼凑的两万联军，不费吹灰之力，打进了统治两亿人口的北京。北京的主人慈禧太后，带着侄皇帝光绪一路向西逃窜。由此，北京就成了一座“无政府”的都市。
国不可一日无主，大概西洋人也懂得找个道理。 于是，寻找中国“临时领袖”的行动开始了。 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派使者访问这位留京处理后事的清国大佬，传达了八国准备推举他取代慈禧主持中国大局的口信。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李鸿章是怎么反应呢？ 史料记载，李鸿章笑道：“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当皇帝者耶？” 李鸿章一边笑，一边对洋人表态拒绝：我都快八十岁的人了，眼看要死了，还折腾什么？你再看看我那几个儿子，有当皇帝的料吗？ 这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最真独白：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在他看来，做大事就是为了做大官，官到顶了无非是做皇帝，而他年事已高，当皇帝又能怎样。况且不肖子孙也没有当皇帝的可能，还接这“天下大盘”干什么？ 提及李鸿章，后人为他所写的传记已经可以车载斗量了。他为什么这么招后人“待见”？因为他确实是近代中国官场一个“成功人士”，一个后半生一直都在升官的官场不倒翁。和曾国藩相仿，李鸿章虽然是从科举正道考进官场的，但是短时间内，他能从一个地方二等官，爬到中央大员的位置。除了“长毛之乱”提供的历史机遇外，还应该颇有些非同一般的“官场神通”的。 那是什么神通呢？ 众所周知，李鸿章发迹的关键，是得到了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偏爱。李鸿章虽然早年投到曾国藩门下，是跟着曾国藩杀太平军起家的，恩师曾国藩无疑是李鸿章的一大贵人。但是李鸿章后来做的官盖过了恩师，被洋人称为“副国王”，显然那不是恩师的功劳，而是拜“正国王”慈禧所赐。女王慈禧才是李鸿章的最大贵人。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偏爱李鸿章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李鸿章洋务能力，二是因为李鸿章自我定位。
李鸿章是怎么自我定位的？ 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李鸿章非常伤感地做了一段自我评语：“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也许不少历史爱好者认为，李鸿章的这种“裱糊匠”“大工”云云定位是无奈。但是我要说，非也。李鸿章的自我定位，并非出于他刻意表演的无奈，而恰恰是迎合主人的自愿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当时环境而言，屡遭欺凌的中国当然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但是没落的王朝，民族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慈禧太后这个视权如命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裱糊匠”“大工”，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 可以说，李鸿章的飞黄腾达，是他的特长与慈禧太后的需要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一个“守”字可涵盖他的全部本领。“守”什么? “守”老佛爷的江山，“守”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且，在“守”的方式上，他与众不同。在对外方面，他既有别于一味喊打的鹰派，又有别于不知死活顽固派，而是非常识时务地四方周旋、息事宁人，且一切听太后吩咐，唯老佛爷马首是瞻，故最得慈禧之心。否则他区区一个汉族官员、小小的地方官，怎么可能在满人政权中做了中堂大人、升得那么快？ 主人的需要及自我定位，决定了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和政治视野。 1896年，李鸿章访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负责接待工作。后来他在《维特回忆录》中谈及对李鸿章的印象，直言不讳地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事为证。 1896年5月18日清晨，莫斯科人迎来了一个特别日子，市民、商人甚至还有贵族，至少有数十万人拥挤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新一代沙皇要在今天加冕，分发礼物给臣民。但是天刚亮，厄运却突然降临。临时搭盖的号称能容纳20万人的彩棚突然坍塌，惊慌的人们相互踩踏，几个小时候就留下了2000多具尸体，这即是震惊俄外的“霍登惨案”。 悲剧发生时，作为清朝特使的李鸿章正在莫斯科访问，身边陪同他的是正是俄财政大臣维特。得知此事后，李鸿章问维特：这起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沙皇陛下已经知道了？维特讲：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肯定要向沙皇陛下奏报的。 李鸿章很轻蔑笑了一下，开始传授为官之道：为什么非要报告皇帝呢？可以把消息压下来啊。我处理这种事情比你们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皇帝多忙啊，干嘛因为这点事让他操心呢。你们这些人啊，不会做官啊！ 李鸿章以为这种老到的官场经验可以唤起俄方佩服,未曾想却引起了对方的轻蔑与嘲笑。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传道，啼笑皆非，考虑到来访者的面子，他没有当面驳斥，而在后来的《维特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维特的这句判断绝非孤芳自赏。就是封建政治家，李鸿章也是不够格的。当时中俄都是封建型人治国家,但两者区别还是相当明显。我们知道，沙俄帝国自18世纪初就在彼得大帝领导下励精图治，进行了部分西化的改革，到了19世纪俄国的政治局面比起清国来，也较为开明清朗,官员开眼看世界,开口讲实话。而当时清国虽然搞了洋务运动,但官员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变，他们只是勉强张开睡眼，旧官场的张口说假话、欺上瞒下之风，依然盛行无阻。 近代世界，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尊重生命。而在李鸿章这样的官僚眼里，百姓之命如蝼蚁之命一般不值什么钱,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触及到官位,别的什么都可以牺牲。这种为官之道，只为统治者一个人考虑，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别让皇帝主子没来由地苦恼了。李鸿章摸准了主子的脉,得说假话时且说假,能遮掩处尽管遮,老佛爷太平,我也自在,至于地方上的乱子,总不至于一下子掀掉了李某人的顶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头再说。可见，在李的内心里,根本没有进步的民本民权概念,他就是拿草民的本,换自己无忧的高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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