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开办洋务运动，立志为了清朝之中兴而努力，可是，他同时又指挥北洋水师失利，最终导致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更有甚者，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都是经他的手签订。功过是非，难以评说，这就是他，李鸿章的一生。据说，他的晚年曾经自号“省心”，可是，纵观他的一生，却似乎是从来都没有“省心”过，而且，在他死后，也足以让那些想对他的一生做一个总结评价的人，也不觉得有丝毫的“省心”。讨厌李鸿章的人，自然会将李鸿章所签订的那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拿出来说事，的确，在他当政的这几十年中，签订了无数的卖国条约，简直就能够算得上是一个签约的专业户了。可是，虽然是这样，他却依然官运亨通，似乎是卖国条约签得越多，他的官位就做得越大，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说实在的，有一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处于李鸿章这样的高位之人，他所承担的内心的压力，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正所谓“伴君如伴虎”，整天呆在皇帝的身边，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别人只要应付好一个皇上就可以了，李鸿章却不一样，他除了要安抚一个怯懦的小皇帝，还要努力让一个阴险的老太后也高兴，要是不具有一些为官的艺术，又怎么可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保住自己的官位呢。有一句话，叫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身处在小皇帝和老太后的夹缝中，还要时时刻刻提防身边那些居心叵测、勾心斗角的权臣，这样的官，不是人人都能够当得了的，可还真的是不好当啊。 李鸿章的为官之道，真真正正地体现了一种“斡旋”的艺术，他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还真是不容易呢。李鸿章官运亨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可见，他对于自己这一生，还是颇为自得的，不过，他所记得的，似乎全都只是自己的那些风光之事，对于自己是如何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签订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似乎全都抛到爪哇国去了。 在很多人的心中，李鸿章就是那个只知道阿谀奉承皇帝和太后，对西方列强奴颜婢膝的小人，可是，不要忘记了，人都是有两面性的，其实，李鸿章也并不完全就是那种讲究“多磕头，少说话”，凡是只知道敷衍搪塞的人，正相反，他也是曾经做过一些实事的。 虽然他曾经签订了不少的卖国条约，可是，他也深深从中体会到了，要想富国强民，都必须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虽然说，朝廷也有主战一派，他们希望能够和洋人硬碰硬，就算最后战败，也死得有尊严。可是，李鸿章却并不这么看，因为，在他看来，以当时清政府的实力，要和那些西方列强针尖对麦芒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无异于以卵击石，既然是必败之战，那么，又为什么要耗尽国力去硬拼呢。由此可见，他之所以会签订那些条约，也实在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并非是毫无原则地一味委曲求全。 为了增强清朝的国力，使得清朝能够和西方列强一较高下，他果断地开展了洋务运动，并且将运动的重点，转向了求富。同治年间，他开办了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其后，又不断努力，接连创办了各种的煤矿、银矿、织布局、电报总局、铁路等民用企业，并渐渐地从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如此的做法，自然会遭到清廷内部的各种顽固分子的阻挠，可是，他却依然坚持不懈，坚信“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方针政策，由此可见，他是想通过柔和的对外政策，来赢得更多的时间，以求能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国力。 在发展国力这方面，李鸿章可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的，清朝一直闭关锁国，所以，真正要革新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思想和观念，据说，李鸿章曾经写过一封奏章，在其中详细地描写了蒸汽机的运动原理，作为一个头戴花翎、脑后拖着辫子的老大人，能够如此身体力行，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还写出一篇类似科技论文的奏折，这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据说，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还曾经奉旨出访俄国，后来又水陆兼程，一连出访了欧美多个国家，奔波劳碌，历时二百天，这对于一个已经处于风烛残年的老者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由此可见，李鸿章还真的算是对于大清朝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了呢。 当然，话又要说回来，毕竟，那些有损国体的条约，还是出自他的手，在这方面，他依然是难辞其咎的。对此，其实他的心情应该也是不好受的吧，据说，当年他在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签订完回来之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那血都是黑色的，“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当时经过医生的诊断后，确诊为胃血管破裂，或许，他罹患重病，还真是由于在多年签订协约的过程中，长期受到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所以，身心俱疲，因此才会大疾缠身，病入膏肓。 这就是李鸿章的一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没有人天生就是想当卖国贼的，或许，李鸿章比谁都更想和北洋舰队共存亡，只可惜，他已经是有心无力了。纵使他在改革旧制，强国富民这方面有再好的想法，却无奈，大清朝已经处于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境地了，不是只靠他一个人，办上两个工厂就能够解决的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缩手缩脚的小打小闹。 其实，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本人也清楚得很，据说，他曾经将大清朝比喻成了是一间破旧的纸屋，而将自己比喻成了是一个裱糊匠。他提出，自己做了一辈子的事情，不管是练兵，还是洋务，都不过是勉强涂饰而已，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世事和自己所处的地位，他非但不糊涂，反而还是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呢，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初衷，当他认认真真地办海军，办洋务的时候，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的，就算是一个裱糊匠，他也要做一个顶好的裱糊匠，将一间屋子粉刷得体体面面的。谁不曾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啊，李鸿章也不是一开始就只想着糊房子、和稀泥的，他也有远大的理想。“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这诗中力挽狂澜，舍我其谁的气概，令人赞叹。这样的诗歌，正是出自李鸿章之手，原来，他也曾经是一个手拿吴钩，笑傲苍天的英雄，而并不是生来就只是一个在谈判桌前低头垂手，卑躬屈膝的卖国之人。 的确，渴望功名，这是中国旧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追求的事情，“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本来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可是，李鸿章这个人，实在是太爱做官了，他疯狂地想要在不断晋升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吧，就算是明明知道大清朝已经是一间纸糊的屋子了，他也仅仅只想要维持现状，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想要拆掉这间屋子，盖新的房子，因为，他知道，他所当的是大清朝的官，要是清朝灭亡了，他又当哪门子的官呢，所以，就算是再艰难，他也必须苦苦支撑。 中国有一句老古话，叫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不管是处于何种境地，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从不曾主动从官场退去。或许，他是将功名利禄看做了比自己的命都重要的东西，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迷。他的老师曾国藩是了解李鸿章的，曾国藩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两位弟子俞樾和李鸿章，说是：“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拼命做官”，这“少荃”，便是指李鸿章。可能就是因为实在是太想当大清朝的官了，所以，李鸿章所进行的洋务运动，更多的只是改良，而并非改革，而李鸿章作为一个“裱糊匠”，也在不停地用一张张的不平等条约，当成是墙纸，糊在了本就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朝这间破纸屋上。 当然，这个“裱糊匠”，并不是那么好当的，因为，要在小皇帝和老太后之间周旋，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再加上，内有勾心斗角的群臣，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李鸿章要糊好这纸屋子，还是花费了一些心思的。 同样都是为人臣子，李鸿章这个大臣，当得有多不容易，这冷暖，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有这样的一个民间小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当年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总是会给威廉皇帝气受，惹得那威廉皇帝回到后宫之后，常常摔东西，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于是皇后便问威廉皇帝，你既然那么生气，又为什么不在俾斯麦的面前发作呢，反而还要这么宠着这俾斯麦。于是，威廉皇帝就告诉皇后，这个老俾是个首相，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很多底下的人，都会惹得他生气，他生了气，没处发泄，怎么办呢，就只好冲着自己发怒了。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俾斯麦固然是一代名臣，而这威廉皇帝的气量，也不是寻常的皇帝能够媲美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俾斯麦才能够安心对付外敌，而不用担心自己会得罪皇帝。 而李鸿章呢，他曾经感叹：“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由此可见，他是根本就不可能冲着慈禧太后出气的，他很清楚地知道，得罪了这一老一少，自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而慈禧的气度，也绝对比不上威廉皇帝，她是一个只顾自己，不能容人之人。 李鸿章曾经写了一幅对联，挂在了自家的书斋之上，写的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其实，李鸿章还是并没有敢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啊，他所说的这“百官气”，难道当真是来自于“百官”吗，其实未必，李鸿章要受气，或许只是受这一个人的气，便是那位高高在上，脾气怪异的“老佛爷”。 为了让老佛爷高兴，李鸿章自有一套办法，能够取悦于这位老佛爷，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而李鸿章呢，他对于老佛爷这位“东家”的脾气、秉性，可谓是了解到了极点，因此，才能够保住了自己的高位。 大清朝的国运如何，赔给了别人多少银子，割让给人家多少地，老佛爷全都不在乎；洋务运动是否成功，老百姓是否能过上好日子，这所有的一切，老佛爷还是不在乎，她所在乎的事情，只有一样，那就是“垂帘听政”的大权，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必须始终把握在自己个儿的手里，这就是慈禧的真实想法。要是说李鸿章是个“官迷”，其实慈禧也是如此，她是个“垂帘听政”的迷，就算割掉了半壁江山，也要保住自己的权力。从这点上来说，这慈禧和李鸿章，还真是一丘之貉。 说来也可笑，威廉皇帝和俾斯麦是拳头一致对外，而慈禧和李鸿章呢，却是更加在乎自己的内部权力。这两对，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深谙其中道理的李鸿章，为了让自己官运亨通，所以就拼死也要保住老佛爷的权威。在他看来，不管什么条约，就算是再苛刻，赔再多的银子，割再多的地，也没有关系，只要让老佛爷继续大权在握，就一切万事大吉。据说，庚子年间，慈禧仓皇出逃，她事先交代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于这一点，李鸿章自然是心领神会，也就是说，只要矛头不要指向老佛爷，其他一切都好谈。果然，和议下来，西太后的地位保住了，可是，割地赔款，老百姓却受尽其害。对于西太后，李鸿章作为一个优秀的“裱糊匠”，还真的是对得起她，只可惜，他对得起老佛爷，就自然会对不起全天下的老百姓了。很遗憾，李鸿章虽然明明知道朝廷的弊端在何处，也曾经想过要进行改良，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只落得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万世骂名。 这就是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他明知国政弊端所在，却依然维持现状，不想做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他死心塌地做奴才，使劲浑身解数，为的就是巴结主子，讨主子的欢心；他耍尽权谋，机关算尽，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成就自己的做官梦；他奴颜婢膝，对外国人一意屈从，就算是一品大员，派头十足，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奴性。曾经有一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叫做《官场现形记》，或许，这里头那些形形色色的官们，都可以由李鸿章来饰演，他无论出演其中的哪一个，都属于本色演出。 “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什么叫做“得君”，说白了，就是要讨君王的欢心，搁在李鸿章的身上，就是说，要讨得老佛爷的欢心，所以，他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能负了慈禧。当然，至少，李鸿章算是一个真小人，比那些伪君子，强了些许。他从来都不以正人君子自居，他明明白白地就告诉自己，只要能够“得君”，便已经足够。如此看来，他不管是开办洋务运动，还是签订卖国条约，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想让老佛爷高兴，仅此而已。对于慈禧来说，她根本就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只要你肯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忠，那么，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可以有机会，成为她重用的“贤”臣。李鸿章便是深知此道之人。 有人说，李鸿章是一个功过难定之人，他有开办洋务运动之类的壮举，他也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之类的过失，所以说，他是一个矛盾体。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后人的想法，或许，对于李鸿章本人来说，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矛盾，因为，不论他做了什么事情，都只是为了“得君”，他不像曾国藩那样，一方面写下了《爱民歌》，另一方面又虐杀百姓，李鸿章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他是一个真小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他的主子能够高兴。 就算骂名远扬，也要当一个忠心的“裱糊匠”，这就是李鸿章的为官之道，这就是李鸿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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