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一段被故意遗忘的历史

电影《望乡》根据日本女作家山崎朋子的报告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改编而来,再现了日本历史上幕府末年至昭和初年间,海外妓女“南洋姐”们的苦难生活。影片以“南洋姐”阿崎婆讲述自己年轻时被诱骗到南洋北婆罗洲山打根的卖身生涯为线索,将当年流落在东南亚一带的底层女性群体“南洋姐”们的屈辱生活凸现在世人面前,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纵容诱良为娼、靠压榨海外妓女来换取外汇的日本政府,因此这部充满社会正义感的影片一直被尊为通过文学手段揭露社会黑暗的经典力作。

但文学又是人学,它与人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底层女性的叙事文学由社会论向本体论方向的转移,底层女性形象本身内含的意义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望乡》将叙述线索放在“南洋姐”阿崎婆身上的处理方法,间接地体现了底层社会女性的成长经历和个体生命经验,从而弥补了传统叙事一直以来重视男性成长叙述、忽视女性成长叙述的缺憾。

“沉默”的开始

阿崎婆出生在日本九州天草地区的农村,贫瘠的自然环境让阿崎婆一家饱尝生活的艰辛。父亲的去世让原本困窘的家计陷入崩溃的边缘,母亲为了保证阿崎婆及其哥哥温饱,改嫁给一个富农做继室。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催生了阿崎婆希望通过劳动来改变现有生存状况的想法,于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老男人用漂亮衣服、白米饭和挣大钱的许诺,将尚未成年的阿崎婆从亲人的羽翼下带走,漂洋过海到了南洋的山打根。

开始时等待阿崎婆的是白米饭和辛苦的劳作,后来就演变成漂亮衣服和卖身的生涯。面对男主人的胁迫,阿崎婆也有过激烈的反抗,但终究敌不过男主人的暴打和早已设好的金钱陷阱,屈从了命运的安排。

从贫苦佃农的女儿沦落为妓女的过程,正值阿崎婆从懵懂无知的少女走向成熟的时期。处于成长期的少女通常凭借自己的意向来观察和解释世界,阿崎婆认为自己可以靠双手自食其力,唯一需要改变的就是换一个环境到海外去,那里是劳动者的天堂,很容易赚到大钱,有了钱她就可以帮助母亲和哥哥改变现有的经济状况。

回忆中的阿崎婆

在阿崎婆的这一思维模式中,贯穿着一个成长中的少女积极的主体性意识,她相信自我的力量,并勇敢地迈出人生成长过程中向社会靠拢的第一步。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阿崎婆认识到卑微的个体在强大的社会权力话语面前的无力和渺小,远赴南洋非但没有给她的命运带来好的转机,反而她的底层身份进一步边缘化。因为在权力话语的运行机制下,榨取底层女性的劳动所得完全不如榨取她的肉体来得更加快速和便捷,所以阿崎婆最初的人生主张很快就被逆转了方向,她被迫出卖肉体来换取经济状况的好转。在这一交换过程中,阿崎婆被剥夺了女性主体的尊严和精神自由,同时,被社会视为女性最宝贵的东西，贞节的遗失也让阿崎婆背负起道德困境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阿崎婆不得不安于命运的安排,接受现实,做一个顺从的妓女,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陷入“失语”的状态。

自我的异化

在离开家人的庇护,开始接触并认识社会的成长初期阶段中,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使阿崎婆走出了少女成长过程中单纯的想象期。妓女的身份和道德的困境迫使阿崎婆重新考量自身与社会的关系,进入到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所谓“镜像”,是指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自己在镜中的形象时,会将之视为真正的自我,于是自我变成了镜中的影像。镜像阶段对婴儿的自我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阿崎婆在最初的人生主张受挫后,看到了自己投射在社会这面“镜子”中的形象，妓女属于底层社会的一种边缘性存在,并开始将这一镜像作为真实的“自我”接纳下来。这种对镜中虚幻形象的认同,是主体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的一种异化。

在被迫做了妓女之后,阿崎婆的人生中曾出现过三次转机。第一次转机是秀夫的出现。这个年轻的男人同情并且爱上了阿崎婆,两个人约好努力赚钱给阿崎婆赎身,然后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可惜年轻人的梦想最终敌不过经济困窘的折磨,秀夫后来去有钱人家做了上门女婿。秀夫的离去打破了阿崎婆从良的幻想,给她带来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然而阿崎婆原谅了秀夫的背叛。在她看来,秀夫的背叛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善良的男人能够给卑微的她一份爱情,已经给了她值得终生怀念的美好回忆,而身为妓女的她并没有权利去要求秀夫做出更多的付出。

对爱情的期待破灭后,现实生活留给阿崎婆的第二条解救途径是亲情。阿崎婆沦为妓女的起因是想要帮助亲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她也一直没有忘记身处困境的母亲和哥哥,年年把自己的血汗钱寄回国内,用自己的牺牲换取亲人生活环境的改善。

大正初年,日本出于大国体面的考虑,下令废除南洋的海外妓女制度，还“南洋姐”们自由之身。阿崎婆终于可以回到久违的故乡。可是当洗尽铅华的阿崎婆出现在哥哥一家人面前时,迎接她的是哥哥逃避的目光。哥哥不但没有去车站迎接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环境的妹妹,还嘱咐妹妹不要去拜访四邻,免得丢人现眼,因为邻居们早已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哥哥和嫂嫂还在暗中商量怎样把阿崎婆多年来寄送回国的财产据为己有。面对哥哥的忘恩负义,阿崎婆既没有语言上的责备,也没有经济上的责罚,而是选择远行满洲,避开这令人心碎的故乡。因为她自惭形秽,认为自己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在满洲,阿崎婆嫁给了良太,还生下一个儿子,终于过上了她盼望中的普通人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在海外战争的屡屡失利,阿崎婆一家重新回到日本的国土。当年遭到亲人遗弃的悲剧再次上演,儿子长大后准备结婚时,害怕未来的妻子知晓母亲的过去,将母亲赶回了天草老家,每月只寄来四万日元的生活费,结婚后也从来不带妻子回乡探望母亲,任由母亲在乡下自生自灭。面对儿子的遗弃,阿崎婆的态度依然十分顺从,住在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天天吃着盐巴芋头拌饭,在每次收到儿子寄来的生活费时,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在其坎坷的一生中,阿崎婆多次遭受爱情和亲情的背弃,而每一次面对伤害时,她不是选择逃避,就是选择忍耐。因为在她的意识当中,妓女就是卑贱的存在,受歧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仅如此,为了能够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她选择将一切的不幸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所以每天清晨起床后,她都会站在田野里,一边倾听寺庙里传来的钟声,一边默默地祈祷。她是在乞求佛祖原谅她年轻时被迫犯下的淫贱之罪,还是在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命运不要再恶化下去呢?无论是哪一种祈求,都表明了阿崎婆此时的关注力集中在社会“镜像”中的自我身上。这个虚幻的自我让她觉得自己在社会人群中低人一等,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她只能不断地用驯顺的态度去感动具有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话语,用权力话语允许的方式作出祈求和忏悔,从而求得权力话语的宽容和接纳。这种误将“镜像”中的自我看作是真正自我的行为,实际上肯定了个人的集体身份对个人的自我主体性的扭曲和压抑。当然这个误认过程的出现,也是个人的自我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况。在阿崎婆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女性普遍存在于男性权力话语的支配下,更何况身份已经被社会极度边缘化的阿崎婆呢?

自我主体性的回归

阿崎婆成长过程中自我异化的阶段一直延续到她认识了一个城里来的神秘女人。神秘女人住进阿崎婆又脏又乱的家里,和她一同吃盐巴芋头拌饭。最初阿崎婆对神秘女人抱有一定的戒心,凡触及到北婆罗洲山打根的话题,总会敏感地避开。但神秘女人发自内心的关怀,让阿崎婆慢慢地放松了警惕,开始讲述那些她原本认为不堪回首的过往。

阿崎婆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往

在阿崎婆讲述的过程中,神秘女人非但没有半点歧视的神色,反而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态度。神秘女人的倾听让阿崎婆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被关注,让她重又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尊严。在这种态度的感化和启发下,阿崎婆慢慢地找回了表达自我的话语,将多年来遭受的苦楚和盘托出。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打破了阿崎婆多年来的沉默,这个行为本身意味着女性个体自我开始打破权力话语的封锁,从“沉默”的状态下苏醒过来,慢慢恢复了自由的呼吸。

随后神秘女人身份的暴露,为阿崎婆自我的成长创造了更大的转机。原来她是一个女权学者,正在研究“南洋姐”的历史。村里人认为阿崎婆的经历有辱乡土体面,不宜对外传播,集体来找阿崎婆谈判,要求她不要再理睬那个城里来的女人,不要再给她讲自己过去的那些肮脏事;作为回报,村里人从此会对她好些,共同照顾她的生活。

村里人集体找阿崎婆谈判

希望得到权力话语的认可和接纳曾经一度是阿崎婆生存的唯一目标,这个谈判的条件对阿崎婆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阿崎婆拒绝了施舍,因为在女学者的人文关怀和启发下,她已经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认识到她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权力话语胁迫下的无奈选择,在听从命运安排的过程中,她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反而帮助了兄长、儿子等亲人。

而且作为一个受害者,她从未怨恨过那些伤害过她、遗弃过她的人,她的人格要比那些人高贵许多,没有必要低下头去祈求他们的宽恕。阿崎婆拒绝了村里人的条件后,继续给女学者讲述她的故事,让女学者完成她的研究。阿崎婆拒绝了村里人的谈判条件,意味着觉醒后的自我开始发挥其主体性的功能,她学会了用自己的行动重新捍卫多年来一直遭受损害的生存阿崎婆为维护自我的主体性所作出的抗争,不仅重塑了底层女性个体的生命尊严,同时对深化底层女性个体生存的内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阿崎婆的描述,女学者找到当年客死南洋的海外妓女的墓地,并将她们的悲惨遭遇公诸于众,使得这一当年在权力话语的压迫下集体失语的边缘群体重新有了申诉的机会。阿崎婆曾经是别人眼中备受歧视的妓女,如今基于她的讲述,一段被故意遗忘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阿崎婆多年来含辛茹苦的生存终于绽放出它应有的历史价值。作为一名底层社会中一直受到损害的边缘人,阿崎婆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卑微个体的存在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她的存在还原了权力话语机制下被遮蔽掉的历史真相,并促使人们开始反省权力话语机制对民间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造成的巨大伤害。

妓女在文学叙事中,一直承担着苦难的角色,成为控诉社会黑暗的符号,然而阿崎婆的成长经历为这一文学定位增添了崭新的含义:卑微的女性同样可以拥有自我,女性个体的生存本身就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有益补充。尊严。

阿崎婆为维护自我的主体性所作出的抗争,不仅重塑了底层女性个体的生命尊严,同时对深化底层女性个体生存的内涵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阿崎婆的描述,女学者找到当年客死南洋的海外妓女的墓地,并将她们的悲惨遭遇公诸于众,使得这一当年在权力话语的压迫下集体失语的边缘群体重新有了申诉的机会。阿崎婆曾经是别人眼中备受歧视的妓女,如今基于她的讲述,一段被故意遗忘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阿崎婆多年来含辛茹苦的生存终于绽放出它应有的历史价值。

作为一名底层社会中一直受到损害的边缘人,阿崎婆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卑微个体的存在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她的存在还原了权力话语机制下被遮蔽掉的历史真相,并促使人们开始反省权力话语机制对民间生活,尤其是女性生活造成的巨大伤害。妓女在文学叙事中,一直承担着苦难的角色,成为控诉社会黑暗的符号,然而阿崎婆的成长经历为这一文学定位增添了崭新的含义:卑微的女性同样可以拥有自我,女性个体的生存本身就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有益补充。

（责编：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