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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 如何看待《劝导》和“劝导”?

 灵石水华 2016-08-22


文派第48期

文/梅茹瑜


相比简·奥斯丁的其他作品,《劝导》似乎不受青睐。这篇小说有点太平淡,无论主人公还是情节,都像被时光磨平的棱角。就像奥斯丁本人经历了英国社会的变革,在风云跌宕的时代潮流里,却只是安安静静地说“我要描写的不过是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但这并不妨碍这篇小说获得极高的赞誉,不仅因为它是简·奥斯丁“成熟而又温柔的绝笔”,伍尔夫说“它有一种特殊的美和特殊的单调”,布鲁姆认为它很“奇怪”,阅读的时候有一种沉郁的紧紧抓住他的心。


读下来情绪上的大致感受正如以上评论,然而却有三点困惑之处:


1、无论译者、读者还是评论者,大多认为和奥斯丁的前几部小说不同,《劝导》有“情感”胜于“理智”的倾向,真的是这样吗?


2、小说名为《劝导》,书中明显的劝导却只有一次,即女主人公安妮十九岁时听从了教母拉塞尔夫人的劝导,与相恋的海军军官温特沃思分开。那么,书名为什么要叫“劝导”?背后传递了什么?


3、阔别八年,经历了很多误会,安妮和温特沃思终成眷属,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明明是个圆满结局,为什么会有淡淡的悲剧感?




“情感”战胜“理智”?


“情感”与“理智”是贯穿奥斯丁小说的主题。人们觉得在《劝导》中奥斯丁的创作思想有所发展,人物性格从谨慎到浪漫,最重要的是因为这段话:


“安妮·艾略特本可以大发议论——至少她衷心希望支持青年人的初恋,希望他们充满信心,展望未来,而不要过分忧虑和谨慎,否则会妨碍人们作出努力,违背天命。她自己年轻的时候,不得不谨小慎微;年长以后,才懂得什么是浪漫——这是畸形的开端所造成的必然后果。”


这段话是安妮的心声,道出了她的希冀和教训。但安妮“本可以大发议论”,说明事实上她并没有。年长以后,她又真的摆脱了谨慎、懂得了什么是浪漫吗?


安妮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母亲早逝,父亲艾略特从爵士最看重的两样东西是“门第”和“颜值”。教母拉塞尔夫人算是个比较明白的人,待安妮如同己出,但也无法摆脱对婚姻的一些世俗观念:


“十九岁就同一个一无所有的青年订婚。这人没有获得财富的希望,只能依靠极不稳定的职业上的机遇。他甚至没有什么裙带关系,难以保证他在这一职业中继续获得升迁。……安妮·艾略特还这么年轻,没有几个人见过她,就要给一个没有显赫亲戚和财产的陌生人抢走了,或者说要被他推入一种难以自立的生活中去了,这种生活是十分困乏、令人担忧的,它将扼杀安妮的青春年华”。




到现在,很多家长恐怕还是会这么想,所以对拉塞尔夫人也无可苛责。十九岁时,安妮和温特沃思的这段恋情,自然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也受到教母的劝导。安妮可以顶住父亲的对立情绪,因为父亲对她一向也不怎么看重,她对父亲也没有太深的感情,相反他们待人处世的观念处处不同,但“她一向热爱和信赖的拉塞尔夫人这么坚决、这么慈祥地不断劝说,却不能不对她产生影响。经过拉塞尔夫人的几番劝导,安妮终于相信这次订婚是错误的,是轻率而不恰当的举动,不会成功,也不值得成功。”可见安妮接受这一“劝导”,是有很强的感情因素在的。


“但是安妮中断这一关系不仅仅出于自私的考虑。她以为这样做更多是考虑弗雷德里克(即温特沃思)的前途,而不是她自己的利益。”这一段看似理智,但仔细回味,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辩白,因为安妮的善良和出众的思想境界、她不算丰厚但可观的嫁妆,对温特沃思的前途实在没什么妨碍的可能。受他人的影响,并找了一个“为他好”的理由宽慰自己,又使自己陷入长久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这与“理智”显得南辕北辙。她的选择更多源于对未来不确定的迷惘,于是选择了退缩。


而从结局来看,直到两人在一起之后,谈起当年的“劝导”,安妮坚持“虽然经受了不少折磨,但是当时我听从朋友的劝告,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对我来说,她当时就像母亲一样。不过,请别误解我的话。我并不是说,她的劝导没有错。至于我个人,在任何类似情况下,决不会提出这样的劝告。不过我要说,我听取她的劝告,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维持婚约给我带来的痛苦会比取消婚约更严重,因为我会受到良心责备。”


这段话很绕,简而言之,安妮认为重要的不是“劝导”本身的对与错,而是拉塞尔夫人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朋友,她应该听取她的意见,这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她分析自己过去错误地听取别人的劝导是“听从于安全角度,而不是从冒险角度作出的劝导”,这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可是这次却无法求助于责任感了,要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只会出现危险,根本是不负责任的。”换而言之,从始至终,安妮的原则没有变,那就是规避危险和冒险。只不过时过境迁,开头和结局,危险和冒险的具体内涵不一样了,以前是没有物质上的稳定保障,而后来是没有精神上的契合。这种改变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变化引起的:一是安妮饱受了分别之苦,从反面意识到温特沃思对自己的重要性;二是温特沃思在战争中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物质上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




安妮其实并没有经历太多“情感”和“理智”的斗争,她对温特沃思的爱、温特沃思对她的影响力一如既往,但她也一如既往地遵照着规避风险的原则做出当时条件下最优的选择。退一步,我们不能否认在接受“劝导”时她是有过挣扎和摇摆的,但爱一个人却以自认为为他好的理由离开一个人,这叫做“理智”吗?背后还有个隐性的问题就是,在感情中,评判“情感”还是“理智”的标准究竟是否存在?又是什么?


其实这个故事和奥斯丁的其他故事很像,女主人公善良、有自己的主见、精神境界较高,男主人公自尊心超强,情节发展也很相似。把它抬高到反映了奥斯汀思想的变化,“情感”战胜了“理智”,似乎有点名不副实。

 

“劝导”的背后是什么?


这篇小说中有几次“劝导”?答案可以是一次,也可以是无处不在。


有形的“劝导”只有一次,即安妮十九岁时拉塞尔夫人劝导她和温特沃思分开。这一“劝导”在小说第28页时出现,在小说结尾中被再次探讨,中间都可以视作“劝导”的影响——即接受“劝导”后安妮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但我们可以完全把这次“劝导”视作故事主体的一个背景,而不是小说的主题。那么,书名为什么会选择“劝导”呢?


“劝导”(persuade)一词中,per这一词根有一种贯穿、坚持的意思在里面。即使在中文里,相比“教训”、“教导”、“建议”等词,“劝导”也更有一种苦口婆心的意味。劝导的背后是一种信仰。从这种角度去看,小说里的劝导可以说无处不在。


正因为劝导的背后是一种信仰,相比变化,在《劝导》中我更多看到的是不变。




比如沃尔特爵士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从萨默塞特郡的凯林奇府搬到了巴思地区一幢更小的房子里,但是他对《从男爵录》的爱不释手依旧如初,因为书里为数不多的几张特许证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值得炫耀的资本;他对仪表堂堂的相貌的惦记依旧无人能比;对舞会、对结识贵族永远充满热情;就连对马车、佣人、屋子里的装饰摆设的虚荣要求都保持严格的统一。沃尔特爵士的信仰是“身份”和“颜值”可以造就无与伦比的优越。因此在温特沃思向沃尔特爵士提亲时,“他既没有正式表示不同意,也没有说绝对不行,只是以极端的惊讶、冷淡和沉默表示反对,并公开声称,决不为女儿做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是一桩很丢人的婚事。”


比如艾略特先生,曾经对自己是沃尔特爵士的继承人感到不屑,极力从这种亲眷关系中摆脱出去,后来却大献殷勤,整天围着沃尔特一家打转。这种变化的背后,却是他始终不变的虚伪和贪婪,因为过去他结识了史密斯这样一个富有的朋友,史密斯出于信任长期在物质上资助他,他看不上沃尔特的那点财产。史密斯死后,他拒绝帮助史密斯太太,没有了长期饭票,于是开始打沃尔特财产的主意,并设法打击可能成为沃尔特夫人的克莱太太,避免她瓜分掉一半的财产继承。艾略特先生的信仰是金钱至上、地位至上、享乐至上。安妮表示不喜欢完全取决于所处环境的人际交往,艾略特立即纠正安妮说“社会地位就是社会地位”,“现在你是在巴思,目的是要在这里定居,获得应该属于沃尔特·艾略特爵士的荣誉和尊严”,这何尝不可视之为一种劝导?


比如拉塞尔夫人,她从劝导安妮和温特沃思分手到八年后接受他们在一起,背后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她并非被两人的爱情感动,而是始终希望安妮能获得幸福的生活——首先是物质上的稳定保障,其次是对安妮内在品质的欣赏。之前她认为没有财富、没有身份、没有未来的温特沃思没法提供安妮幸福的生活,而后来温特沃思不仅有了可观的财富,有一个做将军的姐夫,而且还能重视安妮身上可贵的品质,她也就没有再反对的理由。拉塞尔夫人的信仰某种程度上是守分。




回到安妮,如上文分析,她的信仰是一种对危险和冒险的规避。小说里安妮其实也一直在劝导别人。比如她提醒姐姐伊丽莎白注意克莱太太的目的很可能是想要成为艾略特家的女主人从而获得相应的地位和财富,也是在规避克莱太太瓜分父亲财产、导致家庭不幸的风险。


因此如果信仰不同,这些劝导一定会存在,这些劝导也一定很难引起真正的共鸣。除非是在信仰还没稳固的时期,或者信仰动摇。因此伊丽莎白对安妮的劝导抱以“你不懂”的态度,安妮对艾略特先生的劝导表示“不相信他俩具有同样的自尊”。那么,如果真的像安妮所说,她认为拉塞尔夫人的劝导本身是错误的,那她又为什么要听取呢?只是因为一种类似于对母亲的“责任感”吗?不止如此,而是这一劝导本身是符合安妮的信仰的,可以规避她婚后经济上无法独立的风险。每个人的信仰都像是一个漩涡,不断进行着向心运动。大多数人只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的,并总是怀着善意希望将别人带上“正确”的道路。

 

淡淡的悲剧感从哪里来?


小说在人物的设置和语言上都是可圈可点的,甚至具有喜剧的色彩。


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互相塑造着,某种意义上,这里的人物是“成对”出现的,彼此互为镜像。沃尔特爵士和艾略特先生是一组,身份上后者是前者的侄子外加财产继承人,形象上两人都是外表风度翩翩内心虚荣至极,他们都是社会地位、身份、财富的追逐者,但比起沃尔特爵士作为没落贵族的腐朽愚昧,艾略特先生多了一份狡诈和残忍。克罗夫特将军和温特沃思是一组,身份上前者是后者的姐夫且两人都是海军军官,形象上两人都十分绅士,从他们的择偶标准来看,两人都欣赏比较独立、善良又能干的女人。而他们的区别在于克罗夫特将军更有时间、经历赋予的成熟、温和,而温特沃思则有着年轻人的骄傲和强烈自尊心。而一旦时间和经历平和了他那骄傲的自尊,也就消除了他和安妮继续在一起的障碍:


“不过,我也在考虑过去的事情。有个问题油然而生,除了那位夫人以外,我是否可能还有个敌人?那就是我自己。请你告诉我,要是一八〇八年我带几千英镑回到英国并被派往‘拉科尼亚号’后给你写信,你会回信吗?总之,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恢复婚姻吗?”


这点他自己后来也清楚认识到了。还有一组便是拉塞尔夫人和克罗夫特太太,她们年龄相仿,沃尔特家面临经济拮据的困难时就请拉塞尔夫人来帮忙出主意,他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如此;而克罗夫特太太也是一位“温文尔雅、精明过人的太太……她提出有关房子、租金、税金等问题,比将军本人提的还要多。”但拉塞尔夫人只能说是旧式贵族妇女中相对开明的形象,她注重人的内在品质,独立生活,有一定主见,却也无法摆脱身份、地位以及传统女性的条条框框束缚。克罗夫特太太则完全是新型妇女形象,她在婚姻关系中并非从属地位,而是陪伴丈夫经历海上风风雨雨的生活,在社会关系上也更加独立。




安妮和史密斯太太这一对好朋友也互相映衬。她们都乐于助人,也受到周围人的喜爱,都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不为虚浮的外表、地位、财富等迷惑。但相比安妮,史密斯太太更加达观,更有一种洞察的智慧。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中的安妮其实就是奥斯丁自己,安妮的情感经历和奥斯丁的也相吻合,只不过奥斯丁本人并没有获得安妮的圆满结局,因此她通过小说创作想象、补偿了自己的愿望。


但我觉得,史密斯太太这一人物也有作者很强的投射。史密斯太太生活并不如意,患有风湿,住在巴思温水浴室附近的客栈里,需要泡温泉来治疗疾病,而奥斯丁本人写这部书时,也因某种不明原因的慢性疾病去巴思地区做泉水治疗。但尽管如此,史密斯太太仍为人开朗,“逆来顺受者可能善于忍耐,深刻的理解力能使人表现果敢”,这是安妮对史密斯太太的评价,说得又何尝不是她自己?感觉安妮是作者作为“局中人”的一面的投影,而史密斯太太却是作者作为“局外人”的一面的投影。总而言之,这种人物设置上的“成对”,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有趣味。气质相同的人总会走到一起。


人物语言上的喜剧感主要来自于夸张和一些有意思的比喻。比如为了突出沃尔特爵士对“颜值”的重视,文中写道他认为巴思最糟糕的一点是姿色平庸的女人太多:“他散步时时常注意到,一张漂亮的脸蛋后面往往跟着三十个到三十五个丑八怪。有一次,他站在庞德街的一个铺子里,一个接一个地数着走过的八十七个妇女,其中没有一个长相是过得去的。”具体的数字突出了沃尔特爵士的认真和在乎,然而他越认真越在乎,读者会觉得越讽刺越好笑。作者又通过克罗夫特将军揭示了沃尔特家的一个细节:“这么多穿衣镜!天哪!被镜子里的自己围得死死的。”想象一下这个场面,一定会被被沃尔特爵士的谜之自恋打败。


然而,这些人物设置上的巧妙和语言上的喜剧感并不能打破小说平淡和单调的整体画风。即使最后所有该凑一对的人都凑一对了,每个“锅”都找到了配自己的“盖”,还是给人一种淡淡的悲剧感。




首先是人物身上弥漫着的恬静和孤单。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妮,她总是给人一种“热闹是他们的”之感。在家庭关系中,父亲和大姐伊丽莎白一向不关心她的想法和意见,当他们为了旅行、仆人、马车、美食这些享受绞尽脑汁的时候,安妮常常独自一人去孤儿村。在朋友关系中,在上克罗斯的时光是安妮最快乐自由的时候,然而当大家在派对上跳舞的时候,安妮总是静静坐在角落为他们伴奏,但大家都想出去散心或者忙于社交的时候,安妮总是被留下来照看的那一个。安妮可以想象那里“几个月以后,就可能再一次充满幸福和欢乐,充满丰饶的爱情带来的灿烂景象,但这与安妮·艾略特毫无关系。”这与她生性恬静,以规避风险为处事原则,而且长期处于失去爱情带来的痛苦之中有关。但除了安妮,其他人物也难逃这种孤单感,就连最滑稽的沃尔特这一角色,他极尽一切谄媚之能攀上达尔林普尔子爵夫人这门远方亲戚,但是在对方眼里,沃尔特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定型”。小说前后的时间跨度是八年,这八年里世事变迁,贵族走向没落,以海军为代表的新阶级兴起,唯独人物的性格、处事原则几乎是“定型”的。我们不能说最后的安妮和温特沃思没有比八年前更成熟,但是这种变化并不能构成人物的“成长”。事实上,这些变化都是外在的时间和社会阶级的变革造成的,而非发自人物内心的觉醒。八年后的安妮依旧是个恬静、谨慎的人,只不过时间让她不再那么过分谨慎;战争促使古老的英国社会发生变化,一些陈旧的观念受到冲击,比如沃尔特爵士意识到初生微贱的人也可以因此获得很高的地位、财富和荣誉,但是并没有改变他骨子里对贵族的向往和虚荣;温特沃斯的地位、实力发生变化,也造成了沃尔特爵士、拉塞尔夫人对他和安妮感情的重新评估。这种“定型”可能并不符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期望,也渲染了一种一沉不变的单调感。




作为奥斯丁的绝笔之作,小说的笔调也给人一种“静静远观”的感觉,带着几许宿命和无奈。

 

翻完这部小说,我一直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能被“劝导”吗?这里的“能”包含两种意义,一是“可能”,二是“应该”。对于发出“劝导”的一方,只要信仰不同就可能存在“劝导”;而对于接受的一方,只有对方对你具有影响力才可能“存在”劝导。“劝导”的出发点不同,“情感”和“理智”在“劝导”中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又相互制衡,究竟什么情况下算作“情感”而什么情况下算作“理智”?什么情况下该因“情感”而接受“劝导”,什么情况下该因“理智”而接受“劝导”?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就拿这篇小说抛砖引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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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网络  编辑/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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