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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对军官必须从其踏入军营始到最终流入社会的全过程予以通盘考虑，使其培养、选拔、淘汰各个环节和流程的相关政策、制度形成通路。只有做好顶层设计，才能实现人才队伍发展建设的良性循环。 本文首发于国防参考 微信号：jfjbgfck 1把培育“军事天才”当作打造军队战斗力的根本在普鲁士军事改革之前，德国军事强国的地位并不牢固。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诸邦国的土地被瑞典、法国等国的军队反复蹂躏。直到18世纪普鲁士建立，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间，凭借他的军事天赋指挥纪律严明的军队四面出击，尽管损失惨重，但为普鲁士军队赢得了“善战”的威名。不过，这一威名并未持续多久，在随后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普鲁士军队被新兴的法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国王被俘、丧权割地。 实际上，德国并没有所谓的“军国主义”传统。当初，历任普鲁士国王正是凭着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才在“三十年战争”后的乱局中立足，并一步步崛起，在千邦林立的德意志诸侯中脱颖而出；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间，普鲁士军费开支一度高达财政收入的70%，被称作“为军队所有的国家”。 不过，这种“以军为国”的现象并非普鲁士独有。在战乱频仍的欧洲，军队是立国之本，军费是各国财政开支的主要项目；一旦有战事发生，军费超过财政收入乃至举债养活军队的例子也不鲜见。至于普遍对德国有“富于侵略性”的印象，是在20世纪后才形成。因为，在19世纪，法国才是欧洲公认的最具侵略性的国家。 德国人也并非天生善战。在18世纪各国的雇佣军中，瑞士士兵纪律性强、训练好，比德国士兵更受欢迎。在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中，北方联邦专门组建了由德裔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军，该军士兵大多是从德意志诸邦来美国谋生的青年，有的还在普鲁士等国的军队中服过兵役。但这支军队的作战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战场表现萎靡不振，还有着“爱小偷小摸”的恶名，最终被解散了事。 对于当时的普鲁士军队而言，如何使军队保持长久的战斗力优势，更加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因为，即便在19世纪之初，普鲁士军队依然笼罩在腓特烈大帝造就的“善战”的光环之下，从某些方面看，这支军队似乎与18世纪腓特烈大帝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依然执行着严苛的纪律，依然能够实施最复杂的队形变换。在对法作战之前，军官们普遍信心满满，但却被拿破仑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对此，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主持者沙恩霍斯特作出深入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专注、果决和聪慧的组织天才可能从任何类型的人中组织一支高效的军队。但是一支在上一代所向披靡的军队并不能固化为一种模式，使得下一代依然同样的令人生畏，即便是这一模式囊括了上一代军队的所有细节。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技术改变着武器和装备，军队必须与时俱进。
当一位组织天才继承了上一位组织天才——正如霍亨伦索家族早期的几代普鲁士国王那样——他们领导的军队将保持活力并不断改进，即便是它的总体样式保持不变。不过，一旦在天才之后由平庸的人接受这支军队，而军队的样式依然保持不变，那么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要想使军队保持战斗力，除了选拔和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军官人才队伍，确保军队始终被“军事天才”领导之外，别无他途。普鲁士乃至之后德国的军事改革也遵循着这一内在逻辑。换言之，德国之所以能两次在军事革命中都占得鳌头，实际上都是当时领导“普鲁士-德国”军队的“军事天才”们审时度势、主动设计、积极推进的结果。 2何为“军事天才”对于这个问题，德国人自己有如下的总结。在1933年版的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作战指导的《部队指挥》中开篇名义，明确了指挥官应该具备的特质： “战争是一门艺术，是建立在科学原则上的、自由而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对人的素质要求极高。 战争迫使人经受精神和体力上的最严格的考验。因此，在战争中性格比智力更加重要。许多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人在和平年代并不引人注目。 军队的指挥官和他的下级单位需要领导者具有这样的能力：判断力，清晰的视野和远见，能够做出独立的、决定性的决定，并积极地、毫不动摇地执行决定。这样的领导必须无视战争前景的变化，并对他们肩上担负的高度的责任有全面的认识。 军官必须是领导和教师，他除了要具有一个人应有的常识和公正之心外，必须有完美的道德、自律和超常的勇气，表现出过人的素质和经历。 军官和担任领导任务的士兵的典范作用和个人风度对军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军官在敌人面前必须表现出冷酷、果决和勇气，并让部队和他一致。他也必须通过了解部属的想法、思维方式和对他们的无私关怀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 任何一个领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全力以赴、不推脱责任。 他要能够进行计算，作出决定，敢于利用任何态势，理解胜利依赖于每个人。训练、良好的体能、无私、果决、自信和勇气将赋予他驾驭任何形势的能力。” 3如何在和平年代选拔培育“军事天才”总体来看，“普鲁士-德国”军队的改革是普鲁士从封建王国转向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近代国家大改革的组成部分；其军官人事制度上的创新，也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中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军队这一特殊群体中的贯彻。其中，很多措施既是对军队中痼疾的破除，也是对世界发展潮流和人民呼声的顺应。
第一，打破门阀，剔除杂质，开源取士，纯洁军官队伍。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的血统极为珍贵”。因此，在普鲁士改革之前，军官职位都被贵族把持。到了19世纪初，这些人中，一些追随过腓特烈大帝的将领已经老态龙钟，更多的是凭借世袭功劳获得军官任命。大量不学无术的贵族子弟把持高位，让真正有能力的军官无法得到晋升。沙恩霍斯特本人就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为此，军事改革之初，普鲁士军队成立了“最高审查委员会”，淘汰了一批年事已高、战场表现欠佳的军官。同时，颁布《关于候补军官职位分配和遴选军官的有关规定》，允许平民出身、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的军人通过考核和培训后担任军官，从制度上打开了平民通往军官的大门。 第二，赋予军官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全面的知识结构，并进行终身化的考核与培训。参加军校入学考试的学员都必须高中毕业，获得文理学位。在军校除了共同的战术、武器使用等军事共同课程外，还要学习民事、法律知识、历史和外语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适应机械化时代战争对军官知识结构的新要求，与之相关的机械、航空、通信科技，以及空地协同组织、车辆驾驶等技能也都是必修课程。 德军对军官职业生涯中的继续教育有非常明确的要求。比如团长需要对下属的教育负责，定期组织学术研讨和讲座。每年组织统一的军官考核，未通过的军官将安排补考，还未通过将被取消军官任命。此外，国家鼓励和资助军官出国游学。 第三，保证军官始终与部队实践保持密切联系。军队指挥和管理实践性极强，为了避免军校培养的学生脱离部队实际，德国军队在制度设计上煞费苦心。以陆军军校培养为例，获得文理学位，在春季考入的学生，首先要在一个建制团中进行6个月标准的入伍训练，随后作为新兵分配到各个一线连队中。学员上午参加连队操课，下午则由军官讲授战术、武器使用等知识，并履行初级士官的职责。入学18个月后，正式晋升为下士。 参加过第二年秋季的年度师演习后，学员晋升为中士，并被送往军校，进行为期两年的院校教育。院校教育结束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将再次返回所在团，以少尉的身份担任基层部队指挥官，学习参谋业务、外语等课程。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在获得团长认可后，学员才能正式获得军官任命。 第四，高度精简的军官职位设置。从普鲁士军事改革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军官的精英化培养，特别是军官人数宁缺毋滥，保持着非常低的官兵比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百万之众的德国陆军，仅有3.4万名军官，而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陆军军官的人数被压减到4000人，仅占官兵总数的不足4%。 为此，德国军队则因势利导，进一步减少了军官岗位的设置，排长大多由资深士官担任；精简机关人数，一个标准步兵师的机关仅编有军官30人，而同时期美军步兵师机关则编有79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德国国防军陆军司令部仅有军官200人。精干的机构岗位设置避免了人浮于事、推诿扯皮，也有利于通过严格的考核淘汰，实现军官的优中选优。 第五，体系化的军官任职交流机制。为了防止军官长期在某一领域或者层级的岗位工作带来的诸多问题，“普鲁士-德国”军队别出心裁设计了军官任职交流体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其总参谋部体系。德军总参谋部是一个贯穿军队“总部-集团军-军-师”四级的有机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总部。全军的任何一名上尉军官，只要担任过连长并且获得所在团团长的推荐，就可以参加每年一度的总参谋部军官选拔考试。 通过考试后在柏林战争学院学习2年，然后在总参谋部见习1年。获得所在处处长的认可后，可作为总参谋部军官留任总参谋部系统，然后必须返回原来所在团工作，再根据整个总参谋部系统的出缺情况进行流动和晋升。参谋机关和部队主官之间的交叉任职也有制度保障。总参谋长通常是上将，而总参谋部下设的各个处处长仅为上校，如果想晋升为将官就必须到部队去担任旅长或去某个军担任参谋长，在总参谋部内部是无法得到晋升的。 第六，强调官兵一致和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普鲁士军队曾以严苛的纪律和棍刑闻名于世，“士兵被像动物一样对待”，毫无民主可言。然而，自从沙恩霍斯特改革以来，这一情况被打破，军队的肉刑被废除。改革者认为，通过教育士兵形成以遵守纪律为荣的理念，效果比鞭子更好。不仅如此，与通常强调等级和顺从的德国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德军军队非常强调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平等和军事问题讨论中的民主氛围。在总参谋部中，上尉参谋和上将总参谋长就某一军事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被视为总参谋部的“特有传统”，军衔高低体现的只是职位的差异而不是认识水平的差异；德军的《作战纲要》中甚至明确，军官被要求成为士兵的导师和榜样，要在人格上把士兵和下级视作有充分主观能动性和平等的同伴。《德国步兵操典》特别强调，连长要把自己当成全连士兵的父亲，熟悉他们的喜好、优长和缺陷，甚至家庭情况。 第七，军官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长期以来，军官职位被贵族垄断，军人成为忠诚、勇敢和高贵出身的代名词。19世纪军事改革后，普鲁士军队在对外战争中鲜有败绩，特别是先后两次打败号称当时最强大的法国军队，为德国的统一和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民众对军队非常敬仰，以至于有这样的怪象：直到20世纪初，德国宫廷还实施严格的军衔等级制，德皇威廉二世本人喜欢穿军装主持会议，主管经济的大臣由于没有军官任命，开会只能带着上士军衔尴尬地坐在最后面；当时的德国法律还规定，普通公民见到穿制服的人——哪怕是邮差，都必须让路行礼。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军人在普通德国民众心中依然是战争英雄，军队成为国民复仇情绪的寄托，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先拉拢的对象。 当然，由于是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普鲁士-德国”崇军尚武的社会文化传统饱受诟病，认为其是“军国主义”的帮凶和德国人富于侵略性的佐证，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并不鲜见，至今欧洲各国王室成员依然以参军和在军队中保留军衔为荣。除了社会地位，长久以来，“普鲁士-德国”军队人员的经济待遇也相当高。军官不仅收入水平一直较高，能够保持“贵族”生活，凭着战时的功绩还能获得大笔的奖金。 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中，军人依然能够得到一份稳定、可观的收入。这就为德国军队的人才选拔提供了便利。1930年德国海军招募新兵时，报名人数是招收人数的4倍，自然可以优中选优。另外，经过精心培育的军官根本不用担心退役后的出路，他们本身都是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只要经过些许过渡，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流的政府高层官员、教授或大公司高级经理。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培育，德国军官成为精英的代名词，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沦为纳粹法西斯的工具，其中不少人犯下了累累罪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德军军官普遍有着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深邃的哲学功底和实战经验，同时又有着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忠于职守、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思路开阔，务实而不图虚名，重效果而不重形式。他们的才华来源于丰富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并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发展。 4总结与思考历史表明，军事改革不仅仅是对军队制度、机构、装备的重塑，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实现对军人的重塑。尽管已时隔一个多世纪，但毋庸置疑，“普鲁士-德国”军官选拔培养过程对我们现在的军事改革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一是军官队伍的精英化。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其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军官必须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是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必须优中选优，严格淘汰，确保绝对可靠、绝对忠诚、绝对管用，任何“混日子”“吃大锅饭”的政策制度都极为有害。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人民军队在同强敌的艰苦斗争中实现了“自然淘汰”，在和平年代，如果不能对军队成员进行优选，那么在未来战场上就会被敌人毫不留情淘汰。“精英化”理念并不会混淆人民军队的大众性质，反而起到更加明确的带动示范作用，形成“人人精武、个个争先”的风气。 二是全面设计军官的培养体系。军官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是院校和培训机构的事情，也不仅是干部部门一家的事情。“普鲁士-德国”军队人才培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院校、部队、机关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一系列衔接配套、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政策制度。 因此，对军官必须从其踏入军营始到最终流入社会的全过程予以通盘考虑，使其培养、选拔、淘汰各个环节和流程的相关政策、制度形成通路。只有做好顶层设计，才能实现人才队伍发展建设的良性循环。 作者：康 昊 何 荷 军事科学院 脑洞大开：回复参考君关键词，获取更多原创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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