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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做梦,一个诗人死了

 汉青的马甲 2016-08-23

诗人之梦

  苏一鸣

一样出道的人,一样的努力,一样的执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当看到德吾君凭借诗歌的翅膀扶摇直上以及他今天的辉煌,我就禁不住想起刚君来。刚君对诗歌的痴迷和追求,已化作一个黎明前未醒来的梦,沉寂于草丛间有十年多了。

那一年,我分配到伏鹰山麓下流碓桥边的一所乡中开始执教生涯,才与刚君相识的。原先与他并不熟识,但名字早已熟悉,因为时常在市级报刊上看到他的诗作。我爱好文学,想到能跟这样常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一起共事,心里特兴奋。但不巧的是,我来学校报到时他却刚办过病休长假手续,回家调养身体,什么病我不清楚。不过,年纪轻轻的他整天在家里呆不住,就经常往学校里跑,于是也常常见面。第一眼看到他时,我便惊诧于他的脸色和眼神了!这不影响我们在一起谈论文学,于是便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慢慢地熟络起来。他给我的印象是,扁脸蛋,脸色苍黄,特别是眼神很深邃,但不甚灵活,有时给人稍稍一点迟钝的感觉,眼眶一圈淡黑色的,好像时髦女郎涂上黛色的眼圈;一头凌乱的头发,发梢上沾着银灰的头屑;他不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我彷佛记忆中只见他在春冬两季都穿着那一件有点褪了色的军绿中山装。他不擅于言谈,但是如果一旦相熟而投合,一坐下来,他的话盒子一旦打开也会像拉闸的水一样奔涌而出,聊起诗歌来更是滔滔不绝……

这时候,他完全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患上严重的神经病。据有些人背地里谈论,他的患病跟在师范读书时与一位女同学恋爱有关,毕业后那女同学到他家里一看,嫌他家太穷,便与他剪断藕丝,而他坠落在情网里想得不能自拔而发疯了。另一种版本是这样说的,他恋爱不成后,便一门心思放在书本里,发愤苦读,准备再考成人大学,以谋取好职业,不料辛劳过度了,没考出去。这真是“陪了夫人又损身”。言下之意,包含着极其嘲弄与轻蔑之味。所以,那些势利之人都不与他打招呼,他由此耿耿于怀。他一来学校,也只到我们这些趣味相投的年轻人办公室里转转、坐坐、谈谈。那时候,一所乡中规模虽小,二十来位教职员,却有五六个文学爱好者,并在课余醉心于创作,使学校充满浓郁的文学氛围,现在想来感觉还是挺美的。不知是对诗歌的同一份爱好,还是有着一样从农家里艰难地走出来的历程,我与他相处便很谈得来,心与心好像没有什么距离。所以,对于别人的传说谣言什么的,我都不敢拿到他面前去验证。担心这传说谣言一旦是事实,肯定会刺痛他的心,并且这种痛心往往深入骨髓。在他面前我的言谈还是比较谨慎,但看着他对诗歌那样执着,对创作那样勤奋,有一次我劝他说:“刚君,多注意调养自己的身体,过度疲劳会伤神的。”

“什么伤神不伤神的,”他一触到“神”字就从藤椅上站起来,激动得涨红了脸庞,甚至有些愤愤不平说,“我知道,有些人背地里议论我神经不正常,其实他们自己才不正常呢!要别人都像他们一样去生活,那么,这个世界不成为平庸人的世界么?!……我要把诗歌在苍南打响,走出温州,走向全省,去冲击当今中国的诗坛,你说懒惰能行吗?发奋才能出诗人嘛!”他还热心地鼓励我多写,一同去闯那神圣的殿堂。末了,他从一只旧箱子里捧出三大叠的诗稿,让我翻阅。我在那字里行间读出了多年来他在播种诗歌时洒下的汗水与心血,也读出了我与他诗作的差距。

后来,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里,我们联合外乡镇几个趣味相投者便酝酿着创办伏鹰诗社的事儿,不久,第一期的《伏鹰》诗刊像呱呱坠地的婴儿顺产了,大家都心花怒放,壮志凌云,好像为诗坛涂上绚丽的一笔似的。年轻人就有年轻人的庆祝方式,我们全体诗社成员利用一个周末同登学校旁边的伏鹰山,在山顶用牛肉巴加啤酒庆贺我们《伏鹰》的成功。仿佛觉得,我们这班农民的儿子每一条管道流淌的都是诗的血液,每一根神经蕴藏的都是诗的灵感,每一个行为透出的都是诗的艺术。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就像拥有了“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很温馨的,刚君写诗的劲头更猛了。他的诗在我们诗社明里排名第二,但暗地里大家认为他的并不比德吾君逊色。那时候在外地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他的诗歌《失恋者的天空》在安徽的一本名叫《淮风》诗刊上发表了,他很高兴地赠送我一本,并用稿费买了水果请客,笑脸上荡漾着得意的春风。

《伏鹰》出来后,在县里立即引起反响。县文联黄主席对《伏鹰》作出这样的评价:“德吾君是苍南一流的诗人,《伏鹰》是苍南一流的诗社。”大家听了这样的赞誉之后,都沐浴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惟独他郁郁不乐,好像有一种失落感缠绕全身。他曾这样自言自语地对我说:“难道我的诗真的不如德吾君?!……不行,从今往后,我要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至少写三首诗。”他骨子里隐藏着“不服输”,也正是这“不服输”推动着他诗歌创作不断向前发展,可是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更要命的是,德吾君仿佛一夜之间就搂住了缪斯女神的细腰,得到她的万般宠爱。其诗作《老农》等先是在市报副刊上接二连三地抛头露面,然后又开始在省级刊物上打响。不到一年,德吾君便用《演唱》一诗这块敲门砖撬开了中国诗歌最高神圣殿堂——《诗刊》,并且获得编辑杨金亭的高度评价,还因此参加了“青春诗会”。这时候,刚君再也坐立不住了。我看见他来学校时总是神色不安,心情烦躁,坐下来没谈上几句就站起来说要走了。记得当时有个演讲家曲啸曾说过一句:跳水跟高敏同时代的人,是一个悲哀。此话是否冥冥之中预示着某种征兆,我无法估料。身边潜伏着一个比自己强势者,会给好胜者造成一定压力,这是很正常的,但关键的是要调节好心态。而刚君竟然失衡了。谁也无法挽救他,只有他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好几天刚君没来学校了。那一天下午他妈妈找到校长室,询问儿子的下落,说起他已出走三天,一点音讯也没有,还说他从来没有夜眠不归的。大家甚是着急,可又无计可施。卢君说,他朋友不多,只能到平阳一带他要好的同学家找找看。于是,卢君与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开始寻找,先到下河,后到鳌江,一路寻去,杳无踪影。第二天疲惫返校时,校长说,已经有音息了,刚才金华婺江派出所打来电话,说他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坐在婺江畔发呆,见他行踪可疑,便叫他到派出所里,一问才知道是我们学校的。原来,他这一次带着他的诗稿,骑着那辆永久牌破自行车,准备上北京去找《诗刊》编辑王燕生老师,不料骑到金华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了。我与卢君听了都倒吸了一口气,我们虽然也爱写诗,但绝对没有到达这种痴迷几近发狂的状态。

后来,我到另一所中学去任教,跟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年七月里的一天,接到卢君的电话,说刚君已经“走”了。我顿时愣在电话机旁,他还没有了却自己的夙愿,怎么就这么匆忙地走了呢?于是大家集合起来,赶到他家里时,刚君已身埋厚土,与世隔绝了。只见他妈妈哭得两眼像水蜜桃那样红肿的,我们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轻声哀叹着。听刚君家里人说,刚君的去世,主要是近段时间来他自己感觉身体不舒,找来中药书自己开出一剂药方,买了几帖,连服数天,引起上吐下泻,不治身亡的。

刚君去世后,我常常在想,每个人都幻想自己化蛹为蝶,翩翩而舞,但是残酷的现实许多时候逼着我们只能做一只飞蛾,在这地球上飞窜;这姿势虽然不美,却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但刚君不愿以飞蛾的形式存在,就这样带着他未完成那个梦的遗憾,悄悄地离开人世间已十年多了。

他,留给我的思念,以及他的对梦的追求,留给我的思考,却是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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