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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南省地矿局对局属事业单位进行了清理规范和更名、到山东省地矿局谋求已久的上市终获成功，从华东有色地勘局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国有地勘单位的股权改革、到贵州“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从广东省地质局局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开始，到辽宁地勘单位事业转企业改革正式启动…… 地勘单位改革的思路不止一条，改革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地勘人： 如今，华东地勘跟辽宁地勘的改革已落地实施，回顾之前他们所说的，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些迹象。 邵毅的一篇《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倒逼地勘单位进入改革拐点》发表在2012年7月的《中国国土资源经济》上，当时正值地勘形势最火爆时期，2013年地勘投入开始掉头向下。邵毅在行业形势转变之前提前认识到地勘单位改革面临拐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从文章来看，作者立意甚高、视野开阔而且对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有深刻的认识，在对宏观经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路径。对于四年后的今天来说，作者观点仍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早在2012年辽宁地勘局综合处处长孟琪与时任华东有色地勘局长便发生过一次隔空争鸣。由于二者的位置、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的不同，其观点具有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邵毅立意新颖、对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动规律认识更为深刻，而孟琪则反映了地勘系统内长期形成的思路和经验。孟琪的文章不无道理，反映了地勘单位在长期多次改革中被伤害所形成的自保心理，通过理论提炼展现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附原文： 1、邵毅：《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倒逼地勘单位进入改革拐点》 2、孟琪：《与邵毅同志商榷地勘单位改革》 邵毅： 《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倒逼地勘单位进入改革拐点》 一 发展方式转变导致 地勘单位“黄金机遇期”压缩减半 社会产业结构及其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是地勘单位盛衰的关键。地勘单位从事与国民经济相关度最高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能源产业，它的盛衰枯荣与社会经济对资源能源的需求直接相关，这一需求从长期来看呈倒马鞍形曲线。因此，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将直接对地勘行业盛衰产生重大影响。 1 21世纪头十年： 地勘单位在生存条件改善的同时， 改革却陷于停滞，错失了又一次良机 20世纪最后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地勘单位却进入历史上最困难时期，进入新世纪后，大多数地勘单位的事业费逐步恢复正常，公益性地质项目明显增多，手上的矿权愈来愈热，商业性勘查项目也源源不断。而此时的中国，旋即加入了全球第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凭借廉价要素成为以组装加工为主的制造中心，重工业化成为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内容。 工业化、城镇化创造需求，地勘单位创造供给，资源产业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主要能源和资源需求在两个十年间发生重大改变，由原先的出口大于进口转变为进口大于出口，需求不足转变为供应不足，从而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在这一轮周期中不断攀升。矿产资源的升温也使勘查投资快速增加，以资源勘查为主业的地勘单位在资源需求不断升温的大背景下，进入了快速发展通道。 2 21世纪第二个十年： 发展速度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将使需求出现拐点， 地勘单位窗口期明显缩短 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节能减排将成为主角，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引领的新兴产业将推动新材料革命，这意味着国家将对重化工业产能扩张以及单位GDP碳排放进行控制，资源能源需求将从高增长走向适度增长，并逐步转向平缓甚至下降。 因此，“十三五”末，很可能是包括铁矿石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拐点，能源需求拐点也将在随后的一、两年内到来。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以及“十三五”的前两年可能是地勘单位的最后窗口期，我国地勘行业因供给不足而催生的“快速扩张机遇期”和“需求窗口期”将大大缩短。 “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将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不论是发展方式转变对地勘单位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地勘单位改革带来的压力，都对我国资源勘查领域的微观组织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要求。 我国地勘单位在“戴事业帽子”的同时，也在走企业化路子。由于事业单位的制度障碍，地勘单位长期以来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附加值的“低价值链”模式。技术水平低下，品牌建设落后，管理水平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地勘单位只能依靠事业费和廉价劳动力生存，因此缺乏创新动力。而当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成本上升压缩了利润空间，给处于价值链低端、创新能力低、依赖事业费和体力附加的地勘单位带来了生存危机，事企混合运行的地勘单位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挑战。 国有地勘单位改革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1993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勘队伍内部运行机制的渐进式的浅层次改革。1993年至1999年为改革的第二阶段，采取一方面成立由国家掌控的公益性地质队伍，从事公共产品的服务；一方面将大量的地勘单位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成为从事商业性地质工作的地勘企业的模式。然而，属地化管理后地勘单位并没有按要求转企改制，而是继续“戴事业帽子”，甚至级别也未作改变。 从21世纪初到现在，“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是地勘单位改革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地勘单位在属地化管理中中断了企业化改革，不仅使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无法分体运行，也使大量的地勘单位因有事业费而小富即安、小进则满，迷失了改革方向。综上所述，我国3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作为商业性矿产勘查主体的初级勘查公司却未能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初级勘查公司的缺位，使商业性地质工作主体缺位，公商分体运行也成为一句空话。 “事业帽子”的本质是“无偿的财政资金＋高于企业的退休金＋优于企业的公费医疗制度”。然而，细究地勘行业戴事业帽子的本质和得失，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国的国企改革历经三十多年，只要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把最成熟的改革方法移植嫁接到地勘单位改革上来，地勘单位改革就能事半功倍，地勘单位就可以不走弯路地进行“弯道超车”。 国企的股份制改革触及了深层次的、基本性的产权问题。国企改革的实践表明，产权问题是真正触及改革的核心和本质的问题，是制约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最大顽疾，只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多元化，国企改革才能基本成功。而股份制方便国有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流动，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有利于改变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混乱状况。 此外，股份制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更有利于形成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增强企业内部管理的动力。只有把国企改革最高阶段的成果运用到地勘单位改革上来，才能迅速将地勘单位改革一步到位地启动起来。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路径日渐清晰，国企正在向两个方向集中：
地勘单位囿于资源保障和经济安全的责任，生存的基本价值就是满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源需求。因此，遵循国企改革的路径，公益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应是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它有利于改变地勘单位现有“小而散、小而弱”的局面，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地勘产业集团。 渐进的、权宜式的改革无法给地勘单位持续性发展带来动力，以产权改革为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能够为企业带来根本性变革。地勘单位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制度缺陷，不仅事业体制不适应市场竞争，而且事企不分的运行模式也给地勘单位增加了更多的负面效应。因此，地勘单位改革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一步到位实施股份制改革：
首先应从战略高度强化地勘单位改革的顶层设计。因此，加强行业指导，实行“部省联动”，是地勘单位改革的重要保障。国土资源部应从地质找矿战略突破主力军的角度来整体思考地勘行业的改革方案，创新进行顶层设计，选择“先试后推”的改革路径，并通过“部省联动”来进行科学指导。 其次应一步到位地推进股份制改革，推动跨地区的行业战略性重组，打造“国字号”的地勘航母。通过现有资产的流动组合，对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优化资产分布结构，形成择优扶强、优胜劣汰的产业政策布局，在资产流动重组中优化资本结构，把地勘单位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矿业公司。 再次，政策扶持是地勘单位股份制改造的重要条件。国家应从国民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和扶持地勘单位的改革。
附原文： 孟琪 《与邵毅同志商榷地勘单位改革》 1 关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地勘单位‘黄金机遇期’压缩减半”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市场供需变化与事业单位改革究竟有哪些内在的必然联系。一般说来，任何一个行业的市场均能出现不同程度、不同周期的起伏跌荡。在谷底阶段，政府部门一般采取拉动内需、财政补贴、调整税费等“救市”手段帮助企事业单位渡过难关。在谷峰阶段，政府部门一般调控企事业单位发展，预防企事业单位盲目扩张而导致总供给呈现畸形增长。 通俗地说，政府部门与产业部门构成理性与激情的互补关系。而在地方政府，地勘行政似乎比地勘单位更加冲动。谷底时，地勘行政高调“你们企业化”，自己隔岸观火，别人自生自灭；谷峰时，地勘行政高调“我们责任人”，自己身先士卒，别人鞍前马后。当前，业内学者再一次眺望所谓的“黄金机遇期”，并与地勘单位转企改制联系在一起，莫非在设定，地勘市场低谷之日，地勘队伍又将被作为包袱而一甩了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受矿产资源市场供需信号的影响，政府部门采取“把钱留下、把人请走”的改革办法，国有地勘队伍被迫大规模转产分流。 别说是一个、两个五年计划，就是一个、两个年头的市场供需都未能做到基本准确的预测和把握。本世纪初，面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是国有地勘队伍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底”以及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保存的优势生产要素，对缓解矿产资源供给“瓶颈”提供了重要保障。历史已经证明：地质勘查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战略性产业。市场需求疲软期，正是国家战略资源的储备期。地勘工作不能任由市场信号所左右；地勘队伍改革更不能以市场供需变化作为重要决策因素。 应当承认，本世纪前十年的地勘队伍改革的确进展缓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策供给严重不足。几年的时间为一个文件的出台千呼万唤，又是几年的时间为一个文件的落实声嘶力竭。如此的政策环境，又怎能让地勘队伍独自背上怠慢改革的历史责任？ 的确，地勘队伍处在低端价值链。但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以“半成本”向地勘队伍发包项目所至。尤其是中央专项投资部门，一直寄生在属地化地勘单位事业费之上，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的背景下，成为了“事业帽子”的最大受益者。一旦地勘单位“摘帽”，事业单位项目预算定额就要与企业单位项目市场价格接轨。地方财政的开支或许要减少，但中央财政的开支则必然增加。 至于“戴帽”和“摘帽”，至少存在两个逻辑误区：一是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水火不容”；二是公益性与商业性“壁垒森严”。何谓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至少存在一个相同本质，他们都是为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提供产品和创造财富。重要区别是核算方式不同。事业单位享受的事业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部门对特殊行业的一种价格补贴。 何谓公益性和商业性，其产品和服务的上市价格或许不同，但公益产品形成阶段的要素购置或工程分包一般需要进行商品交易。在当前的经济社会中，教育、医疗等行业，事业单位体制下的企业性经营行为蓬蓬勃勃；城市交通、养老服务等行业，企业体制下的事业性经费补贴有增无减。惟独在地勘行业，要求地勘单位必须按照既定的路径、既定的条件去改革，否则“反对改革”的大帽子就将被重重扣下。真可谓一头扎进“企业化”的死胡同不能自拔。 的的确确，现代企业制度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实践的伟大成果，更能在较大程度焕发事业单位的内在动力。但现代企业制度绝非是万能的。曾几何时，地勘队伍抱有“一股就灵”的梦想，创新和尝试了股份合作制、内部股份制等改革形式，但均因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而无奈告终。现代企业制度非但需要科学性，同时也需要民主性。所谓科学性，必须在外部条件方面满足各项政策法规要求，否则必将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而叫停。所谓民主性，必须让股东拥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力，让股东不但能够表决公司最高管理层干部的任免，而且能够选择通畅的退出渠道一走了之。 问责地勘队伍者似乎掐准了这一群体的“软肋”，既享受到事业单位的待遇，也享受到企业单位的实惠。的确，事业单位享有诸多企业单位无法攀比的特权。然而同时也存在较大程度的“两不靠”，既未充分享受事业单位的待遇，也未充分享受企业单位的实惠。以央企为例，无偿占有国家垄断资源并长期不上缴红利，即便上缴少许红利也将以资本金注入的形式加以返还。一个时期以来，央企职工收入是民企员工的四倍以上，其特权难道不比地勘队伍的事业费。地勘单位是应当借鉴国企，但究竟借鉴什么，难道仅仅是股份制？政府部门向国有企业无偿配置资源是不是首先应当进行借鉴？ 应当充分重视，不少地勘单位已在融资领域取得一定业绩。但“圈来钱”是否就意味着企业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市场经济的法则是极其残酷的，融资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投资成功，便是一笔永远也还不完的“阎王债”，后悔当初没到银行去贷款。如果投资失败，面对大众投资者，则要陷入“还不起钱就得还命”的危险境地。 更何况，矿产资源勘查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特殊性。一处大型矿产地发现的周期平均在十年以上，漫长的投资周期内融资者将要面对投资者的无情拷问和肆意追讨。地勘行业的客观规律决定，矿产资源勘查融资者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把第一个圈“画圆”。此外还需注意，现实经济社会环境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融资，不但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而且文化氛围营造也是可望而难以及。 顶层设计一直被业内人士所期盼，但也有真知灼见者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的顶层设计不可能问世，中国式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客观地说，社会实践的顶层设计根本不可能像工程设计那样严密，或许高瞻远瞩的一句话就是最好的顶层设计，关键在于顶层设计的执行力究竟如何。 一个成功的顶层设计必须具备如下特征之一。
注：原文为时任辽宁地勘局综合处处长孟琪在2012年地勘局长座谈会上的发言材料。本文摘自《关于地勘单位企业化的思考——兼与邵毅商榷》第二部分。 文章整理自微信平台：地动翼 作者：张恒 didongyi_zhangh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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