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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体育史学者马克·惠特可（Mark Whitaker）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西方人至今没有意识到，恢复作为古希腊地方性竞技大会的奥林匹克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诚然，西方社会许多重要的文化因素都深植于古希腊的传统，例如戏剧、民主甚至医学。然而，除了奥林匹克之外，西方人似乎从未如此热情地试图全盘恢复某种古希腊的制度实践。对于现代观众来说，竞技体育所带来的激情或许早已掩盖了作为古代制度的奥林匹克的陌生感。 意识到这种陌生感的不乏其人。现代希腊人塞莫斯·古里奥尼斯（Themos Goulionis）在《体育精神：一种陌生的爱欲》（Athleticism: A Strange Love，中译本名为《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一书中认为，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如此陌生，因为现代奥林匹克早已偏离了古代的体育精神。作为雅典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古里奥尼斯认为，渴望胜过他人是一种人皆有之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往往诉诸暴力或欺骗。在古希腊时代，体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摆脱这种互相追求胜过对方的状态，也就是摆脱人皆有之的“攻击性本能”，因为体育是以“文明竞争”的方式追求胜利。所谓“文明竞争”就是人们追求的不是“展示自我、超越他人”，而是“战胜自己、提高自己”。张为臻博客 然而，古里奥尼斯笔下的现代奥林匹克简直是一幅前文明时代的图景，人们为了胜过对方不择手段。他甚至点名批评了许多体育项目。比如，篮球比赛中的“假动作”和“抢断”本质上就是欺骗和偷盗，对这些技术的公然宣扬是离经叛道、败坏人心。在足球场上，球迷相互挑衅、相互攻击，球员竞相假摔、攀比演技。最令这位医学博士难以接受的是，这项运动竟然只需要用脚，而不需要用有着更多脑细胞来控制的手，这简直辜负了人的智力。因此，他认为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在古奥林匹亚举行了十几个世纪、“遵循高尚的道德准则”的古代奥运会。 这份义愤填膺的批判书看似尖锐，但隐含着几个问题。古里奥尼斯认为，在古希腊文明中，体育的主要作用就在于驯服“每个人灵魂中对超越、杰出和胜利的内在需要”，防止这种对荣誉的追求沦为相互之间的攻击和不择手段的竞争。体育精神就是让人们通过特定规则之下的比赛，以“文明竞争”的方式获得荣誉。然而，问题首先在于人的灵魂中对荣誉的热爱究竟从何而来？古里奥尼斯眼里的希腊人全都天生拥有热爱荣誉的灵魂，而这到底是否是所有人的自然本性？其次，作者并没有明确解释，倘若人的自然本性是追求荣誉，为此甚至会不择手段，那应当如何保证人们在进行体育比赛时能够共同遵守“文明竞争”的规则。否则，运动员完全可以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荣誉，从而拒绝给定的荣誉分配规则，破坏特定的“文明竞争”的规则。也许，他眼中的希腊人既有追求荣誉的冲动，也有遵守规则的自觉，仿佛这一切都是古希腊人与生俱来的文明本性。可惜如今他无论怎样发思古之幽情，也只能深叹人心之不古了。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对奥林匹克的理解，与这位信而好古的希腊医生大有不同。1894年6月16日，在顾拜旦的推动下，“关于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大会”在法国索邦大学召开。经过艰难的协商，各个国家和各个体育项目的代表在6月23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全票通过了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决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就此成立，并宣称其“委员将在各自国家代表奥林匹克主义”。面对当时种种质疑之声，顾拜旦在国际奥委会当年的《季度公报》上如此回应人们对奥林匹克事业性质的追问： “我们之所以要恢复这项已消失了那么多世纪的运动会，是基于如下的理念：竞技运动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如同在古希腊时代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一样，竞技运动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应该同样影响深远持久。此外，它还具备了新的时代特征，即带有国际性和民主性，因此更符合现代的理念和需求。然而，现在和过去一样，竞技体育的利弊，取决于对其的利用和为其划定的方向。竞技运动既可被投入最高尚的激情，又可以放进最卑下的欲望；既可以培育无私的精神和荣誉感，又可以刺激贪欲；既可以具有骑士精神，又可以充满腐败、卑劣和低下；最后，既可以用以巩固和平，又可以用以准备战争。而高尚的情操，无私的精神，荣誉感，骑士风度，生命的活力，以及和平理想，则是现代民主的第一需要，无论是共和派的民主，还是君主派的民主……” 其实，无论是“最高尚的激情”，还是“最卑下的欲望”，都可以包含在古里奥尼斯所说的那种人类天性之中。然而，与那位希腊医生的观点不同，顾拜旦并没有承认对荣誉的热爱是所有人的天性。他认为竞技体育可以培育对荣誉的追求，换句话说，人们对荣誉的追求是需要后天的教育才能产生的。在顾拜旦看来，荣誉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荣誉感是“现代民主的第一需要”；奥林匹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竞技体育是一种荣誉教育，能够培育现代民主所需要的荣誉感。我们当下的民主理论却很少谈及荣誉，仿佛对荣誉的热爱是与民主制格格不入的贵族制余孽。然而，对荣誉的热爱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个体能动性得到激发的前提。无论什么类型的政体，都会为有助于实现自身特定目标的行为分配荣誉，只不过不同政体的目标不同，会对荣誉的取得设定不同的条件。准维教育军队考试网 按照顾拜旦的逻辑，体育的作用在于召唤出“每个人灵魂中对超越、杰出和胜利的内在需要”，而不是驯服它。显然，在人的灵魂中也有可能不存在这种对荣誉的热爱，有些人可能丝毫没有胜过他人的欲望，更不存在令人担忧的“攻击性本能”。他们也许会对事关荣誉的奥林匹克漠不关心。这一类人无须驯服，因为灵魂中尚无荣誉感的人谈何驯服荣誉。古里奥尼斯对现代奥林匹克的全部批判就建立在人天生热爱荣誉这个前提之上，但这个前提在荣誉感逐渐失落的今天并非不证自明。 如果说对荣誉的热爱是人类的创造物，并不是人类的天性，那么，不经过持之以恒的教育，这种热爱是无法产生的。正因如此，顾拜旦在1927年《致各国体育青年》的一封信中，将奥林匹克比作“一所既培育高尚精神和美好情操，又培育身体耐力和力量的学校”，但条件是“你们必须不断地将你们的体育荣誉观念和非功利观念提高到与你们的身体力量相称的高度”。显然，顾拜旦最担忧的不是篮球或足球对道德人心的败坏，而是对利益的追求取代了对荣誉的热爱。古希腊奥运会获胜者得到的奖励是一束野橄榄枝环，没有其他。正如古里奥尼斯所说，这是占领古希腊的罗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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