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社记者 徐秋颖
2016年9月16日，70岁的沈四宝将正式卸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结束其23年的院长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对外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15年，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8年。期间，还同时兼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2年。纵观其任职经历，无疑见证了中国法学教育的许多重大事件。 从学者到院长，他教研、行政游刃有余，曾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参与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公司法》和《仲裁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与修订。 在他任期之内，对外贸易大学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被评为全国国际法重点学科，在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首都唯一的以特色教学为旗帜的国际法重点学科。 “学校就像是磨坊，磨盘不是科研，不是造就老师，磨盘是培养学生。学校的工作应该紧紧地围绕这一磨盘转。”8月17日，沈四宝在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如是说。 近23年的院长经历，沈四宝已经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里有政府高官、资深法官、成功律师以及新一代的法学院院长等等。 谈及其“治院之道”，他认为治理一词并不恰当，“院长更应该是一个服务者，为老师们服务，为学生服务，并且尽可能延长对学生的服务时间，而非以毕业来论。”
反思教学理念及方式
沈四宝坦言，他的教学理念更多受其恩师魏振瀛的影响。 1965年，19岁的沈四宝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仅仅担任他班主任9个月的魏振瀛（原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在其之后的“留学、留校、任教”的重大人生选择上都给出了为师者的中肯建议，沈四宝称之为“精神靠山”。 “当老师的宗旨就是帮助学生成功”，魏振瀛这句话至今沈四宝铭记在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法律院校已有“四院四系”的规模（“四院”分别是指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四系”即是指如下4个大学里设立的4个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中南财经学院法律系）。他认为，当年正规的法学院校数量虽少，但是质量却不低。 “如果我们把‘文革’前17年一直奉行的法学教学理念及方式，与当前的法学教学现状作一比较，还是有发人深省的地方。”沈四宝在他的演讲录《法律的真谛是实践》序言中回忆自己当年的求学体会。 一是在“文革”前，教授和老师的基本任务单一而明确，就是培养学生。这是学校工作的重心，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培养学生这一磨盘转。二是师生关系密切。当时刚成家的班主任魏振瀛，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学生宿舍。第三，强调培养学生们德、智、体全面发展。 “师生关系密切到老师对你的了解有时候比自己还要清楚深刻。”他慨叹，事实上，由学校创造条件，让优秀的老师与学生们长期、紧密地联系和结合，这是造就优秀学生不可缺少的教学环节。 正是魏老师的言传身教，让他在日后得以悟出“一日为师，终身为友”“无高徒，何以成名师”的教学信条。
法学教育中断
正常的大学生活，沈四宝只过了一年。1966年5月底，“文化大革命”爆发。“彻底砸烂公检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读书无用论”满天飞，北京大学法律系处于停滞状态。 先是停课闹革命，后是全国大串联，学生学习条件基本是没有了。沈四宝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餐两躺一场球”（每天吃三顿饭，睡两次觉，再打一场球来打发日子）的生活。 “自己学的专业突然没了，前途没了。”此时的沈四宝感到茫然。 转眼到了1970年毕业之际。这年北大、清华两校作为大学生分配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有了留校生。根据北大校方的指示，法律系共留了9名学生，沈四宝是其中之一。 当然，按当时的要求，大学毕业生首先要去工厂、农村锻炼。作为老师的沈四宝也和同事们到北大仪器厂的车间里当铸工，这种高强度体力劳动持续了两年。在此期间，沈四宝结婚生子，完成了人生大事。 随后，1974年，26岁的沈四宝正式开始了教学生涯，担任北大法律系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班（北大法律系74级学生）的班主任。 在北京市大兴县后沙峪北大分校，沈四宝和学生们同吃同住，“我粗略算了一下，工农兵学员学习专业的时间只占30%-40%，其余都在参加运动、劳动、搞社会调查或其他如斗私批修等活动。” “当时法律系的张云秀教授、姜同光教授，经济系厉以宁教授都来上过课。现在看来，课程内容都较‘左’。比如把西方的公司制度当成资本主义批判而全盘否定，把西方国家的一些法治理念都当成毒草进行铲除，等等。”沈四宝回忆说。 “现在人们常用‘十年浩劫’来形容文革的漫长和破坏力。其实如果从法治和法学教育的角度，‘文革’对法治和法学教育的影响是无法用时间衡量的。”他说。 1977年，全国招生制度恢复。至此，沈四宝经历了中国法学教学“从有到无”以及“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著书立说
百废待兴的时期来了。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 “一旦机会到来，就能开足马力。”32岁的沈四宝开始准备研究生考试。第一年考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毫无英语基础的他败在了英语上。其后，沈四宝每天早上5点起床背英文，将《广播英语》第二册从头到尾背下来，1979年，最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大法律系研究生。 1981年，沈四宝远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留学。 正是此次出国门开眼界，让他有了毕生奋斗的两个目标——创办一所能够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相类似的法学院，在这个法学院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能以母校为荣，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二是能创办一个有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学理念，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法治人才，培养方式是从培养律师开始。重视理论的同时也更加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另外，他们的教师队伍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教师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曾是政府法务人员、成功的律师、合伙人、法官。而我们的老师还都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严重缺乏实践经验。”沈四宝解释说。 1983年，已经研究生毕业的沈四宝来到对外贸易大学做助教，主要教授国际商法和公司法。 此后10年，沈四宝潜心教学，著书立说，其中《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论》是“文革”后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国家公司法的书籍，一度脱销。之后《国际投资法》《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运作》《国际商法》《中国涉外经济法》等著作相继出炉。
初当院长
沈四宝的机会来得很突然。 1994年，正值第二次改革开放高潮，待遇欠佳的教师们纷纷走出象牙塔，“上山下海”（“下海”是去市场，“上山”就是高攀、走仕途）。贸大法律系“四大金刚”出走3位，全系开会时常常不足10人。 当时对外贸易大学法律系主任冯大同教授已年满60岁，决定将接力棒交到并非自己学生的沈四宝手中。 “当时冯老师是这么说的：他年纪大了，精力不够了，你在年轻的一拨里年龄最大，是兄长，家里有事，你要担当起来。”沈四宝二话没说辞掉社会兼职，放弃了金杜律师所发起人的地位。 交班时冯教授对他说：“搞教育，要有二才（财），一个是人才，另一个是钱财。要当院长，每年起码要挣5万元用于发最低的奖金和其他费用，否则院长无法当。”因当时法学院几乎是人财两空。 沈四宝怕挣不到钱亏待了小青年们，拿出自己做兼职的存款15万存入银行，“成就当下去，不成任期3年结束就走人”。 他规划了第一届任期的“三年计划”，争取增设法律学专业，作为第一批成员进入JM试点行列；发行《国际商法》年刊，成立国际商法研究所；组建华贸律师事务所；在此基础上，创建法学院。
“三会”人才
掌舵对外贸易大学法学院时，沈四宝终于有了向目标进发的平台。 刚一上任，他首先建立兼职律师事务所，“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师待遇稳定队伍，也为了使年轻教师能有更多机会参加实践。” 于是，沈四宝和焦津洪老师各拿出5000元注册了华贸律师事务所。当时的律师提成比例是三七开，即办案律师拿30%，其余70%全部交给院里支配。 没想到，律师所开始工作不到两星期，就在与人大法律系的地石律师所的竞争中获胜，接到了一个涉外仲裁案，收费15万元。系里的经济问题迎刃而解，半年之后，基本停止了人才外流。 “二才”的问题解决了，沈四宝觉得还远远不够。“以教学方法改革为突破口，走出去、请进来，不断改革我们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把法学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培养出过硬的人才”。 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和外经贸大学的特点，在沈四宝看来，过硬的涉外经贸人才要有“三会”——会法律，又懂经贸，还能熟练掌握英语。 事实上，“三会”人才的提出带动了全院的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的建设。比如在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方面，除必修的法律课程外，还增加了“国际商法”“国际贸易”“西方会计”“国际金融”“进出口业务”作为必修课；又如在教学方法上，在国内法学院中率先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并编写了“国际商法”中英文教科书，实现了双语教学模式。 荣誉也接踵而至。2002年国际法专业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设立国际法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获评教育部“国际化法学人才特色专业建设点”及教育部“全国双语教学示范点”。
法治需民主
2008年8月，沈四宝卸任对外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回上海老家担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个举动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 沈四宝解释：“在贸大工作这么多年，有成就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搞管理不够细致，有些问题处理得不够民主。如果还有一次机会当院长，我一定会注意并改正这些问题。” 于是，沈四宝成了上海大学当时人事改革的一个试点：担任一名非全日制实质院长。合同约定，一个月不少于一周在法学院工作，负责全面工作。 “法治不讲民主，法律就可能会变成工具，这就比较麻烦了。”沈四宝决心在上海大学将自己院长的权力锁在集体监督下的笼子里。 “抓‘两民一治’建设，抓民生，抓民主，讲法治。学院建立数十个内部规章，法学院重大问题处理都有规章可作依据。”沈四宝认为，在上海大学当法学院院长要比在贸大当院长时成熟的多。 结合上大法学院的特色，沈四宝提出一个口号“创特色，入主流，国际化”。建立了上海大学ADR和仲裁研究院；开辟国际化办学道路，率先成立国际化法学教学实验班，同时直接培养外国学生；建立网络状的学生实习基地。 事实上，此时，沈四宝的奋斗目标都已实现，他所创办的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在国内已有4家分所，在境内外已有20多个联盟所。年近70，他还要“边干边总结”。 2013年，67岁的沈四宝被聘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任职两年。“想到境外试试看，又是私立大学。” 热衷于“开拓”的他对新职务充满兴趣，精力旺盛，坦言与大陆法学院相比，“差别很大”。 “首先，没有大陆压力大，不像我们有各种评比，大陆法学院院长一半的精力要应对985、211、重点学科、重点基地、精英教育点等等各种名目的评比任务和填写各种表格。另一个方面就是向国家要资源。而且资源分配不均，越来越集中。”他说。 在沈四宝看来，法学院总处于评比压力下，老师忙项目，抢发表，教书育人退居二线，这种状态使得学校成了研究院，教授成了研究员。 “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老师们没有争资源、争项目、争发表的负累，可以自由地从事认为最需要的研究课题，花更多时间为学生服务，学校的工作都能围绕培养学生展开。”沈四宝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