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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中国科举考试最大的积极意义是什么？ 艾尔曼：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人才，为政府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来担任官职。但是到了宋明时期，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参加考试的人数太多，最后被选上的人非常少，后来甚至有90%以上的考生会被淘汰。一个淘汰率如此之高的制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大部分参加考试的人都失败了，这事实上说明了其制度本身也是失败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这一问题。因为这一制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虽然这些人才最后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为数不多，但是客观上却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懂语言、懂古文，能读会写，虽然很多人最终不能做官，但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李时珍成了著名的中医，还有人当了教师，甚至还有很多人否认当初是为了科举而学习，最终研习佛学，皈依佛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元朝没有科举考试的时期，他们依然可以写戏剧和小说，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 记者：也就是说，社会向这些人传递了这么一个信息：即虽然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出路，因此这些人的自由度、活动空间和选择范围也就变得相当大。科举时代参加考试的人数占社会总人数的比重有多大？ 艾尔曼：明朝的考生总共大概有200万，到了清朝增长了约一倍，达400万左右。虽然就全国总人数而言还是少数，但如果与其他国家比起来，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在这些考生中，明朝总共有25000人中了进士，清朝考中进士的人数与明朝差不多。最后被选中的不超过候选人数的5%，其他95%以上都要另谋出路，这是很有意思的。 科举考试在变化中不断丰富 记者：您认为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与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存在传承上的割裂吗？ 艾尔曼：科举考试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考试科目一直在变化。在宋朝以前，隋唐时期考试科目偏重诗赋，可以写经义，但是还是文学比较多，以文为主。到了宋朝，开始看重其他科目，以经义为主，认为文章不应该只注重文学性，而更应注重经义。在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科举制度暂时被取消了，到了14、15世纪才又恢复起来。到了明朝，考试开始要写八股文，离开了诗赋。考官认为士子们要做官，其最好的学问应该与《四书》、《五经》有关，要与道德学有关，这才是主要的。士子们还是喜欢诗赋，但诗赋不再被列入科举科目中。到了乾隆时期，虽然依然考八股文，但是开始恢复诗赋，乾隆中叶，一方面要考《四书》、《五经》，但律诗也成为考试的内容之一。 此外，科举不仅仅只考诗赋或经义，策论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它与政治有关，涉及具体的问题如财政、经世等。策论考试形式可以追溯到汉朝，《汉书》记载，当时皇帝问了董仲舒一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用笔和纸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只是口头问答，但这实际上就是策论。这种考试形式在隋唐宋明清都有，在科举考试第三场中举行。通过这些策论，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现象和问题。如章清先生与他的学生发现清朝末年的策论里有关于对待历史态度的问题，里面有很多争辩：历史是什么，春秋是榜样吗？还是以其他什么作为榜样呢？等等。策论被很多研究者忽略了，一提科举就是八股文或者诗赋，实际策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您刚才谈到，策论是在第三场考试中出现的，然而，大家往往注重第一场，对第二、第三场则不那么看重。 艾尔曼：但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忽略它的？宋明时期，第三场是很重要的，大家最后判断第一、二名，主要看其策论写得好不好。到了清朝，尤其是18世纪，由于考生人数太多，考生觉得考官对策论这些文章看不过来，而主要看八股、律诗这些内容，因为它们简短，而且以八股和律诗来判定名次。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场才逐渐被忽略了。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在汉朝的口试中以及历朝历代在首都的考试中，策论都是很重要的。宋明清都有策论，它是科举考试一直没有被取消的标准科目。现在大家发现，科举考试的内容很丰富，不仅仅是八股文。虽然正如你所说，清朝时策论被忽略了，但是一直到明朝末年，策论还是很受重视的，当时考生的答卷有4000字左右的篇幅，而考官也看得非常仔细，有很详细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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