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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蒲欣（搜狐特约评论员） 总有一些中国故事讲起来特别让人伤感。近日，临沂市18岁的女学生徐玉玉接到骗子电话，骗子编造了入学银行卡需要验证的骗局，导致徐玉玉被骗9900元学费。在与父亲去派出所报案返回的路上，背负伤心与自责心理的姑娘心脏与呼吸骤停，经抢救无效辞世。 这个事情让人倍感愤怒，却又似乎无处发泄愤恨。因为它太日常化了，中国人的电话上哪个没有骗子信息？与骗子、骗术共存，也是国人生活中必须靠自保才能获得一点安全感的现状，谁能改变？骗子导致家破人亡的每天都有，这次则因受害女孩显得尤其残忍。 我们无法去责怪徐玉玉，如果她明白这个世道上骗子横行的道理，也许不会上当。我们同样无法责备的是，如果她不是出身在收入艰难的平民家庭，一万元不是一笔天文数字，她也许不用急火攻心。所有的假设都没用，徐玉玉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骗子的猎物。 徐玉玉之所以轻信骗子电话，是因为之前接到过教育部门的真电话，她的全部心思放在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的喜事上。她一个18岁的未经世事的姑娘，万万没想到，从录取的那个时候起，她的个人信息就可能被出卖，在整个录取环节，有一万个漏洞让她暴露在骗子视野中。 这也是老生常谈到令人发中指却无可奈何的事情。在这个国家里，包括个人通信在内的个人信息隐私始终处于“待出售”状态，骗子团伙几乎可以轻易地获取任何特定人群的信息，而后制订相应的骗术。相较于骗子的先进性，个人信息能寄望的政府保护几乎不设防。 这不是无谓的埋怨。相较于国家秘密、甚至是保密级别低得多的行政信息，都受到了非常严苛的管理，外人几乎无法获取，哪怕是以合法、正当的理由。但是在民众个人信息方面，它们一直处于被随意攫取、任意买卖、无法追责问罪的状态，反差刺目。 哪怕是几大电信企业巨头，对诈骗信息的防范也是远远落后于国民期待。早就说好的实名制，在徐玉玉一案中并没有被发现，这不仅令追查有难度，也让人感觉电信运营商的首鼠两端：长于逐利，短于德行。起码，运营商应该为徐玉玉之死负上道义责任。 这样看来，徐玉玉的死，面目模糊的骗子当然是直接的凶手，但在围绕她个人信息周边的那些觊觎者当中，理当担负凶手骂名的还有很多。你很难一一点名，但是你又知道这些似乎是无意中的帮凶始终存在。我们无法靠谴责结束这些乱象，正像无法保护徐玉玉那样。 在徐玉玉的日记中，她说自己和姐姐从来不会为母亲身有残疾而“羞耻”，但在这姑娘如此悲惨地落入骗子的陷阱中可见，理应感到羞耻的还有很多人，以及很多大言不惭的部门，比如那种将实名制引作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托辞。而我们深知，无耻大概是骗子猖獗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也知道，单靠提倡耻感文化，是无法构建一个可信赖的个人信息保护网的。现实恰恰说明，中国那些足以致人死命的骗子其存活的土壤，早已是以无耻作为前提条件。但是在个人信息流动的行政及政府环节，问责治罪远比树立羞耻感来的重要而紧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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