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何家村“金涂两獾双桃银盘”

1970年10月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文物丰富了我们对唐文化的认识，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古代工艺史、古代医药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称“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者（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号：七—46），其器物定名可以再讨论。

图一（1）：“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图一（2）：“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线图

据研究者记述，“盘呈相连双桃形，锤揲成型。窄沿、浅腹、平底。在盘底两桃中心处锤揲出一对相向而行的狐狸，一狐双耳抿于脑后，长嘴朝地，作回首俯视状。一狐头向上翻转，长嘴朝天，双目仰视。两狐互为顾盼，神态生动活泼。双狐颈部及腹股处錾刻细纹，周身施以鎏金，在光洁锃亮的银盘衬托下熠熠生辉”〔图一〕。研究者认为，这件器物与其他几件银盘，“虽然在构图方式上接受了粟特的艺术手法，但在题材的选择却是中国化的”。

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何家村窖藏文物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系统、完整地反映出对外来文化的取用、模仿、融合进而改造、创新的过程，是唐代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体现”。“对于唐代考古和‘丝绸之路’研究而言，是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唐代的金银制作吸收了西方金银工艺中的锤揲和焊接等技法，并模仿异域器物造型，但没有完全丢掉自身的传统，内在的文化因素和生活习俗一直在影响着，或者说改变着唐代金银加工工艺，逐步创造出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金银艺术作品。”研究者对于这件文物体现的“中国化的”“题材”，特别论说“双狐纹”的意义：“白狐、玄狐在唐代属上瑞。”又据《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文：“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以为“取双狐双桃形作装饰题材是迎合了中国所特有的‘益寿’、‘压邪’、‘祈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这反映出唐代工匠在对西方金银器艺术吸收借鉴的前提下更注重推陈出新，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

图二（1）：《辞海?生物分册》 貉 （狗獾）

图二（2）：《辞海?生物分册》 山獾 （鼬獾）

图二（3）：《辞海?生物分册》 獾 （猪獾）

图三：银盘画面主体动物的鼻端形式

然而，如果细心观察，可以发现作为装饰主体之所谓“双狐纹”的“狐”，其动物原型，应当是獾，特别是对鼻端的突出描画，全不似“鼻尖尾大”的狐。獾，常见有狗獾、鼬獾、猪獾〔图二〕。獾虽然都有“尖喙”的特征，然而据动物学者描述，相互亦有区别，狗獾“吻尖”，鼬獾与狗獾同样“鼻端稍尖”，而“鸣声似猪”的猪獾“鼻端稍钝”。可能因为獾通常亦称“猪獾”的缘故，何家村出土这件银盘画面主体动物的鼻端特别是鼻孔的表现显然有近似猪的特征〔图三〕。据《本草纲目·兽部兽类附图》，“獾”和“狐”的区别，在耳部也比较明显〔图四〕。

图四：《本草纲目?兽部兽类附图》 所见“獾”和“狐”的区别

唐人有言及“两欢”诗句。如韩愈《远游联句》：“两欢日牢落，孤悲坐绸缪。”宋人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八引孙汝听注：“两欢，两人之欢。谓韩、孟也。”宋人刘攽《隐语三首呈通判库部》其一：“梧上生枝复隔年，白头倾盖两欢然。满城童子垂髫发，竹马羊车戏路边。”刘攽所谓“两欢然”，又见于王安石诗句。如《送裴如晦宰吴江》：“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邂逅都门谁载酒，萧条江县去鸣弦。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又宋人陈著《卜算子·用前韵弟藻次日又设酒》与“两欢”相近的辞义写作“双欢”：“喜气满清门，庆集还新样。卜醉筵开意转浓，昨日今朝两。愧我一年多，见汝双欢晚。自觉人生此会稀，有酒宁论盏。”又杜安世《小令·端正好》：“毎逢春来长如病，玉容痩，薄妆相称。双欢未经成孤令。奈厚约，全无定。众禽啾唧声愁听，相思事，多少春恨。孤眠帐外银缸耿，透一点，炉烟暝。”

唐宋人习用所谓“两欢”或“双欢”来形容友情洽好亲密。而明人皇甫汸《将进酒》：“君不见，北海尊罍夜不空，能令千载怀英风。又不见，东山声妓日携往，曾是当年称雅尚。落魄余思同古人，折腰非愿乞闲身。清流奈取庸流笑，傲吏翻遭俗吏嗔。当筵漉酒巾嫌湿，隔箔传歌衣畏贫。酒酣耳热起击缶，富贵须时果何有。呼卢一掷轻千金，灭烛两欢过五斗。红颜成宠亦成妬，白首相新讵相故。莫作梁园苦上书，安用长门要买赋。旧事寥寥空美谈，眼前龊龊更谁堪。若但低眉死牖下，徒然生长在江南。”其中并言“北海尊罍”与“东山声妓”，所谓“灭烛两欢过五斗”，典出淳于髠故事。《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可见齐威王和淳于髠的对话：“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鞴鞠，待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则“灭烛两欢过五斗”之“两欢”，已经不是指一般的友谊，而暗含异性情爱关系的意义。

图五：秦双獾纹瓦当

汉“镂空凤鸟双獾佩”

古来以“獾”喻“欢”，久已成为象征习惯。有学者指出，“在中文中，‘獾’与‘欢’同音”。“将獾和喜鹊画在一起”，有“欢天喜地”的寓义。在文物遗存中，两只獾共同成为构图的主体，而被收藏家和文物学家称为“双獾”的情形相当多见。较早有“秦双獾纹瓦当”〔图五〕。又有汉代玉雕，被称为“镂空凤鸟双獾佩”〔图六〕，双獾一大一小。清人顾太清有《长相思·咏双獾佩》：“大獾欢，小獾欢，白玉裁成两个獾，常随佩带间。肱相连，股相连，肱股相连心自安，君臣父子全。”所说“双獾佩”正是诗中的“大獾”“小獾”。而“大獾欢，小獾欢”句，说明了“獾”和“欢”的关系。明代玉雕作品有“青白玉双獾雕”〔图七〕。清代工艺品有“玉双獾坠饰”〔图八〕、“水晶雕双獾”〔图九〕、“白玉双獾”〔图十〕等。看来，以“双獾”构图喻寄“双欢”向往的文化风习已相当久远。

图七：明“青白玉双獾雕”

图八：清“玉双獾坠饰”

清“水晶雕双獾”

清“白玉双獾”

《文选》卷一记班固《西都赋》：“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茞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李善注引《汉宫阁名》：“长安有合欢殿、披香殿、鸳鸾殿、飞翔殿。”其中关于“合欢”殿的记载，《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云：“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兰林、披香、凤皇、鸳鸾，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三辅黄图》卷二《汉宫》：“《三辅决录》曰：‘未央宫有延年殿、合欢殿、四车殿。’”《三辅黄图》卷三《未央宫》：“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茝若、椒风、发越、蕙草等殿，为十四位。”所谓“合欢”又写作“合”，应与“凤凰”、“鸳鸯”类同，暗示男女情爱的美好。宋人王应麟《汉制考》卷二：“缫席，次席。”注：“缫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欢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汉有合欢席，故举汉法况之。汉世以桃枝竹为席，次第行列成文章。”所谓“汉有合欢席”者，也使人联想到“合欢”本义是指床笫之好。

“合欢”、“合”，也许可以写作“合獾”。如果以图象显示，则通常称作“秦双獾纹瓦当”的画面应当是适宜的。那末，文物学者称作“双獾”的构图或许可以名为“合獾”即“合欢”。当然，按照唐人韩愈的诗句，何家村出土所谓“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之“双狐”，也可以改称“两獾”即“两欢”。

何家村出土的这件文物被定名为“双桃形银盘”，器物设计采用所谓“双桃形”，亦自有深意。

图十一：唐寅绘《东方朔》图

对“双桃”的歌咏，同样见于韩愈的诗作。韩诗《题百叶桃花》：“百叶双桃晩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应知侍史归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魏本引《集注》：“应劭《汉官仪》曰：‘尚书入直台廨中，给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侍内，从至止车门还。女侍史洁被服，执香炉，烧熏以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天上谓内庭，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诰寓直禁掖，故云。”关于东方朔的传说中有“偷桃”情节。明人唐寅绘《东方朔》图，东方朔正是手持双桃〔图十一〕。后人又多称西王母仙桃为“双桃”。如宋人姜特立《双桃寄巩经略三首》：“只说瓜莲并蒂生，几曾仙实见双成。却疑西母犹多事，戏作人间儿女情。”“世间固有无情物，天上宁无有欲仙。想得武陵人去后，精神交感此因缘。”“忽见双桃入眼新，捧看惊动坐间宾。老夫得此浑无为，持寿高堂两玉人。”又宋人黄升《游金精山》诗曰：“地坼三关暗，天开一隙光。青霄丽太白，应此金之芒。双桃几日熟，冷笑痴吴王。洞开人已去，刚风舞霓裳。”元代诗人张雨《明德游仙词十首》其八云：“脚底琴生三尺鲤，袖中阿母一双桃。别时身动凌波韈，烂月如银照夜涛。”又明人文嘉《题刻丝蟠桃寿姚秋涧母》诗：“织女机丝刻画劳，天孙云锦烂双桃。瑶池不进寻常笔，剪得鲛人一片绡。”看来，“双桃”已经被看作仙境的标志。或有将“双桃”作为特殊祥瑞者，如宋人王安中《贺麟州等祥瑞表》：“桃双实以协多男之占，木并柯以象殊俗之附。”

如前引文句，“双桃”和“瓜莲并蒂”可以模拟，又有与“因缘”、“有欲”、“人间儿女情”相关的象征意义。宋代诗人胡宿《桃叶渡》诗写道：“怅望情人曲，空留此渡名。一条衣带水，千古石头城。艳歇双桃色，歌沈两桨声。不堪怀古意，山外夕阳明。”似说“双桃”与“情人”“艳”“歌”有关。又如宋人吕滨老《豆叶黄》词：“林花著雨褪胭脂，叶底双桃结子迟。对镜凭郎略皱眉，笑微微，燕子羞人必懒归。”也可以使人领会到与“双桃”相关的“人间儿女情”。这也使人联想到双连合卺之器在民俗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与婚姻家庭形态的关系。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确实曾经说到一件“合卺双桃杯”：“《妮古录》：余于项玄度家见哥窑一枝缾、哥窑八角把杯、哥窑乳炉。项希宪言司马公哥窑合卺双桃杯，一合一开，即有哥窑盘承之。盘中一坎正相容，亦奇物也。后入刘锦衣家。”从这一角度理解何家村出土“双桃盘”的意义，也许是适宜的。

以“双桃”作为器物设计的仿拟对象，可以看到若干实例。明人高濂《论官哥窑器》说到“二色双桃水注”。又在关于“水注”的讨论中说到“有双桃注，有双莲房注”。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分析作为文具的收藏品，也言及“有双桃注，有双莲房注”。清代宫廷用器，亦可见“瑞捧双桃五色玛瑙花插”。这些器物的设计制作，当与追求“双桃”、“仙”、“瑞”的涵义相关。

后人所谓“鎏金”者，唐人则习说“金涂”。如果关注何家村出土这件器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背景，其实不妨称之为“金涂两獾双桃银盘”或者“金涂双獾双桃银盘”。

（文章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