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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底，我所在的冶金仪表厂、冶金部建筑研究院的自动化室，以及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第十二室三方合并，成立了冶金部自动化所。它的成立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把我从仪表厂的元件车间调入了自动化所的研究室，让我搞计算机。当时领导对我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研究所的成立，要落实政策也不那么容易。 我调动工作后，上班地点就从丰台北大地换到了位于蓟门桥西南角的冶金部建筑研究院，从我西直门内的家骑车过去并不远。不过，这只是临时的，几年后最终大家都搬到了丰台。 我们的研究室主要方向是轧钢自动化，室主任是彭天乾。当时有两个研究课题：1）轧钢过程的数学模型；2）轧钢的自动化控制。领导让在其中选一个，我选了后者。要搞轧钢自动化就离不开计算机，而所里没有计算机，于是我和同事许教津一起被派到北京钢铁学院去学计算机。 当时，钢铁学院的计算机房里有一台国产计算机，是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制造的，叫171机。那时候，进机房还要穿白大褂、换拖鞋。但是这台计算机的硬件指标在今天看来却很可笑：内存只有4K，还有一个外存，是一台洗衣机大小的磁鼓，容量是16K。我现在用的iPhone6手机的内存容量是256G，是当时那台机器内存的64亿倍！ 而这台171计算机，还是一台裸机。所谓裸机，就是没有任何软件的机器，因此它啥也干不了。按理说，一台机器提交给了用户，是应该配备相应软件的，但是这台机器没有。因此我们去了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给这台计算机编制软件。 现在人们都把计算机称为电脑，所以后面我也使用电脑这个词吧，尽管当时人们并不这样称呼。 这个机房的负责人是虞大江，是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儿子，机房日常的工作人员是李秀山。除了我和许教津在此实习外，还有来自冶金部第十九建设公司的一位负责硬件调试的小刘以及来自武钢的编制软件的黄维刚，黄是广东籍的小伙子、电脑技术能手，他是我学电脑主要的启蒙老师，当然，李秀山也是我的老师。 既然这台电脑啥软件都没有，因此首先要为它编写最基础的软件，即至少需要先编写出两个软件：管理程序和汇编程序。管理程序就是最初级的操作系统，相当于现在电脑里的Windows（当然功能上没法相比了），这也是最重要的软件，由黄维刚来编写；而汇编程序，则是用来编写软件的软件，则由我来编写，而由于我编写软件时没汇编程序可用，因此我就要用机器码来写程序，也就是直接用八进制（二进制的另一种形式）来写。而一旦我的这个程序做好之后，别人再用这个电脑时就可以用汇编语言写软件，而无需用机器码写了。 这个工作，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的我来说，显然是一个挑战，好在黄维刚替我画好了程序框图，所以我实际上是按照他给的思路去工作的。当然，一切都是边干边学，遇到问题随时向黄维刚请教，并最终完成了任务。我写的汇编程序的容量是2K，也就是说，当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电脑内存被它占了一半。 那时的电脑是没有只读存储器ROM的，因此只要一断电，机器里面的程序或数据就都没有了。平时的各种程序或者数据，都被做成了穿孔纸带。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纸带上的软件及数据读入到电脑里去，而要让纸带上的内容读入电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读纸带的这个程序本身用手工输入到机器里去，其方法就是利用机柜面板上的一排8个乒乓开关，用二进制代码把指令一条一条拨进去，开关朝上扳是1，朝下扳是0，例如，启动程序有13条指令，那么就要输入13次，每次一条指令。  那时的程序和数据是这样的 纸带读入机 和我一起到这里来实习的许教津，他会弹钢琴，于是他编写了一段程序，运行起来之后就能让171机演奏一段肖邦的钢琴曲，这可以算是中国最早搞电脑音乐的人之一了吧。 有趣的是，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建议我学计算机，我没听他的，而现在我却进入了这个行业，后来甚至被称为电脑专家了，人生就是这样曲折，也证实了我父亲的远见。 通过这段工作，我发现，写程序用到的并不是我在大学里学的什么微积分之类的高等数学，它用到的只是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对于在中学数学成绩很好的我来说，这种工作最适合我。编程不可能一次成功，因为人脑没有电脑那么严谨，随便一个疏忽，电脑就会做错事情，所以程序的调试过程非常重要，它好像是猜谜语一样，要动脑筋判断，很富有挑战性，这正是编程最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 前面的文章里我说过，大学里我的专业知识成绩并不好，而现在我做的电脑方面的工作又那么有趣，因此我爱上了电脑这行。我至今一直认为，人最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才有动力，这样才会不怕困难，这样才会刻苦钻研知识，才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就这样，从为一台裸机写汇编程序起，我进入了让我一生受益的电脑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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