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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裴伟 祭田始于宋代，又称为祠产（祀产），因其为族人公有，亦称为祭祀公业，或简称公业。设祭田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祖先，亦有周济族人与育才（资助族人参加科举）等目的，其目的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性质。宗法社会详细记载家族的祀产、公产、族产的载体，有文书合同、谱牒、账册、碑石等，祀产核心内容体现在田、地、山、荡、池塘、杂产（山岗、园、滩、白地、荒荡，如碑记中的“东南小园、砖场、土墼荡、吃水塘、沿沟头、南岗”）。有的家族有族产，各房又各有祀产，而这些产业均有详细记载。 《孙氏宗祠祀产碑记》“将徒（丹徒）、阳（丹阳）两邑，以远田房某字某号、几亩几间、坐落土名，鸠工勒石”，这些“不动产”之收益主要用家族公共事业，如祖坟祭扫、宗祠修缮等等。至于器具、粮食、林木等“活产”，则“另立册簿，以便稽查”。 清人汪辉祖（1730年－1807年，浙江萧山人）撰《双节堂庸训》说“贤孝子孙，原不倚产承祭。但子姓繁多，不能尽属有力。万一力不副心，必致奉祀不虔。古人先备祭器，所以敦水源木本之思也。且祀产不定，则祭之规模皆难豫立。丰俭无常，亦乖礼制。吾族迁萧始祖传世二十有余，计年六百余岁，而历代墓祭至今勿替，祀产之益彰矣”。可见，祀产对于宗族非常重要，它是宗族祭祀拜祖活动得以赓续不断的关键。 刊文碑石，如碑文“欲尊崇祀事，必先经理祀产”，这是南宋迁润的丁岗孙氏子孙们对共同祖先“孙文式”伦理上的积极响应，文中他们设置专门的祀产，并规定相关的管理规则等。实际操作往往是根据对祀产贡献的大小按股分配祀产权利，分股颁胙，所颁之胙于是有了精神、经济的双重效应，这些在族内也可以交易，但族人切不可盗卖祀产。出于威慑和教化的需要，《大清律例》中专门有盗卖祀产例文，规定了相当严厉的处罚。各姓氏在宗谱和祀产碑记中明文规定，受到宗族的强力规制。 中国人的自我实现正是以家为中心，然后推及房派、宗族、国、天下，一伦一伦的从生至死所依赖的社会网络之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忤逆都可能使个人遭受社会的排斥，人格不再完整。所以，中国人个性发展需要宗族支持，族群的强大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这是族人争相设立祀产，并企图占据更多份胙的现实动力。清朝政府对祀产之设立采取宽容之政策，更加剧了民间祀产设立和添置之风盛行。如本碑中立碑人“合族”是丁岗孙氏以文式公为共同祖先的祭祀群体。在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占领期间，“祀产簿籍俱灰灭”。起义失败后，许多家族“悼祖田之就丧，思祀产之复兴”，意图 “族产租额”“尽复旧规”，几乎不可能了。故传世的“祀产碑记”形式多见于乾隆嘉庆年间，鸦片战争以后的此类文字碑石不多见。丁岗出土的这块碑石，对了解封建社会晚期的江南乡村社会治理情况颇具样本意义。 碑记中的孙姓始祖人名“文式公”（族谱为“孙法”）不见于正史。袭封光禄大夫一职，亦不知其详。宋代光禄大夫有几类，品级不同，“光禄大夫从一品，紫金光禄大夫正二品，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二品”。 《嘉定镇江志》辑录镇江东乡氏族史料，如两宋之交的大港孙氏的文人兄弟——孙盖，“字道祖，政和五年登进士第，历知兴化军、严州、真州、泰州，除淮南运判兼提刑，知信州”。编纂者注“即今大港孙氏也”。弟“孙斋，字端诚，尝居太学，人品超诣，浮沉阎里（家乡）。工诗”。南宋《漫塘集》收录作者刘宰为宋宁宗、宋理宗年间常熟县丞孙承直（原名泝，字彦与）写的墓志，志文中说“世居丹徒之大港镇。曾祖书，开州文学。祖元方、父大成，皆隐”。孙泝兄为孙泳，未提及“孙法”，以上可见大港孙氏是整个南宋时期大港地区文化望族。而“立庙奉祀数百年，积有祀产，敬承祀事”的丁岗孙氏，却未见本地方志记载。 所谓“丁岗”，此地原属平昌乡，一直是“徒、阳交界”地段，按《至顺镇江志》“平昌乡，在县东南，昔隶丹阳，后以本县练塘乡易之。都一、里保二十六”。南宋时期的丁岗一带仍属丹阳县域，与丹徒县大港镇毗邻，其地孙姓聚居的历史信息还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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