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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旧”的疾病被战胜，新的疾病又会产生。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人们饮食习惯与内容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等都会使人产生各种新的疾病。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的病”是客观存在的。如现在的艾滋病、丙型肝炎、SARS(“非典”)、埃博拉出血热等等。然而，对中医而言，没有“新的病”，只有“病的人”，以下就谈谈笔者对此的理解。对这些新的疾病，西方(现代)医学在没有搞清其病因病理的情况下，一般无法进行针对性治疗，其治疗药物的产生总是晚于对疾病的认识。即使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针对性治疗药物的出现也不会与认识疾病同步。但是，中医与西医不同，在认识疾病的方法上，注重的是人体的反应，即立足于观察“病的人”，对“病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外象(包括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用中医独有的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等理论综合概括疾病的性质、病变的部位；用六淫(风、寒、暑、湿、燥、火)、痰饮、瘀血等理论概括一切由外所感，或自内产生的病邪(相当于西医所讲的病毒、细菌等各种病原微生物)；又用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甘、酸、苦、咸)、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概括所有药物的作用。凡遇“病的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详细收集人体因病所产生的各种异常信息，按照以上理论，反推出病因、病位、病性，然后作出中医概念上的疾病诊断，即“证”，而中医所有药物的作用都是对“证”而立的。比如，一位患者患急性肝炎，另一位患者患急性胆囊炎，两位患者均表现为发热、右胁肋部疼痛、巩膜和皮肤黄染、口苦、食欲不振、小便黄赤、大便泄泻、舌红、苔黄腻、脉数等。从西医角度看，前者是感染病毒所致，后者是细菌感染引起，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疾病，当然治疗也完全不同。而从中医角度看，两者所表现的症状基本一样，通过症状可以反推病因、病位、病性，均可诊断为“肝胆湿热证”，即病因为“湿、热”，病位在“肝、胆”，病性属“实”，故两者的治疗用药也相同。这个例子说明，中医对疾病的诊断结论取决于一组特定的症状(体征)，这组特定的症状即中医所讲的“证”。疾病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但人所出现的症状是有限的。以咽部的自觉症状为例，主要有咽痛、咽痒、咽干、咽中灼热感、咽部阻塞感等。当咽痛伴有发热、恶寒、咽部红肿、口渴、舌红、苔薄黄等，中医诊断为风热表证；咽痛而伴有恶寒、咽不红、鼻塞、流清涕、舌不红、苔薄白，则诊断为风寒表证。这种根据一组症状(体征)所确定的“病”(即“证”)，也是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不论感染了何种病毒、细菌，不论是“旧病”也好，“新病”也好，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证”。据“证”治疗，中医称之为“辨证论治”，这也是中医的特点之一。大家知道，中医所用的治疗药物取自天然的植物、动物、矿物。2 000多年来，中医已经积累了8 000多种天然药物的使用经验。对这些药物的作用，也是按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等学说进行归纳解释的。如人参，中医认为其味甘、微苦，性温、平，归脾、肺、心经。有补气、固脱、生津、安神、益智的作用，可治疗心、肺、脾气虚弱证。临床上，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疾病，只要辨证为“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证都可以选择人参进行治疗。更高明的是，还可以根据病情的复杂程度联合运用中药，中医方剂流传至今疗效确切，并常常令人感觉神奇、惊讶的古代经典名方不下几千首。这种万变不离其宗地认识疾病的方法，识病与治疗药物的提出永远是同步的。所以，不论是古代即有的感冒、菌痢、疟疾，还是现代才有的艾滋病、丙型肝炎、SARS等，由于都是“人”的病，都有“证”可辨，故随时可以找到对应的药物(方剂)进行治疗。而且，这种一人一方、一时(不同的病变时期)一方的治疗理念，也是中医汤剂很少产生耐药性的主要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医专家会受邀参加艾滋病的治疗研究；SARS流行时会让中医一起参加救治；西医目前还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会建议找中医看看等。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许会发现，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医学模式，有其独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中医在西方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能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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