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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细菌、病毒与中医病因的关系，如果未理清爽，请参本公众号＂佛家因、缘、果与细菌、病毒致病原理＂一文。 一些中医，羡慕于西医抗生素的捷效，一见炎症就上中药中一些可能具有杀菌、抗病毒作用的寒凉药以治疗。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对于细菌感染性疾病属于中医热证者，若与西医比较，即便中医的辨证处方是对的，如果西医选对了抗生素，客观地说，其起效的平均时间确较中医快捷，这是因为抗生素以中医视之多属寒性药物，其作用既针对了热性的生化内环境（缘），又与细菌（因）有着更好的对应关系；而寒性中药也针对热性的生化内环境（缘），但其抗菌（因）作用往往是广谱而不专门。兼且抗生素静脉给药的途径也使其药效更快显现。 因此，如果仅以这种状态来比较，则总体来说，抗生素略占优。 但如果是寒证呢？ 那就有意思了！ 虽然从对因治疗角度看，抗生素对细菌应有作用，但寒性的抗生素对体内寒性的生化内环境（缘）不是改善，而是恶化，则这个恶缘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所以这型患者即便经治疗后血象正常了、痰也查不到菌类，可以说菌之因消除了，但往往仍会遗留反复不止的咽痒咳嗽，痰白清稀、体更畏寒，即寒的果还在。 这个时候，往往越用抗生素就越咳，因为寒的果更重了，要知道，有时一因未必是仅得一果的。面对此境，中医的麻黄汤、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往往就可大显身手。 如果是流感类病毒性疾病属于中医热证者又如何？ 有临证经验者或有所体会，此时应是中医略优，虽然中药抗病毒的作用不算很强，也谈不上专门，但它们除了可能的抗病毒作用外，更重要的是能同时改变体内热性的生化内环境（缘）而最后改变热之果； 西药抗病毒之效也难肯定，不一定强于中药，而其改变热性生化内环境方面又往往不如中药，因此总体上或许会略居下风。 若这类疾病属于中医寒证者，治疗上应是中医胜算更大。 我与一些有西学中背景的医师交流过，他们也认为，凡属于中医寒性病症范畴者，西医大多没有太好的针对性方法，因为寒的概念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内。 不要误会，我无意为了提高中医人的自信刻意去以中医之长来比西医之短以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中医与西医有着的共同敌人，就是疾病。两者是战友，不是敌人。中西医观察视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方法学不同，肯定各有所长。 比如，预防疫苗的应用使传染性疾病大为减少，就属现代医学的大亮点。 在中西医的比较中态度的客观不但必要，而且必须。 就如同骑兵善于冲锋陷阵、长途奔袭、乘胜追击；步兵长于攻坚破城，阵地之守，排阵变化。如果步兵嘲笑骑马不能登墙，骑兵嘲笑步兵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都既不厚道，也不客观。 战友强大，自己也能并肩，才显自己强大。若以贬对方之弱而显自身之强，多少是有点不自信了。 其实中医有足以托起自己自信之强，本有海阔天空气象，何不再显清风明月胸襟？ 既谈到病毒，这里就顺便一议，一些人习惯以板蓝根等具抗病毒作用的中药来预防流感类疾病，一些医院甚至还因时推出板蓝根凉茶以作预防。坦率地说，这应是一种流弊。 首先，抗病毒药物可以在治疗中抗病毒不等于可以提前预防病毒。如果可以预防，为什么对病毒更熟悉的西医通常不以其抗病毒药物来作预防？ 还没有病毒就先吃抗病毒药物与还没有感染细菌就先用抗生素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 其次板蓝根、大青叶等药物是寒性的，没有病而先吃这类药等于先预设所有人是热性体质，或发病后是往热证的方向发展。但现代人真正属热性体质的有多少，我想临床医师多心中有数。 如果一个寒性体质的人先吃板蓝根类药物来作预防，他到底是提高了预防能力，还是因阳气被削弱而使抗病能力反而下降？这本不难想象。这种做法，明显地背离了辨证论治与辨体而调的原则。 在中医，真正意义上的预防，应该是辨体质而调理，使个体的体质偏差得以纠正，从而提高正气的抗病能力。 说到流弊，还有一个西医“消炎”与中医清热在观念上的混淆。临床上还时不时会看到一些中医师凡见到西医诊断上有一“炎”字，就下意识就会用中医的清热法，以为这就是消炎了。 “炎”字虽然由两个“火”字组成，“炎症”患者也经常表现为热证，但“炎症”并不一定都属热证。 如扁桃体炎，发炎的扁桃体炎可以是鲜红，可以是淡红，甚至可以是淡白，都属热证吗？ 现代人由于体质变弱，寒证的比例在逐渐上升。即便是初起热证，有时也会因中西医的双重治疗导致的治疗过度而转为寒证，更不用说有些起病就属寒证者。不可不察啊！ 有是“象”则辨是“因”，知是证则用是方，这是中医最基本的观念与最应该的临床操作。 因此，中医虽然不以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和衣原体等作分类，但针对“因缘际会”合力之果的治法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这些因素而起作用。 而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和衣原体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则多以六淫中某一病因或复合病因的“象”出现。这时“辨象求因”即可。 至于对“因”（西医之因）与对“因缘际会”（中医之因）的治疗孰优孰劣，应难定论，当视从那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若以西医的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和衣原体为“因”来看，假如此“因”清楚，又有针对性强的西药，则疗效应该快捷且较为肯定； 但若“因”清楚，药物的疗效却不太理想，当然疗效就难以肯定； 若“因”不清楚，如SARS早期，西医就只能对“症”处理了。 顺便一提，在对“症”治疗方面，西医有时的确是力道十足，虽然不是究竟法，有时也存在一些副作用，但在病症急重时，权衡利弊，霹雳手段也属必要，不可抹杀。 中医对“因缘际会”的合力（中医之因）而治，当然应该有效。但既要作用到“因”，又要改善体内的生化内环境，这种调整较之单纯的对“因”治疗就要复杂，因此在平均速度上不一定有优势（个例上的快，这里不讨论），但其病是在整体状态改善的前提下痊愈，则病人的感觉会比单纯的对西医所言之“因”治疗所愈要舒服。 另一方面，若然西医所言之“因”的力量太强，我们如果仅仅是对“缘”的改善，或者虽“因缘”并治，但对“因”之力不足，则可能只能减轻病证，不一定能扭转全局。就如烈性传染病，如果要中医独立面对，其整体疗效不一定能如人意。 当然，如果西医独立面对，没有中医的协同，其疗效也会明显打折，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烈性传染病治疗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从SARS之例也可出：以象推因法隐藏着某种方法学的优点，假如有什么类似于SARS的新发疾病。在早期，从西医角度是未知其“因”，但从中医角度却是已知，因为SARS有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象），于中医来说，有象即可推因，原有的“象”理论体系已基本可以满足这种推导方式的需求。 有“因”即知治法，不需临时抱佛脚的去寻“因”。 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医面对SARS这种新病，上手就可用药，这也应是中医勃勃生命力的表现之一。 此外，病原微生物由于“微”，因此容易变异。我们看到，细菌在抗生素的围剿下不断的产生适应性变异，即耐药性。而人类又不断地生产新的抗生素以对抗。在这争斗过程中，人类并没掌握主导权，反是一直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中。因为抗生素的更新换代永远比不上细菌的变异速度，正所谓“船小易调头”。 更麻烦的是病毒，因为它的个头比细菌小得多，换句话来说，它的变异更加容易，也更难对付，所以，人类对付病毒一直方法不多，或穷于应付。 因此，如果以病原微生物为“因”，人类可能永远会处在疲于奔命的状态。 反观若如中医这样对“因缘际会”的合力的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状态调整。某种治法，某个方药，针对的是某种对应的特定状态。所谓“有是证则用是方”，而身体状态并不像病原微生物一样会对相应的方药产生耐药性。 因此小青龙汤一千多年前能治疗外感风寒、内有水饮证，现在同样也能，一千多年后应该还是能，中医药的优势之一在这里就凸显出来了。 若然疾病状态出现什么变化，中医不过就是治随证而变而已，这种应变方式就是“辨证论治”，证变治亦变，对治的原则与方法早已存在自身体系内，不需如现代医学般碰到新的疾病就须临急抱佛脚地去寻找新的对治药物。 有这样的体系，当中医面对一些烈性不太大的新病种时当然就会有某种淡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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