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红楼砚台

砚台之家，传承和推广砚文化！

身自端方体自固 有言必应躬自悼

——戏说红楼砚台

砚台，又名研，刘熙《释名》有云，“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是雅士墨客不可或缺的起居器物。不管官居凤阁抑或终老林泉，吮毫搦管、调弄丝竹，不可一日无砚也。与笔、墨、纸的不耐贮藏、易于朽坏不同，砚台质地坚密，倘若保养得法，纵使百年之下，亦鲜洁如初。

一代有一代之砚，汉之平板、魏晋之三足、唐之辟雍、宋之抄手，明清之后，砚台的工具属性被削弱，审美观赏性大大增强，一方方刻工精美、用料考究的砚台产自底层匠人之手，装入砚匣、抬上马车，轧过湿漉漉的驿路，献入皇宫内苑、簪缨世族，成为点缀盛世皇冠上的一颗颗璀璨明珠。此种现象愈演愈炽，到乾隆年间，终于达到了一个巅峰。这在现实主义巨作《红楼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第一、砚与脂砚斋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说到《石头记》，“脂砚斋”这一名字是万万避不开的。脂，胭脂也，红也。砚，砚台也。斋，雅室也。脂砚斋之评语乃《红楼梦》各个评本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言论，亦是解读后四十回遗失稿件的关键。

关于脂砚斋的身份，作者说、叔父说、史湘云说、堂兄弟说、女性说，历来聚讼不已。学术界的笔墨官司争得火热，谁也不肯俯首认输，旁人看个好玩罢了。不过就私人情感来说，还是更倾向于女性说。无他，脂也，听来似有女性的柔婉、旖旎韵致流淌其间。生计艰难如曹公，若有一位蕙心兰质、吐气如兰的红颜知己相伴，纵使晚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大概也没那么困顿穷苦了。

一代红学大师周汝昌认为脂砚斋不是别人，正是红楼书中人——他毕生钟爱的史湘云。周先生的观点恕我不能认同，不过就脂砚斋女性身份这一点，倒是颇为赞成的。脂砚斋的批语时作女儿口吻，如二十六回中的批语“‘老货，他处处不放松我，可恨可恨！’”女子娇憨活泼声口、宛在眼前。

此外，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考证出脂砚斋有一方石砚，“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上刻铭文“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素卿脂研。王穉登题。”关于铭文的来历，周汝昌认为此砚乃“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脂砚斋者也，正是以这块石砚命名，也是它，默默见证了一代文豪笔耕不倦乃至潦倒终老的坎坷一生。

读罢掩卷，脂砚斋三字，念来唇齿生香，令人隐约窥见一雅室，中有秀美女子展卷细览，时而颦眉、时而怅惘，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掷笔长叹，案几一方小砚，读至深处，女子蘸墨执笔，于页缝、书眉、页角、边缝之间，倾心吐胆、尽情诉说一己衷肠，“余为作者痴心一哭”、“为大千世界一哭”。

第二、砚与贾政

据非官方统计，《红楼梦》中所涉及的角色达九百七十五人之多。该数字是否精准，笔者不得而知，不过粗粗估略来，三四百人总归是有的吧。书中登场角色虽多，作者抽丝剥茧、有条不紊，像极了一位手法精湛、剪裁精当的导演，定焦特写、侧面传神、穿插腾挪、神来一笔，为读者奉献一出视觉、知觉大宴，恰合李卓吾评《水浒》所说的“同而不同处有辨”。以丫鬟为例，同样写沉稳，平儿之老成，鸳鸯之果决，袭人之温顺，俱个不一；一样是伶俐，晴雯之聪明外露、锋芒逼人；红玉之娇俏可人、隐忍缜密，如在眼前。

明清之际，世态人情小说多如牛毛、车载斗量，《红楼梦》之所以能在满坑满谷的小说中脱颖而出，立意高远、寄托遥深之外，“圆形人物”的塑造也是它备受赞誉的关键所在。曹雪芹用细节丰富角色，使之立体化、丰满化，还上承了《左传》等史传文学的预兆笔法，并加以深化、提炼，使之形成别具一格的隐喻方式：熟练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通过谶语、判词、灯谜、梦境等形式，隐秘地、预言般地暗示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归宿。这在中国小说之林中无疑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方法。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曹雪芹一改平素“草蛇灰线”的隐晦笔法，相继在回目和正文彰目标纲，借贾政之口，以灯谜的形式道破文中主角的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明晃晃的了。前八十回中，章目中仅有两次提及“谶”字，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与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一悲一佳，明“佳”实“悲”，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如果说贾府这栋百年大厦摇摇欲坠、即将走上崩溃的穷日末途，那么，排除幻中托梦的秦可卿，贾政堪称贾府中嗅见凛冬气息的第一人。“（贾政）心内愈思愈闷”、“大有悲戚之状”、“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复去竟难成寐，不由伤悲感慨”。此回可与第五回并举，乃前八十回题眼所在，所谓大关窍、大紧要处是也。

“（贾政）然后也念一个与贾母猜，念道：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用物。

说毕，便悄悄的说与宝玉．宝玉意会，又悄悄的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说：“是砚台。”——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贾宝玉在警幻仙子的引导下历览太虚幻境，察观红楼女儿命运；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读者在贾政的引导下，一窥贾府群芳之宿命；贾政作为穿针引线人，以“灯谜”作引，为诸人命运划下触目惊心的断语。同为引导者，警幻仙子与贾政，两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之人，一个太虚幻境之主，一个荣国府名义上的掌权者，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不约而同地充当了人物命运的披露者，一实一虚、一明一暗，一阴一阳，一物质一精神，呈现出巧妙而和谐的对立统一。

之所以选择贾政作为断言人，内中大有深意。贾政乃荣国府名义上的当家人：对内，贾府这艘百年巨舶被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牢牢把持，在惊涛骇浪之中摇摇晃晃地驶向未知远方，对外，贾政这一撒手掌柜才是荣国府这一庞然大物的象征物。透过他之口揭示人物的命定悲剧，有一种反差与发人深省的涵义蕴藏其间。

抛开加诸身上的象征内涵，贾政其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角色，集中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双重身份，既有属于儒臣的恪守伦常一面，也有属于文士的自得一面，可谓融官僚与文人于一体。贾政一向不苟言笑，宝玉见了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历来虽被斥为“假正经”“真道学”“腐儒”，不谙世故人情，被王夫人、贾琏、凤姐轻易摆布糊弄；不过较之成日胡天胡地的贾赦、贾琏，贾政至少算得上是品行端方之士。早期评价大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宝玉挨打这一回目，将他彻底推上风头浪尖，被置于宝玉的反派对立面加以无情的嘲弄与抨击。近些年来，随着“唯意识形态论”淡出文学视野，对贾政的风评这才慢慢改观。

政者，正也。正如灯谜谜面所示，砚台可以说是贾政活脱脱的写照，“身自端方”暗指贾政之恪守儒家伦理纲常，对贾母，恭孝有加；对宝玉，严以责子；对今上乃至元妃，毕恭毕敬，谨遵法度；对门客幕僚，也算得上一位好主瓮。黛玉之父林如海曾当着贾雨村的面对他赞不绝口，“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之清躁，即弟亦不屑为矣。”

只是贾政忠厚归忠厚，为人处世方面未免有些拎不清，跟砚台似的，看似“坚硬”如铁，实则一碰即碎、不堪大用：王熙凤弄权水月庵一事被瞒得水泄不通，修建大观园之时，更是因他“不惯于俗务”，任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摆布。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一句愈发饶有深意了。贾政这人正如判词所说，不善言辞，除了侍奉贾母，凑趣说个笑话外，平日里总是一本正经，鲜少有高谈阔论、谈笑风生之举。正是这么一个不苟言笑之人，头一个察知掩盖在花团锦簇表层下的隐隐哀音。恰恰契合了这一回目，果真是“有言必应”、烛照幽微，细细回味之下，不觉有遍体发寒、毛骨悚然之感。

曹雪芹拿“砚台”做譬喻，可谓贴切中肯，一语中的；借贾政之口一一道破众女儿的悲剧，愈发耐人寻味。有索隐派之人进一步将“砚台”引为“玉玺”，有趣虽有趣，不过较之曹公本意，未免牵强附会了。

第三、砚与日常起居

《红楼梦》是一部世情小说，是19世纪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力作，明暗虚实两大伏脉穿插交错，共同构建了虚与实、明与暗两个彼此对立、互为牵制的世界，以实幻错织的“大观园”为中介反射面，上有以“太虚幻境”为核心的奇幻缥缈的神话之境，下有以“宁荣二府”打头的盛极而衰的浮世绘，宛如隔水对峙的双峰，影随形移、潋滟生光。其中对钟鸣鼎食之家摄影机般不厌其烦、面面俱到的铺陈实录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以往的话本小说由于作者多数出身寒微，对贵族起居生活止于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语涉贵胄之家细况，常有“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等啼笑皆非之杜撰，书中亦借贾母之口对此冷嘲暗讽，“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石头记》则不然，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接驾达四次之多，穷豪奢之能事。后虽遽逢大变，卷入皇储之争而一败涂地，不过幼年记忆依旧深入骨髓，给予他极大的影响，《红楼梦》便是在作者童年亲历的基础上加以拔擢与加工，较之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曹家，贾府乃“国公之后”、“白玉为堂金作马”，家世上显然更递一层。

荣国府即为“翰墨诗书之族”，对书香门第自是推崇备至，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在姻亲选择中也可略窥一斑：贾政之妹贾敏嫁与“袭过列侯”、“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的探花林如海；贾政长子贾珠，与国子监祭酒李守中结亲，“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与文士的精神象征，其踪影遍及贾府外院内帷，成为室内摆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与康乾年间，砚台的装饰性大大超越实用性、成为诗礼之家案头玩物的社会总体思潮不谋而合。常言道物如其人，砚台在居室中所发挥的不止是装饰功用，而是经由作者妙笔润饰，服务于人物形象之塑造，与主人的性情癖好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窥视人物的深层脾性开辟了一扇明窗。

宝玉天性倜傥，爱些玲珑剔透、小巧可爱的器皿，对读书写字避如蛇蝎，砚台在他居住的“怡红快绿”中随之边缘化了，处于一个淡化的、次要的从属地位。“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宝的。一槅一槅，或有贮书处，或有设鼎处，或安置笔砚处，或供花设瓶，安放盆景处．其槅各式各样，或天圆地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璧．真是花团锦簇，剔透玲珑．”

黛玉之手不释卷、醉心翰词也体现在潇湘馆的一草一木、一案一几中。在此，纸砚书籍被单独拎出来聚焦了，刘姥姥脱口而出的“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一句，使得黛玉雅好翰墨的形象跃然纸上。“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刘姥姥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象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到探春那儿，砚台的存在感愈发强烈了。作者特意点出“数十方宝砚”，看似闲闲一笔，主人寄情书法之特性霎时凸显出来，“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除了装饰、点缀厅室，突显主人卓尔不群的雅趣与秉性，砚台还被广泛挪为赏赐、馈赠之用。这其中既有上对下，如元春归省大观园之后赏赐贾府诸人，“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也有来自平辈姐妹之间的互赠酬谢，“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顽意儿的”；还有外游归家采购的风仪土物，比如薛蟠买来孝敬薛姨妈与宝钗，“（薛蟠）亲自来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等等等等。

如果说砚台一向以缄默坚方的形象示人，那么偶尔，它也会活跃起来，化静为动，一改平日死气沉沉的老面目、谐趣横生。在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宝玉、秦钟与金荣、贾瑞拌嘴，随身小厮大闹私塾，助拳的助拳，“谁知贾菌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砚来打茗烟，偏没打着茗烟，便落在他桌上，正打在面前，将一个磁砚水壶打了个粉碎，溅了一书黑水。贾菌如何依得，便骂：‘好囚攮的们，这不都动了手了么！’骂着，也便抓起砚砖来要打回去。”；抽冷使绊子的使绊子，“（贾瑞）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尚未去时，从脑后飕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并不知系何人打来的，幸未打着，却又打在旁人的座上，这座上乃是贾兰贾菌。”误伤的误伤，“只听哗啷啷一声，砸在桌上，书本纸片等至于笔砚之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闹得鸡飞狗跳、翻天覆地。

在这群半大孩童的手上，砚台个头小，斤两重，掂着又趁手，顿时摇身一变，成了顽童追逐打闹的绝佳袭击工具，在曹公的如椽大笔之下摇曳生姿、绘声绘色，读来不由莞尔。

一方砚台，它所承载的又岂是区区的添水研磨，文人千载之下的衷肠款曲、世家百年的盛衰离合，无不透过这一方小小砚台，被岁月消磨去原有面目，黯淡了、模糊了、湮灭了，到头来，天地之间只余这块小砚，觑眼冷看这痴男怨女、十丈软红，冷月无声。

（来源：聚砚斋　文 张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