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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给中日两国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让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自此走上了风格迥异的道路。甲午战争击碎了传统的东北亚朝贡与宗藩关系，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走向了救亡图存的道路。而日本的情况则比中国要复杂得多。作为战胜国，日本社会的思考也更多，造成的冲击无疑更大，且影响不仅仅流于表面的国家力量变动，更是冲击到了日本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对此后的日本国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小编就谈谈当时日本的文化人面对甲午之后社会环境骤变的情况，分析分析这一冲击对日本甲午战后国家发展的影响。 日本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哪儿来的？ 日本的知识分子也被称作为“知识人”。德川幕府后期，原本垄断知识与文化的武士阶层土崩瓦解，有的武士转化为塾师，有的成为了出谋划策的“藩士”，而这两部分人成为了日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由于有了这一层武士背景，那么这些文化人虽然拿的是笔，但是心里想的却是刀，“尚武”的痕迹相当明显。也由于这层特殊关系，日本的知识分子有着与生俱来的一种优越感。甲午战争前日本的知识分子谋生主要依靠做官和讲学，做官需要为统治阶级发声，而讲学也需要在体制之外为国家效力，这也让日本的思想知识界很容易为强力所干涉，成为日本对内对外政策的宣传工具。 （甲午战争一边倒的战果，让当时的日本知识界扬眉吐气了一番） 甲午战后中国在日本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日本在甲午战场上的取得的巨大胜利给日本上下各阶层带来了巨大的鼓舞，日本的国民意识和国民心理在这一战争中得到了塑造。由于日本在明清几百年时间里都没有纳入到传统的东亚宗藩体制的框架之内，因而对中国的感情与看法没有像越南、朝鲜那样强烈。但是日本的文化有很多方面都是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甲午战争彻底的改变了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东海对岸的大陆也在战后的日本人眼中的“文明之国”变为“野蛮之国”。 当时日本的著名文学家正冈子规在甲午战时担任前线的战地记者，他在前线对中国的战争报道中充满了鄙夷之情。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在他晚年面对甲午战争时兴奋异常，甚至“感激涕零”，而他作为脱亚入欧的鼓吹者，站的高度要比其他日本知识分子要远一些。他认为日本的胜利是理所应当，中日两国在战后有了迥异的价值观，有了不同的发展前景。甚至将甲午战争称为一场“宗教战争”。中国对于这场迫使华人“文明开化”的战争，应该无条件的“感激涕零”。 （福泽谕吉竟认为中国应当向侵略者表达“感谢”） 此外，当时日本的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尾崎红叶，甚至是史学家内藤湖南， 都在甲午战后一致认为日本将取代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有了“日本文化优越论”和“日本亚洲中心论”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有些激进，但也确实能反映甲午战后直到二战结束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的总特征。 反对“民权主义”，宣扬“国家主义”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更是让这一运动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府成功地将矛盾由国内转移至国外，加之此前领导自由民权运动的势力也大多是支持天皇的尊王派，因而自由民权运动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逐渐销声匿迹。这诚然是由于《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公民在国会中有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更是因为俄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觊觎让日本知识界上下乃至全国各阶层都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情绪。 这种国家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德富苏峰。甲午前后他任《国民之友》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和《国民新闻》的社长兼主笔，也就是后来的“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他在面对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时，提出了“总力战”的观点。认为在面对新对手俄国时，不能再采用与中国作战的方法，而是要将全国的一切力量用以支援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种“总力战”思想建立在对外侵略的立场之上，自然是非正义的。 国家主义和国权主义在新闻媒体的大肆传播之下冲击了日本传统的忠君皇民的价值观，一种国民意识在甲午战后蔓延开来，并将平民主义和尊皇思想统一了起来。在夏目漱石，尾崎红叶这些文学家潜移默化不经意间的推广，更加深入人心，也让日本在近现代的亚洲成为了最具有国民凝聚力的国家之一，也为日本在此后合力向外的政策提供了舆论导向。 从“争做欧洲人”到“打跑欧洲人” 甲午前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与“野蛮”行为让日本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脱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依旧来自于上文提到的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知识界领头人，其观点与明治维新初期的全盘西化的思潮异曲同工，只是程度更深而已。 然而在甲午战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日本利用战争赔款进一步的扩军备战，原来尚可一战的清军早已不值一提，中国广阔的领土与资源也为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所垂涎，因而日本很快的将战略重点重新回到了东亚地区，这样从国际关系上看可以避免与欧美列强直接冲突，从日本自身的角度来看远交近攻也能避免陷入多线作战的窘境。 从知识界的角度来讲，这一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将目光移回到亚洲”的思想。只不过东亚地区不再是自己的老师，而是自己的殖民地和市场。德富苏峰更是直接将中国和日本划分为两个人种，还强行论证中国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为之后插手中国事务创造条件。蔑视向“无视”的转变，让一块令日本嫌恶的土地很快就变成了日本的侵略目标与方向。这种舆论上的宣传，也影响到了此后的“大陆政策”的出现。 争先恐后赴华旅行，为侵略扩张创造舆论 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不仅获得了中国内陆的通商口岸，更是获得了在华设立工厂的权力，于是大量日本人进入了中国境内。由于同中国人相貌相似，来华日本人从事间谍侦查活动者有之，开矿开厂牟取暴利者亦有之，更有一批知识分子在这之后大规模游历中国。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鲜并掌控了南满铁路，因而一大批日本知识界人士将自己的考察地点放在了中国东北。 夏目漱石在1909年游历了朝鲜和南满铁路，在游览之后写下了《韩满漫游》，对于日本新取得的“开化”成果给予高度赞赏，这时的日本社会的心目中，无形中出现了一个亚洲格局的金字塔，只不过金字塔的顶端不再是奉行儒学的中华文明，而是日本化的现代工业文明。而为了推广这种“文明”，垦殖满洲，开发荒野就成为了当时日本国民的一大目标。这也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能有百万计的日本国民抛家弃土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垦殖“开拓”的动力之一。 反对和平主义，推崇“军国主义” 甲午战后，原本对国内事务非常热衷的日本知识界将眼光纷纷移到了中国，通过对当时中国为何一败涂地的分析，来总结和反思，认真的吸取教训。当时对于中国的论调五花八门，例如福泽谕吉提出的“官民调和论”“东洋制霸论”、“军备扩张论”、内藤湖南的“天职论”、“日本文化优越论”、乃至当时的国家主义论、 国权主义论等，无一不在贬损中国、抬高日本，在给近代日本国民极大自信的同时，也让日本学界逐渐失去了国家正常发展的理智。 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依旧有一部分学者反对侵略战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内村鉴三，不仅反对日本对华残酷的侵略战争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更是有一种“亚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稳定对于整个亚细亚的秩序至关重要，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接替中国成为亚洲新的领导者，因而中国一旦崩溃，将导致整个亚细亚地区大混乱。 然而内村鉴三这一小批知识分子并未能扭转知识分子思想的大局，整个日本对于战后中国的评价总体上可以用“文弱”二字来评价。中国掌握国家权力的士大夫阶层，过于文弱怯战，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基于这个论点，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战后继续鼓吹大力发展军备，大力宣扬“武士道”，以至于宣扬侵略殖民的言论变成了一种“国论”，可见日本不仅是被天皇和统治阶层的野心绑上了侵略的战车，更是被知识界的舆论之鞭抽打着快速前进。 （清朝文弱的书生风气，让当时尚武的日本知识界嗤之以鼻） 错误的总结，带来错误的影响 中国在甲午年的战败与崩溃让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强的优越感，也进而产生了些许危机感，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原本是战争国的日本却莫名其妙的开始了“复仇”扩军计划。甲午之后，日本再也没有将中国当做有威胁的假想敌，更无需在日本的西海岸进行国防建设，这无疑给了日本以巨大的战略空间，大大助长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也进一步导致了日本最终走向对内军部法西斯专制，对外殖民侵略扩张的不归路上。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自甲午战争始，各项制度政策跨过了一条分水岭，由一个奋起直追的新兴小岛国，逐渐变成一个世界级霸权的输出中心。自拥有了一个超出国力水平的军队之后，对外扩张的道路就已经不可阻挡了。因而日本由一个霸权输出地变成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甲午战后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刘岳兵：《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外国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 2. 李炜：《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天职论”》，《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 3. 田雪梅：《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国民的形成——近代媒体的发展与作用》，《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4. 李长莉：《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看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 5. 李永晶：《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6. 蔡锐：《试论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日本研究》，1991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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