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称呼玉米，总爱加个“老”字，曰老玉米。街上卖煮玉米的人却不这么说。大概有个划分，城圈内的人呼之为老玉米，城圈外艺种的人们乐意称之为棒子。城里人对玉米面熟悉，可也没发明出个新词易俗，万法归一地从了城外，谁靠得近谁有发言权。于是“棒子面”一词大行其道矣。棒子登基坐殿，与棒子关联的一切便皆从此出发，禾杆称之为棒子秸，棒秸中杆儿甜若甘蔗可啖嚼者称之为甜棒，熟品称之为棒子面饽饽或窝头。有关棒子面我听到最有趣的一个解释，是说子之所以叫棒子面，那是因为磨面的时候连同棒子核儿一同都磨进面里的缘故。京人嘴里的棒子核儿，就是脱完粒剩下的那个植物学学名为穗轴髓类木的东西。这东西是烧炕、笼火佳品，连颗粒碾碎了同吃，即使食物匮乏大概那么干的人也不多。“核儿”在北京人脑子的概念是一种包裹在果肉之内不大而近圆的东西，为何把比较长的穗轴髓也称之为“核儿”呢，皆因旧时玉米的果棒不似今日的果棒，大约也就半尺不到比一个烟盒略长的模样。您想想，剥皮掰下颗粒之后的棒子，被京人称之为“核儿”真不冤枉她呢！
连带着说说窝头，既然窝头是玉米的儿子与老玉米有着扯不断的血缘关系。窝头这东西好早就有，成书于万历十年至万历三十年之间的《金瓶梅词话》中提到了西门大官人所吃的食物中有玉米面蒸饼。那么大的财主为何与民同乐还吃糙粮呢？皆因玉米在当时的山东还没广泛种植，属稀缺价昂之物耳。窝头是旧京普通百姓的救命食儿，须臾不能离了。所以穷哥们管工作称之为“挣棒子面（钱）”。棒子面的流行吃法大约有两种，一为蒸食，没馅儿的代表曲目为窝头，有馅儿的称为团子；一为烙食，巴掌厚大的代表作是贴饼子，锅盖薄加葱盐及其它菜蔬的为烀饼。间杂煮食，把棒子面用开水和了，连同菜一道煮熟，约略似白面的疙瘩汤，北京话中称之为“盆儿里碰”；还有熬食——棒子面粥。
我一哥们儿，从来不吃棒子面，说小时候吃伤了。其实这也没啥奇怪的，社会进步了，允许有不同思想存在，譬如有人不吃胡萝卜，譬如有人不吃香菜，譬如我不吃窗框。不吃的先决条件是有的选择，我不相信不吃的说法，当饿毙在街头上与窝头狭路相逢的时候，窝头胜的概率大约大些。啃窝头有什么不好，粗粝难以下咽，想想草根树皮观音土，不难了吧？况且还有精神胜利法等着您——西门大官人都吃得，咱就一定吃不得？并且，咱所吃的窝头跟大官人的比起来属改进型很合科学发展的路子——他是饼，有个蒸熟蒸不熟问题恒久存在呢。
窝头有个昵称叫做窝窝头，别看添了个字，“文化”的感觉立码儿来了，旧京人言说那些不大中空的小坑儿曰：窝窝。（小孩扣土玩儿的胶泥模子叫窝窝碗儿，棉鞋称之为毛窝之类。）窝头还有个外号，叫黄金塔，那是掌托该物伸臂远观其造型美生发之故耳。窝头为何要做成内空塔状呢，体现劳动人民智慧的机遇来了——如此易熟省火顺带节约笼屉里的面积。窝窝冲下，屉内的热气易于在“窝”内加热上部的实心部分，小环境内，均匀受汽，“脑袋”再大也不怕她不熟。
棒子面很纯粹，就是玉米颗粒经碾轧形成的面粉，杂合面儿就不是，一般里面要兑入其它杂粮之粉，最典型的是豆面。混合面儿我没见过，据说是闹日本时候才出现的，阵容很复杂，玉米唱主角，围一堆小花脸——麸皮，高粱，稻糠，皆齑磨成粉，难以下咽都不是问题症结，关键是总堵下场门——亡国大戏虽热闹，不是啥好事儿，从吃食上就能瞅出来。
除了变着花样不带一个脏字骂街属北京人的特长之外，我还特佩服北京人的另一项科技成果——玉米面饺子。玉米面饺子甭说吃，听、见过在世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了。很幸运，在下小时候亲眼得见家里比较馋的大人们包过。光是玉米面不成，要与榆皮面配伍。所谓榆皮面，就是榆树贴近树干那层白色的皮晒干碾碎之后的粉状物。在包玉米面饺子中，榆皮面的作用相当于刷墙涂料中所兑的乳胶——绿色环保黏合剂。老北京妇女还有把榆树皮泡水篦头当发胶用的，物尽其值，榆皮胶质的黏性滋养了贫穷爱美贪吃的北京人！
在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情节，就是每逢夏日多雨的日子，我总会忆起煮玉米的香气贴着地面往鼻孔里钻的日子，让我想起奶奶，想起不富裕可绝对能称得起快乐的童年。说起来兴许您不信，咱们现在随意就能吃到嘴里的棒子，我小时候不是想吃就吃，买是不可能的，家里自留地中所种，大多都要等其长老磨面。能吃上嫩玉米的孩子绝对可称之为娇生惯养。大伙儿都有定量，京郊农民每月是八斤白面二斤米，居民的就复杂点，刚落生的孩子是六斤半，成人属首钢炉前工最多，每月六十斤，其它行业惨了，三十斤上下晃荡，不吃棒子面，你让那些人怎么活过来？
我要感谢我奶奶，因她老人家总会第一个儿让我吃上嫩玉米——在一群小伙伴中，并且一直能吃到玉米老得再也煮不了。等那些棒子足够老，煮完也嚼不动的时候，奶奶也有办法，掰下粒子放盐水在铁锅里炒，足够咸美。
没种过玉米的人实在难以体会玉米秧青着去掰玉米那种复杂心情。是一种不舍，一种疼。
旧时京郊人种玉米很少有现今那么大面积，大多都是垄上点种。刨坑撒三五粒种子，等小苗出离地面三五寸高时候，留一株健壮的其它全部拔除，这大约相当于植物学意义上的清君侧。然后培土，风后防倒伏，锄草，等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天热起来，要钻到玉米地里打叶——把根部老叶劈去以加强通风，打叶子的人会被玉米叶子划，胳膊腿上留一些浅表伤，汗水一杀，微疼。夏夜，奶奶总是端一盆水帮光着脊梁双手撑住盆沿俯趴的我擦洗后背。
看着棕红鲜嫩的须子从绿皮包裹紧凑的小棒子头上吐出，闻着玉米头顶雄花特有的花粉气味，每年一次我的玉米盛宴就要来了。
我还能记起玉米稍老的时候，我跟妹妹吃玉米时比赛谁掰下纵行所粘连的粒数多，我还能记起不富裕的我跟妻子一同瞧电影数着镚子给她买下一包爆米花时候她的那种幸福和陶醉，我还能记起一个东北女孩跟我说起玉米称之为“一穗”时候我的那种新奇，我还能记起我逼着我小儿子吃下第一匙松仁玉米他那种欲哭无泪的扭捏以及以后点菜欲罢不能的那种执著…… ……
我记得齐如山先生的书里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解放初期，北京周边并没有大面积种植玉米，我还记得起玉米产地虽在美洲，传到欧洲时候，是作为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的。
写了一些跟老玉米有关的事儿，感觉并没有说透，不得不二来来再说，窝心里团着不畅快，说破了无毒。
谁都知道老玉米原产美洲，具体在哪儿科学家也曾打过架，主流一方甚至搬出了坟里的花粉化石说理，取得阶段性胜利。失败一方不甘心卷土重来，双方又一轮混战，这事儿从地域（是中美洲的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还是南美的秘鲁、智利海岸）和时间上（是7000年还是5600年）对咱都没啥大意义，记住一条就够：玉米的祖先是一种禾本科植物——大刍草，其它的，忽略吧。
国外打成热窑，国内学者站脚儿看着总也不大好意思，有样学样，也打，题材是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有三种说法，从西域进来，从东南沿海进来，从西南滇贵进来。
大家都知道，不属我国原产的植物进入中国境内主要有两条渠道，第一是从西北进入，张骞立了功，从这儿入关所盖的官印名称上都要加个“胡”字，胡萝卜、胡桃、胡荽……另一条从东南沿海入境，前头都要冠以“番”字，譬如番薯、番茄、番石榴、西番莲……
从语言习惯上说，无论进入中国大陆啥物件，只要途径清晰且单一，都比较好命名，加“胡”或“番”字后缀一个本土大伙儿都熟悉的象形物就成，后面的一系列名称衍变痕迹都很清晰，即使现在名称繁复，也不会乱，各地人都能清楚明了语言指代之物。
拿北京人嘴里常见的香菜说说。
香菜这东西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落地生根之后，称为胡荽（sui），古意里，荽，与“荾”这个字同音同意，泛指植物的花蕊，后来引申为香气。这东西不开花儿也具有强烈的气味儿，前面加个“胡”一衬，既说明了该物来源，又增添了味道的感性认知，现在瞧，大约不太招时人待见。新事物总有一个逐渐适应，物件和人都要调整。实际上天地之间最容易改变信仰的就是人，换句话，人的信仰最不牢稳，猫几千年如一日的逮老鼠不吃水果，没见人这么执着过。胡荽这个名称确立了，与人们日渐亲近，到五胡十六国时候不成了，后赵石勒有意见。石勒是羯人，那时候民族划分远不如现在详细，羯这个民族被中原汉族归入胡人一族。甭管地域大不大，多少挂着皇帝的牌子，当皇帝要有皇帝的来派，你得避讳——这是古代一种制度，就是行文中遇到有关皇帝名字的词时候，书写者要找其他词代替以示尊重。首先倒霉的是罗勒（就是咱老北京儿歌中的矮康尖），改名香草，行政性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在同意当中加深理解去！再次轮到胡荽了。石勒不喜欢自己的出身，被大伙儿称之“胡”总有野蛮不开化暗含的讥讽，文明文明吧，带“胡”字的统统地都给我改喽，于是胡荽改名为香荽。黄瓜为何姓黄而不姓其它颜色的姓呢，这也要拜石勒所赐，您知道，黄瓜也是外种，改名之前叫胡瓜。您以为只有网络出现以后才有敏感词那就错了。
历代王朝在动植物名称的改变上都刻有划痕，比如唐朝和山药（薯蓣），比如吕后和野鸡（雉）。这问题要想说清楚非单独写一篇万把字的论文不成，出学校门恁多年，没老师管我的日子是幸福的日子，我不乐意给自己找不自在在我的有生之年！
后赵统治历七主三十二年而亡，以现而今河北邢台为政治中心，别看时间不长，给中国贡献了两个比较著名的词汇，一个词是香荽，另一个数政治领域的词“国人”。
香荽的名称确立了，有人问了，那为何香菜还被人们称之为芫荽并流行久远呢？这怨那些附庸风雅的知识分子。熟读诗书被朝廷供养不能一点事儿不干，要不体现不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芫荽这个词是知识分子的发明，《说文解字》中，芫，鱼毒也。从这个词上可以看出香菜这个东西当时还不太被自诩玉洁冰清的知识分子们认可，信嘴胡诌，造谣香菜有毒。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还算本分，比照叫嚷上房的人百分之九十有精神病，比照撺弄执政者开发税源收呼吸税，给香菜起个不太符合实际的名字那些读书人简直可以为圣，对不对？
胡荽这就有仨名字了：香荽、芫荽。为何北京人称之为香菜呢，这是北京独特的用语习惯所造成的。因香荽中的这个“荽”字比较生涩，且畿辅地区所食的菜蔬里挑不出比这种植物还有异香的菜品，通俗的称呼香 菜 谁都知道所指，这跟京人称呼菘为白 菜一样，菜 这个字成了一种口语后缀现象。沿袭到现在，山西人还习惯称香菜为芫荽，为何没改成香荽呢，因为山西距离后赵的统治中心较远，名称没来得及固定呢还，后赵黄摊子了。芫荽这个比较文学的名称现在还可以看得见影子，回民馆儿里有芫爆散丹一道菜肴——就是香菜与羊散丹（羊胃的一部分之称）切丝爆炒，有的馆子写作盐爆散丹，盐爆是中式烹饪的一种做法不假，但，用在这里不妥，根本没它啥事儿，但凡是坐馆子看菜单上如此写这道菜名，建议您换一家，厨子不是跟师娘学的手艺就属自学成才型的。
上面我说了命名进口植物的约定俗成，到了玉米这儿不大好使。因从文献上看，玉米的名称太复杂了，有人查过中国十六世纪（1501至1600年）的能搜罗到的古籍和方志，归纳起来有一百三四十种。由于玉米传入中国之前人们的传统理念里只有五谷（稻麦粟稷豆），甫一进入，有点不知所措，命名太庞杂了，最开始还照规矩来，把她归为麦属，嘉靖三十年（1551）河南《襄城县志》中称之为玉麦，嘉靖三十九年，甘肃《平凉府志》辄称之为番麦、西天麦。矛盾出来了，叫番麦的话，合乎从沿海方向来的意思，叫西天麦呢，指天竺就是今天所言之印度次大陆方向。
成书于1573年田艺蘅所著的《留青日札》中所说：“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献给皇上之意），故名御麦。”
李时珍在稍后万历六年（1578）把玉米录入了他的《本草纲目》：“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蜀黍，就是高粱；薏苡就是咱们北京早年间爱点在墙角路边的草珠子。】他还说：“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梭鱼型，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族（通簇），子亦大如芡子（鸡头米），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这就是爆玉米花）如炒拆糯谷之状。”
关于植物，我建议您有一本枕边书《本草纲目》，厚是厚了点，读起来过瘾。地理呢，《徐霞客游记》，没事儿翻翻，趣味性文学性知识性俱佳。
关于玉米和《本草纲目》的故事还没完，初版《本草》（1590年）玉米一条所配的插图是错误的，把棒子和雄花序画反了，让头顶籽实的高粱给引上了邪道儿，再版《本草》1653年做了一次纠正，还没脱离开高粱的误区，棒子依然脑袋上顶着，雄花序则画在棒子顶。一错错了200年，直到1740年的版本中才算画对。
玉麦和最初的御麦没有天然的联系。言玉者，是说“颗粒，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光绪《名山县志》）；言麦者，是说：“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城口厅志》）。
河北地区最早种植玉米在明朝天启年间，这在《高阳县志》中有记载，但种植面积不大。到清朝光绪年间，直隶周边才陆续种植，最开始种在园圃也就是菜园子里，慢慢多起来。十九世纪下半叶，面儿铺开了，遵化、宁晋、束鹿、青县、迁安、卢龙、景县、静海、三河、香河等县都有种的，玉米有逐渐进入人们主食序列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其它五谷来说她的产量比较大且对水肥要求不太高，适应性强，易于田间管理的缘故。
齐如山先生去台后写过一本书《华北的农村》，书中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玉米还没有进入大田种植阶段。老先生的家在京南高阳，给梅兰芳做专职编剧之前开过好多年粮店，对粮食行，齐先生一定不会乱说，因此，我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疑。
那么，玉米何时才在华北平原以及畿辅地区广泛种植呢？两个波次，第一是日本人在华北地区的推广，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曾经制定了一个《开发华北农业之计划》，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杂粮增产”子项目，拟在10年内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00万亩，增加总产160万吨。有目标当然要实施，从推广优良种子啊，发展井灌技术啊之类入手，并强令铁路及公路沿线两侧严禁种高粱。所以我们看我D自己夸自己抗日的作品里，青纱帐所言指的是高粱地，与玉米无关。后来京人说进城的那些人“顶一脑袋高粱花子”也是事实，并非骂人。另一个是49年以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玉米由于产量高且可青食能解决夏末秋收之间的青黄不接，被反复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宣讲。
至于后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安国楼底乡亩产玉米16000斤的事儿，当个笑话听吧。
钱学森先生发表于1958年那篇著名文字《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举例提到的作物是小麦，为此玉米闷闷不乐直到现在，所以钱先生真的尚缺一个伟大的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