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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晚明，是参照约定俗成的概念，指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这70年间既是明词发展的集成时期，又是清词复兴的逻辑起点。因为清人谈词，总不免高自位置，既顾盼自雄，又鄙薄明词以为不足道，所以本文意在发覆表微，证明一代清词的复兴，其实正是以晚明词坛为逻辑起点的。我们承认明清易代对士子词人的刺激是造成清词复兴的重要前提，然而若没有明词尤其是这晚明七十年间的铺垫与过度，清词的复兴就将失去逻辑前提与复兴之基础。晚明词坛对于清词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晚明词学的普及为清词复兴打下了广泛的创作基础 明代词人的分布情况，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观照。从空间分布来看，明代词人主要集中在东南江、浙、沪一带，余意博士所谓“词萃吴中”者是也。从时间概念来说，明代词经历了永乐至成化（1403--1487）近百年的荒芜寂寥局面，自弘治、嘉靖时期开始复苏，词选与词谱的大量编订印行，名公巨卿的往来唱和，使词从少数人的专长逐渐演化为普通文人的爱好。经过近百年的涵养发展，至万历年间形成了普及的态势。李康化博士所谓“词学中兴，始于嘉靖”，观大略小，应该说也基本是符合实际的。 清初词坛的主要词家，理所当然的都是明朝的过来人。这其中不包括王士禛、朱彝尊这些仅仅生于明代入清时犹为少年者，而是指那些甲乙之际已经成年，在明代已完成基本功训练甚且已经成熟或成名者。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清初词坛，尤其是顺治及康熙初年词坛的辉煌，实际是由这些楚才晋用的明代词坛的过来人所创造的。 二、明人所编词谱词选为词学普及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词学的最大贡献，应是词谱的编纂。清人所编词谱，如万树《词律》与《康熙词谱》，在规模与水平上，与明代词谱相比，当然是后出转精，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数典追宗，也是在明代词谱编纂的基础上踵武前行的。万树《词律·自叙》说到明代诸谱，每有鄙夷不屑之意，然而这二百余年间词谱编纂的探索与积累，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没有明人所提供的成败得失的借鉴，清代词谱就不可能达到如此完善的境界。 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词谱的编纂与大量印行，对于清词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明代词谱作为词学入门的普及读物，在激发词学兴趣、培育词学爱好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明代后期的词学复兴在技术层面提供了条件保证。明人编撰的词谱虽然在技术细节等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但在传播词学常识、培养写作基础方面已经足够了。在这方面，我们不赞成词谱盛而词衰之类的说法。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仅抹煞了词谱编纂者的劳作与意义，也不符合词史的客观情况。事实是词乐失传而词谱作，若词谱不作词亦难得复兴。没有词谱，喜好词的人就不得其门而入；有了词谱，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照葫芦画瓢。有了广大词学爱好者作群众基础，词的复兴才有了土壤与气候条件，才可能涌现出名家乃至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晚明清初的词学复兴，与词谱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三、东南一带区域性词人群体为清初词派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以《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及其后发表的明词增补论文中所收录的明代词人为统计研究对象，可以大致看出明代词人的占籍情况。经统计，明代有籍贯可考的词人为1777人，分布在明代的两京十三省。其中仅南直隶就有词人805人，约占明代词人总数的41%；其次是浙江，有词人492人，占词人总数的25%。进一步作细化考察，在明代词人密集分布的东南沿海地区，词人数量最多的府或州，排在前十位的词人总数为1105人，约占词人总数的56%，均隶属于南直隶和浙江。其中苏州一府的词人数量遥遥领先，围绕其周围的嘉兴、杭州、松江、常州四府如众星拱月般构成了一个璀璨耀眼的词学星系。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区域性词人群体的蔚然兴起，对清代尤其是清初词坛的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从明清之际开始，浙西词派、柳洲词派、阳羡词派、吴中词派、常州词派的次第兴起，与晚明区域性词人群体的铺垫影响是分不开的。 著名词学家吴熊和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事“明清之际词派”的系列研究，已完成的论文如《〈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梅里词辑〉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均已收入《吴熊和词学论集》。吴先生的研究虽然没有覆盖明清之际的众多词派，但这3篇论文实具有方法论意义。吴熊和先生认为：明清易代与以往的朝代更迭多有不同，“不仅没有打断原来文学发展的链条，推迟其进程，反而使它在这场沧桑巨变中触发或激活了新的生机。……因此在文学上，尤其在词史上，有必要把天启、崇祯到康熙初年的五十年间，作为虽然分属两朝，但前后相继、传承有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研究。”具体到明清之际词派的形成与发展，吴熊和先生说：“清初的一些词派，其源概出于明末。”这些词派“兼跨明清，一波两浪，前呼后应”，构成了明清易代前后词史发展的独特景观。 四、晚明的论词祈向对清初词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 明代词学经过一百余年的探索，至晚明时期才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带有时代特色的词学观。他们刻意强调词别是一家的文体个性，反对儒冠而胡服，反对把词纳入明道、宗经、征圣的诗教文统；他们强调的是以词为词，即以晚唐北宋为宗风，以抒写男女之情为擅场，以绮艳缠绵为风调。晚明词人中如吴鼎芳、董斯张、顾同应、施绍莘、单恂等，都是这种词学旨趣的实践者。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停留在心向往之而未能至的境界，已足成为“明体词”的样本。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等云间数子本来也是循此路头前行的，只不过是因为甲申、乙酉之际的时代巨变，乃把家国之感打并入艳情，遂使得香艳娇媚的“明体词”一变而具有闳约深美之致了。 王世贞论词，完全摆脱了明道、宗经、征圣以及美刺、讽喻的诗教文统。既承认词为诗馀，为小道末技，但也因此而摆脱了诗教、文统的束缚。词就是以描写女性、描述男女之情为擅场，以宛转绵丽、浅至儇俏为宗风，以语艳字工为追求，以令人魂绝色飞、轻松愉悦为功能。这就是词的特色，词的专长，也是词体赖以存在的理由。假如以为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必欲其重回诗教文统的轨辙，那么词之优长将与其不足一并消解，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后来清代词学家正襟危坐论词，讲意内言外，讲寄托，讲沉郁顿挫，讲重拙大，试图以种种药石来救治词之便娟轻巧的“缺点”，其实都是在以诗律词，最终导致了词之文体个性的全面消解。 晚明词学的影响，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止，而是一直持续到清初的康熙前期。足以见出晚明词学影响的是邹祗谟、王士禛合编，顺治末年成书的《倚声初集》，而标志着明、清词学递变的是朱彝尊、汪森合编，康熙十七年成书的《词综》。康熙十七年（1678）《词综》的刊行，标志着对明代词学的彻底清算与清代词学的发凡起例。朱彝尊主醇雅、重寄托、宗南宋的词学观，在该书自序及凡例中都有明确的表述。另外朱彝尊还在《百名家词钞·艺香词》评语中写道：“诗降而词，取则未远。一自词以香艳为主，宁为大雅之说兴，而诗人忠爱之意微矣。”与此相应，陈维崧《词选序》亦云：“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夫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釁弄俚词，闺幨冶习。”朱彝尊、陈维崧虽然未点名，但朱彝尊所谓“一自词以香艳为主，宁为大雅之说兴”，陈维崧所谓“矜香弱为当家”，以清及“闺幨冶习”云云，均可见其矛头所向，正是《艺苑巵言》的作者王世贞。风起于青蘋之未，明清之际的词坛风会就要开始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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