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维祺的一生，一直在从政与治学之间交替度过。在获得良好官声之外，他也成为一位久负盛名的理学名家。吕维祺非常推崇《孝经》，其人生历程与《孝经》的精义一致。同时，吕氏家族数代人潜心研究理学，终成崇理世家。 1 一代大儒，推崇《孝经》 吕维祺在从政之余，不忘治学。尤其是在两次赋闲居家共13年的时间里，他潜心修学、兴办讲会；同时心系故土，关注民众疾苦，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最后在保卫洛阳城时以身殉节，为其一生画上了悲壮的句号。 吕维祺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无论是担任地方小吏，还是位居朝廷要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怀着报国之志，力求造福一方，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忠肝义胆，可谓典型的好官。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以吕维祺的性格，他即使不死于李自成之手，在清军入关后也会选择与清朝对抗。 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吕维祺多年来潜心研习理学尤其是《孝经》有很大关系。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被列为古代经典“十三经”之一。全书以孝为中心，围绕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忠、孝、悌等观念，较全面地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这本书把尽孝与尽忠结合起来，更博得了历代君王的青睐，不少帝王亲自为其作注解。我们所熟知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是《孝经》的内容。 自宋代程颢、程颐在洛阳创立“洛学”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就成为“理学名区”，崇理风尚浓厚。理学发展到后来虽然门派林立，但“洛学”一直被奉为“理学之宗”。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大兴，文人学者云集洛阳，这里成为王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的重镇，王阳明心学的北传也为北方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王阳明心学入洛始于河洛名儒尤时熙。尤时熙生于公元1503年，字季美，洛阳人，号西川居士，后人尊称他为西川先生。他辞官回乡后，在洛阳讲学30余年，师承王阳明心学，兼容传统理学，提出了知行合一观点。其门人弟子众多，授业门人李士元、谢江、孟化鲤等后来皆成理学名儒。 在尤时熙的门生中，“孟化鲤最著”。孟化鲤是新安名儒，吕维祺就是他的高足。 吕维祺一生所学，以《孝经》为宗。他曾说“一生精神，结聚在《孝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 吕维祺的父亲吕孔学也是洛阳名儒，有“仁孝公”的美称。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吕维祺对孝的理解更为深刻。他在为《孝经》作注的《孝经本义》中，称“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蕴结，全在于此”。 吕维祺一生著述很多，除《孝经本义》外，还有《孝经大全》《孝经翼》《节孝义忠集》等。 2 理学世家，久负盛名 吕维祺对尤时熙、孟化鲤两位理学前辈的学问和人品颇为推崇，在其所著的《理学二先生谥议》中，他称“尤先生温其如玉，孟先生浏浏如松”。 有学者认为，吕维祺继承尤、孟两位前辈的学说精华，将王阳明心学和河洛地区传统的程朱理学相结合，最终成为河洛理学名家。后人将他与尤时熙、孟化鲤并称为“洛西三先生”。 在两次乡居的13年时间里，吕维祺精心研习《孝经》，并学以致用，对《孝经》颇为推崇。在他看来，《孝经》是“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学术荒而天下无德教矣”。因此，他认为《孝经》比其他经书更重要。 吕维祺在《孝经本义·序》中说：“人之行有百，而孝为原，大哉乎。天不得无以为经；地不得无以为义；人不得无以为行；帝王不得无以治天下国家。” 吕维祺还从孝与道的关系来论述《孝经》，把敬孝提升到护道的层面。他认为：“孝之道，本天地之性……孔子发明之，以统六经之要，垂万世之法。为人君父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知《孝经》。为人君父而不知《孝经》，则必无以立德教之极；为人臣子不知《孝经》，则必无以尽忠孝之伦。” 吕维祺说到做到，达到了知行合一。他的一生经历与《孝经》所宣扬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基本符合的。 在家里，吕维祺对父亲极为孝顺，父病时，他“口尝汤药，衣不解带”，日夜侍奉在侧。出仕后，吕维祺在孝顺父亲的同时，忠君护国，最终以身殉节，很好地践行了《孝经》的精义。 受吕维祺的影响，新安吕氏家族成员也推崇理学，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弘扬理学。吕维祺的弟弟吕维祮，跟随哥哥讲授理学，被时人称为“二吕”。 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继承其父的理学之传，忠孝性成，友恭慈让，给后世子孙树立了榜样。 吕兆琳的儿子吕履恒，虽没有理学著作传世，但也身体力行践行家传理学。吕履恒之子吕宣曾，“治经，尤邃三礼，辩证汉唐注疏及宋元明诸儒说，左图右解，考覆精详”。吕宣曾之子吕公滋研习家传理学，精于考据，著有《春秋本义》一书。 新安吕氏家族自吕维祺开始，数代人坚持涉猎理学，研习经典，使得理学传家成为吕氏家族的一个鲜明传统，对吕氏整个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创伊洛会，文教育人 吕维祺是明代末期河洛地区的儒学大家，终生致力于传播程朱理学，创办了许多讲会、书院，讲学传道，同时著书立说，留下了大量著作。 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扈耕田，写有《明代洛阳的文人集团》(与杨晓塘合著)和《明代洛阳文人集团补考》两篇论文，称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值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之时，居家“省亲”的吕维祺在新安建立了芝泉讲会，亲订《芝泉会约》，以每月初三、十八为讲学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吕维祺又在芝泉建立了七贤书院，七贤即北宋的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及明代的曹端、尤时熙、孟化鲤。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吕维祺在洛阳成立伊洛大社，又称伊洛会、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程颢)祠，并先后两次制订《伊洛会约》，以每月初三、十七为讲学日。据《明德先生年谱》记载：“(伊洛会)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 吕维祺怀济世之心，秉承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对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统治阶级输送了大批人才，扩大了吕维祺的声望和学术影响。 据华中科技大学硕士郭微初步统计，明代末年，先后有1000余人出自吕维祺门下，其中状元3人、进士43人、举人300余人、秀才更是不胜枚举。 吕维祺在洛阳创办的讲会，使河洛地区的士人能够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扬名天下。吕维祺以砥砺后学为己任，乡居致仕皆大举文社，以其声望吸引了大量士人前来集会、学习。 吕维祺去世三年后，明朝灭亡。因此，吕维祺被称为河洛地区传统“洛学”的最后一位大儒。中州古籍出版社洛阳分社副社长郑学通说：“吕维祺死得太早了(卒年54岁)，要是多活几十年，传统洛学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可是历史不能假设，吕维祺用自己的行动为新安吕氏家族后人树立了榜样，他的儿子吕兆琳经历明清政权更迭，最终通过科举出仕，使吕氏家族重现辉煌。（记者 余子愚 通讯员 王亚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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