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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程颢、程颐——创始洛学、奠基理学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人乃同胞兄弟，共创“洛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合称“二程”。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先祖名乔伯，为周代大司马，封于程，后以程为姓。父亲程珦以世家荫庇，历任县尉、观察支使等职。 公元1046年，程珦结识了周敦颐，因欣赏其为人学识，遂令十五岁的程颢和十四岁的程颐受学于周敦颐。《二程集·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记载：“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周敦颐以寻求“孔颜之乐”为“道业”予以传授，二程亦认真探索，诚心追求。由于二程对“孔颜乐处”体验的趣向不同，使其各自在哲学本体论上的倾向不同，最终形成并发展出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学派。 哥哥程颢认为寻求“孔颜乐处”的重要方法就是自我体验的工夫。只有通过心的直觉思维才能最终达到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秋日偶成之二》这首诗充分表达了程颢上述的精神境界。现将此诗引述如下： 循着这一体验理趣，程颢提出了“心是理，理是心”的哲学命题，认为“只心便是天”，天、理、心为一体，世界万物“都自这里出”。（《二程集》）他认为“心”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程颢这一心学思想经过谢良佐、王苹、张九成的学术传承和发展，最后由陆九渊（陆象山）集大成，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心学体系。而陆九渊心学，到明代中期由王守仁（王阳明）发扬光大，与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并称“陆王心学”。此学打破了元代以来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 弟弟程颐体验“孔颜乐处”，重在对“仁”的追求。“仁者在己，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第一》）“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颜子所好何学论》） 循着这一体验理趣，程颐建立自己的宇宙本体论时，把“理”与“气”作为一对哲学基本范畴来论述。他对“理”的认识除了与程颢有相同外，还认为“理”是最高的精神实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产生与形成的根源、主宰，而“气”也是天地万物形成的因素之一，“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也”（《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易说》）。 程颐“理一元论”的哲学本体论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的传承，至朱熹而集大成，形成了一整套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把中国哲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七百年之久。 程颢的性格随和活泼，聪慧敏锐。他讲学不像秦汉以来的儒生那样，沉溺于训诂考释，而是着重对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中晚年的程颢不仅学问有成，又因在官场上历经了一番磨炼，思想日渐成熟，学识、谈吐、言行举止等都让学子们深为折服。“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二程集·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而程颐为人端肃持重，不苟言笑，遇事必穷索究竟，对人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二程自幼一起长大，感情非常要好。弟弟程颐敬爱哥哥程颢，程颢讲学时，程颐就在旁边听，充当程颢的助手。遇到疑问，待学生弟子退下之后，程颐才在后堂与程颢讨论、请教。 程颢、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他们的学术思想因此被称为“洛学”。洛学体系承继了儒家孔孟道统，批判性地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思想，涉及当时的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据统计，受学于程颢的弟子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人。他们是洛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一些朝廷重臣，如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韩维、王彦霖等人也与程颢、程颐及其父程珦交往甚密。他们是洛学的有力支持者。 在政治上，二程的基本观点是王道仁政“为治之大原”（《宋元学案·卷十四·明道学案下》）。认为要行王道施仁政，必须先“格君心之非”，这样才能使皇帝“视民如伤”，善于求贤才，严法度，行改革，兴国家。二程继承和发扬孟子的重民思想，还提出“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的“三为本”的得民心之法。 在道德上，二程以天理论为依据，以五伦为中心，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为序展开，形成了“五伦有则、三纲至上、尊卑贵贱”的人伦观；“以义为本、利不妨义、舍生取义”的义利观；“至公无私、克私为公、明理灭欲”的公私观；“忠者爱主、孝者安亲、忠孝两全、立制以节、节合礼义”的气节观；“颐养之道、浩然正气、涵养度量、人皆圣贤”的修养观。 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二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经验也是非常丰富而精彩的，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强调以教为本，以兴学校为先务。认为学校是兴国治邦之本，是养贤育才之地，是移风易俗之所。 2.在教育内容上继承孔子思想，发展成为“尊师重教、读经明理、教之从德、奖励优秀”这四大方面。二程非常重视对老师的选择，在《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程颢认为“德业充备、德义可尊”是选择老师的第一个条件，其次是老师须具备“笃志好学、材良行修、学业大明”等精神和文化水平。关于德才问题，程颐认为“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伊川先生语十一》）。因为只有德行高尚的教师才能诲人不倦，不误后学。二程尊师重教的行动也为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二程的弟子们对其也十分尊敬。 3.在教育方法上，程颢引孟子的话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二程集》）二程积累出的“多术”可概括为“养正于蒙、因材施教、穷经致用、循序渐进、由博及约、愤悱而发、穷追善问、默识心通、立志于学”等，这些方法在当今时代仍然是教育界的实操典范。 公元1085年，程颢病逝，官至宗正寺丞，享年五十四岁。 公元1107年，程颐在困苦中病逝，卒年七十五岁。因当时处于党禁之下，洛阳地区的朋友、门生都不敢去送葬，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经办程颐的丧事。“故祭文惟张绎、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二程集·附录·祭文》） 程颐去世一百一十三年后，即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被朝廷追谥曰正。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以宋儒程颢、程颐从祀孔子庙廷。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李心传《道命录·卷十》） 程颢、程颐因受党争牵连，不仅与“道业”启蒙恩师周敦颐关系恶化，而且一生仕途不顺，历经磨难与坎坷。然却也因此促使他们一生讲学、著述不缀，为儒家圣道复兴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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