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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那些年,投笔从戎的中山大学学子

 林家铺子1959 2016-08-31

今天,你在干什么?

是在安静的课室上课?

还是在书香弥漫的图书馆看书?

抑或是散步在中大树影婆娑的小径?

岁月缓缓流淌,鸟语花香,书声琅琅

将一切战火掩埋,只留下和平宁静。


而在70年前

有一群和你我一样的中大学子

在民族危难时刻,他们毅然弃笔从戎

投入金戈铁马的行列,并为此献出青春和生命

岁月流逝,幸福安宁的生活背后

这些热血的故事和年轻的生命

必将被历史铭记,永远不会褪色。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东纵建队77周年的今天,让我们来细细述说他们的故事和豪情。


1938年,日军铁蹄肆虐,中华大地烽火连绵,山河涂炭。


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纵”)由我党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建立。与八路军、新四军相比,东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知识分子较多,大学生多,文化水平较高。一个鲜明的佐证就是,这支队伍里有着200多名来自国立中山大学的指战员。


黑白的老照片,凛然的英魂

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王康,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外语系学生,参加东江纵队后被调至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的联络处工作,担任情报小组长,他们侦查到的情报,影响了二战结束的方式。解放后曾在浙江省军区工作。


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学生参加了广州“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示威游行。当时就读文学院教育系的曾生,后来成为了东江纵队司令员;当时就读于法学院政治系的杨康华,后来担任了东江纵队的政治部主任。


这次示威游行以及此后冲击教育厅的行动,触怒了广东统治者陈济棠,曾振声名列通缉黑名单的第一名。为了躲避追杀,曾振生改名曾生,南逃香港当海员。1936年陈济棠倒台,9月曾生复学回到中山大学继续读书,10月经中共广州市工委书记王均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秋长乡周田村成立,总队长就是曾生,另一位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担任政治委员。这支队伍就是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史称东江纵队“曾生部”。此后,“曾生部”与另一支以王作尧为队长的我党抗日武装——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史称“王作尧部”)共同组成了东江纵队。


除了纵队一级的领导,还有不少在广东抗战前期就加入东纵战斗序列的中大学子,他们在东纵的领导机关和军事斗争中肩负着重任。


文学院历史系学生袁鉴文是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政治指导员,后任东纵第四支队政委;担任东纵江北指挥部指挥员的中大附中学生周伯明;担任东纵司令部秘书长、东纵香港后方办事处主任的农学院学生饶彰风;先后担任东纵护航大队、第六支队、第七支队、第三支队政委的文学院哲学系学生曾源;先后担任东莞模范壮丁队分队长、第三支队参谋长的附中学生祁瑞和;担任东江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生黄文俞,等等


1943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告成立。

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14航空队克尔中尉在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跳伞,被我东江纵队从日军的重重包围中营救出来。这是克尔与曾生司令员在深圳坪山的留影。



1944年的4月17日,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豫湘桂战役。4~5月间,郑州、洛阳相继失陷。5月27日,日军集36万军队发动第四次长沙战役,6月18日长沙失守。眼看国民党军队挡不住日军沿粤汉铁路的进攻,抗战局势将发生剧变,中大紧急疏散,迁往粤东兴梅地区。面对广东全面沦陷的威胁,国难当头,大批爱国热血青年投笔从戎。


曾生司令员送了一部缴获日军的照相机,克尔为此得以拍下了东江纵队的不少珍贵照片。2011年,克尔的儿子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这批照片,又把它带回中国。这是克尔1944年为曾生司令员拍的照片。



1944年夏,第一批以夏洪为首的文、法学院和附中一部分学生先到始兴,一批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及其附中、粤秀中学等校学生随后也来了,总共70多人。为筹集路费,大家将身上的现款交公集中使用,所带衣物除必需品外一律拍卖。他们以大学疏散为掩护,去找区公所或中学投宿,开始向东江游击区进发。


夏洪带队的第一批17名中大学生从始兴出发先取道江西三南,再折返和平、河源,辗转两省山区千里,跨过九连山在崎岖山路上徒步走了一个月。到达欧阳波的家乡河源县船塘乡老围赤岭村时,他们已是又累又饿衣衫褴褛,于是在欧阳波家族的萝溪书院住宿了28天。在兵慌马乱、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为凑足17人的伙食和路费,欧阳波还不惜典卖祖田,动员乡亲出钱出力,砍树卖柴,筹粮筹款。此事惊动了伪县政府,责令七乡联动通辑欧阳波、围剿这批大学生“就地逮捕归案”。后幸得到当地白皮红心伪警察所所长欧阳仲琴和中学同学欧阳晶的奔走联系,中共船塘区委书记欧阳涛派支部书记欧阳海等5位党员连夜及时护送这批大学生撤离,他们经老隆一站接一站,历尽艰辛最后到达大鹏半岛抗日前线。


他们是:夏洪(黄杰文)、刘滨(刘蓝天)、郑志远(郑重)、沈如琼(沈群华)、余小敏(余志敏)、刘时熙(王康)、陈海仪(陈嘉)、朱绍昆(朱田光)、黄宗尧(黄平)、张显扬、汪应昌(柏森)、沈辉(林岗)、谢绍武(谢联)、余启勋(余少石)、陈守均、陈祖燊(陈霖)、周建华(周自强)。


1944年加入东纵的中大青年学生,大都被分配到以“铁流”“拖拉机”为代号的政工队工作。


文学院的夏洪被委任为“拖拉机队”队长。夏洪在中大时就是文学院的地下党员,他有着一副好嗓子,是学生中有名的男高音。在中大迁到坪石时,他是中大合唱团的指挥,演唱诸如《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朱大嫂送鸡蛋》《保卫根据地》等进步歌曲,藉此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激发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加入“拖拉机队”的还有余小敏、陈海仪、沈如琼(沈群华)等人。余小敏原是文学院的学生,她不仅是“拖拉机”政工队的队员,还主动兼任了队里的卫生员;原就读于文学院中文系的陈海仪,父亲陈大年是广东的名律师、名记者、著名文物鉴藏家和社会活动家;沈如琼也是出生于广州的书香世家,原就读于法学院经济系。这些原来性情文静的姑娘,进入东纵后都成了活跃的文艺战士,以艺术为武器进行战斗。


不要小看了这些歌曲,它们在战争年代中可发挥过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作用。东纵里有不少战士的家乡是沦陷区或国统区,参军前过着很压抑的日子,一到游击区,首先听到的便是部队那有力有劲有情的歌声。不少战士虽带着玩笑但却是认真地说:“我是被部队的歌声唱进来的。”

陈海仪,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参加东江纵队后被调至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的联络处工作。解放后曾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工作。

1946年6月29日,按照中共与国民党的《双十协定》,东江纵队撤离广东,由美军派出3艘军舰载至山东烟台。这是3位参加北撤的东江纵队领导登舰前的留影。(左起:曾生司令员、王作尧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政治部主任)


为贯彻实施我党与国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东江纵队奉命集中在现深圳葵涌的沙鱼涌待船北撤,在即将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的故乡时,夏洪怀着满腔的激情和感伤,写下了《北撤进行曲》:“为了广东的和平呀,我们要离别战斗的故乡。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飘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这首充满着战斗热忱和思乡感情的战歌,很快便在部队中流传开来,激励着东纵战士为和平、为未来而跨洋过海,奔向新的战场。2013年,在纪念东江纵队正式成立70周年的演出中,当台上的演员唱起夏洪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时,台上台下的东纵老战士和后代都不禁热泪盈眶,被带进了67年前与家乡告别时的场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军高层的决策者是把中国作为最终击败日本的主要基地。具体的部署就是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建立大规模战略轰炸的基地,迫使日军尽快投降。根据美方提出的迫切要求,中共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一个叫做“联络处”的情报机关,其职能是为到达我根据地的美军派遣人员提供情报业务上的帮助。东纵的联络处则是这7个处的其中一个,其处长就是后来蛇口开发区的创立者袁庚。


而王康头脑灵活,知识面广,还具备一定的地理和工程知识,帮助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绘制了地图,为情报机关做了大量贡献。获得美军的高度重视和赞许。


他们给东江纵队拍来感谢电函:“……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制定更好的计划。”6月6日又致谢电:“你们关于波雷部队129师团的情报对我们会有帮助。你们报告该部队的指挥官姓名及其师团部在淡水,是我们所得唯一的报告。”8月17日,陈纳德将军和欧戴义少校也致函或致电曾生司令员,热情地称颂道:“你们经过袁先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你们关于129师团的报告很准确,总部致以谢意。”“华盛顿对发现129师团及其消息致以庆贺。”“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我们感到极大满意,请把我的深切情意和尊敬向袁先生及他的工作人员表达。”


为避开日军在广东福建沿海的重兵把守,减少美军的损失,美军没有在中国沿海登陆,而是用原子弹最终击败了日本。为此,他们对东纵这个联络处的工作是感恩不尽的。1987年9月17日,美国举行纪念立宪200周年的活动,里根总统特意邀请袁庚出席在费城举行的纪念大会。大会之后,少数宾客应邀登上总统的游艇观光,里根专门向宾客介绍了3位对美国和世界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特别嘉宾”,其中一位就是袁庚。


然而,这令东纵老战士深感自豪的一幕,郑重已经看不到了。这位在1946年牺牲的年轻学子,1944年入伍后先被分配到港九一带搞情报工作,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情报组长。多年后,作为处长的袁庚还记得他“是调来4位大学生中最活跃的一位,年富力强,聪明肯干,有朝气”。袁庚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搞情报工作是“说一便知二三四”,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情报组长”。他“当时侦察绘制了启德机场机库、兵力火力配置图;鲤鱼门炮台位置、兵力火力配置;九龙青山一座经过伪装的军火仓库;日军两艘驻港军舰和一艘补给舰的停泊位置、活动规律,以及九龙军用修船船坞。”这些情报在对日作战中极为重要,使美军后期袭击香港九龙日军军事设施的命中率很高。


像郑重这样牺牲在抗战胜利后的还有当初活跃在政工队的3位中大学子,他们是洪佩兰、余小敏、夏洪的爱人沈如琼。



今天的中大校园,一派和平宁静景象,可有多少人知道,70多年前国立中山大学有这么一群热血青年,在民族危难的当头,离开了校园,投入到金戈铁马的行列中,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谨以此文纪念并告慰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热血的国立中山大学学子。



整理自中大校报

(鸣谢东纵老战士欧阳波、王康的后代欧阳穗青、王凯波)

注:作者张任明任职于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东纵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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