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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晚清到民国年间，掌故学迎来了一个兴盛时期，这与乾嘉学派的遗留传统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政治时局也直接地促成了这种局面的形成。譬如黄秋岳撰写的《花随人圣盦摭忆》就是这一时期非常典型的掌故笔记，它以文言文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清末民初史料，被陈寅恪赞为“未可以人废言”的“上品”。 然而，被视为文人之学的掌故学，长期以来都因为缺乏严谨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而受到正统史学界的质疑，甚至连是否能够被划归为某个具体的学科都仍旧存在争议。在严晓星看来，趣味是界定掌故学的核心，而趣味又与掌故家本人息息相关，而同时，它也是一门关注人之方方面面的学问。在掌故的书写中，每一个人都不是历史洪流中某个主义的替身，而这种角度又恰好为正统的宏大的历史书写补上了有血有肉的细节。 在今天，掌故学面临着亲历亲闻者的减少以及文人趣味不再的考验，但信息时代似乎又给其考据一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这种趣味的传统该如何延续？搜狐文化独家对话《掌故》执行主编严晓星，探讨掌故学的昨日与今天。 嘉宾介绍：严晓星，江苏南通人，编辑、学者，《掌故》执行主编。著有《近世古琴逸话》《梅庵琴人传》《条畅小集》《金庸识小录》等，编有《大家国学·金克木》《孙子二十讲》《高罗佩事辑》等。 采编/孔孔 掌故的界线靠趣味来决定 搜狐文化：您当初编辑《掌故》丛刊的初衷是什么？ 严晓星：我们很多对文史感兴趣的读书人，可能都有一个关于掌故的梦想。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纯粹的掌故的杂志，市面上的《老照片》、《温故》、《历史学家茶座》，这些当然都很好，但它们都不是纯粹的“掌故”，它们有一部分内容可能是掌故。 掌故是微观的、片段的历史，可能平时人不会注意到那么细。我们看历史，很多都是看的粗线条。其实历史上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生命的，有很多内幕和细节，通过这些，我们可能会知道得更加深入一些，可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那也是最有味道的。
《掌故》丛刊第一集 搜狐文化：趣味性也比较强。 严晓星：对，掌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趣味性，这个趣味怎么把握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掌故的定义是什么，这也就关系到它的趣味何在。 搜狐文化：对，我觉得目前的界定还是有一点模糊。 严晓星：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掌故家，写了掌故是不是就是掌故家，史料笔记是不是就完全是掌故？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界线在那里，但这个界线怎么划分，很多时候取决于一种趣味，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很难完全地界定好。 研究历史都是在无限地接近真实 搜狐文化：怎么理解“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这句话？ 严晓星：对这句话的几个层次的内涵，刘铮的文章《掌故学的新可能》都说到了，完全说出了我的想法，我非常赞同。他说，掌故学过去是以亲历亲闻为主，兼有考订，如今是以考订为主，是“不得不转”。 那么，是不是我们不想有亲历亲闻的材料？不是，是很难。有人说很简单，我们找下一个年龄段的老先生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从作者角度来看，现在七八十岁的老先生，绝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受到的教育，继承的传统，形成的趣味，和比他们早二三十年的那代人是不同的，很多东西被破坏了，写出来的作品，往往有思想训练的痕迹。而再从他们的亲历亲闻来看，又有高度的一致性：政治运动无休无止，文化阶层濒临毁灭，这些当然都可以写，但若一概如此，不免乏味。我不是说，没有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在价值观念、文化传统、趣味上与前人一脉相承，比如钟叔河、董桥、陈子善、赵珩、白谦慎这五位《掌故》的顾问，还有第一集中广受赞誉的两位作者雪克、沈厚鋆老先生，但这这样的作者毕竟很少。 搜狐文化：像亲历亲闻的见证者，他们的记忆可能也有偏差的，但历史总会要求一个真实性，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严晓星：对待历史材料，掌故会面临这个问题，但历史研究也要面临这个问题。过去很多人对掌故学有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掌故学对历史材料的处理方法不是那么科学，基本不能被现代学术所检验，但现在你看我们的考订方法，其实它的很多方法跟学术是非常接近的。很多人都说，掌故不一定是信史，但我就说，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求信史，就好像你研究历史的人你去做一个东西，你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都对，都是在无限接近真实。 有一些掌故的取材，和历史研究是可以并行的。比如研究文学史的人，可能会关注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恋爱，因为徐诗人的恋爱和他的创作密切相关。这既是历史研究，就其本质而言，也是掌故，但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几乎成为常识，在没有新材料出现之前，我们也就没必要继续讲它了。但同样是恋爱问题，黄裳先生的恋爱和他的藏书没有必然联系，研究现代藏书史的人可能就没必要去关注，只是在提到“黄裳”这个笔名由来时，会有种种猜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还是去写，去挖掘，这就是掌故。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就想看看生鸡蛋的老母鸡，也是人之常情，更不必说这是当事人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而我辈粉丝也不无好奇之心了。 很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大家觉得掌故的最大魅力在亲历亲闻，而同时，很多人对掌故有意见，往往就是针对于亲历亲闻的，认为回忆往往靠不住。没错，回忆往往靠不住，但不能因此就不要回忆，只不过我们要用合适的方法，让它尽量可靠，而且，回忆的价值也是无可替代的。上世纪兴起的口述史撰写，其实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学术规范。可我们国内一些号称口述史的作品，有的根本不是口述，书面语一大堆，我就不相信口述者平时也这么说话，而有的呢，只有“口述”——记者采访还有求证的过程呢，这些号称口述史的作品却完全没有。 所以，亲历亲闻的局限，其实大家不是不知道，关键是记述、整理、考辨、使用的过程与方式。清末民初的掌故，可能稍微粗糙一些，而现代作者的学养，补救了这一缺陷。当然，记忆和史学的矛盾，也会有一些特例。从史学研究角度而言，觉得按道理不可能是这样，但这个人他经历的事情就是这样。 搜狐文化：对，可能通过逻辑推理，有些事推不出来。 严晓星：对，从逻辑上讲是也许应该是对的，但偏偏事实就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很多。剥离了背景和环境，同样一件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相反的解读。如果此刻我把自己夸了一通，我的本意可能是自我调侃，是自黑，旁边若有人记下来，过几十年别人看了，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耻，这么夸自己？所谓对历史的温情，不仅是要对历史怀着感情，还要懂得设身处地，想历史人物之所想，而不要简单化地看待历史。有时候，我们不仅要判断一个材料的对错，如果错，还要去考量它为什么错，错又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信息。这就更有意思了。 趣味的确定在读者而不在掌故 搜狐文化：像您这次编这个丛刊，在文章的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题材的偏向？ 严晓星：有，我们重点在文化方面，跟政治关系不是很紧密，但政治也是不可能避免的。第一集仅有一篇《穆彰阿写真（一）》可谓纯粹的政治题材，《“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和政治有关，但主要还是社会史的话题。 其次，目前选材就是以写人和事为主，这是综合考量的结果。回到掌故的标准上，写一个人，怎么样才是掌故？如果我写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的一生，很多人都写过了，这不是掌故；我写这个人大家忽视了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这就可能是掌故。但如果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人，写他的一生这也可以，前提是他这一生可能很特别，如果很平淡，那也不是掌故了。 搜狐文化：怎么定位掌故学的阅读受众，趣味性会让它成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读物吗？ 严晓星：大家对趣味的理解不同，有人觉得这个有趣，但我觉得没有趣味，我觉得这个有趣味，别人可能不觉得。但这个问题不在掌故本身，而在读者的素质。十多年前，我曾为一家网站邀请编《万象》的陆灏先生去和书友交流，陆灏有句话很有意思，大概是说，让食客去挑符合自己口味的厨子，而不是厨子去迎合食客。这是办杂志的经验之谈。 就拿《掌故》丛刊来讲，它绝对不是一本大众读物，甚至可以直接说就是小众读物。所以，若抱着读大众读物的态度来看《掌故》，一定会失望，对这部分读者来说，可能偏“学术”了。但若抱着学术的眼光看，它似乎又有些“大众”。那我们就定位小众好了。大众的素质到了一定的水准，总会有一部分人会上升的。就算清末民初的那些掌故著作，我想，读者也未必都是“大众”。 现在有“民国热”，《掌故》的过半的内容，都符合“民国”这一条件，但我还是要强调，《掌故》虽然不是学术杂志，但属于一种比较深层次的阅读，就算有所谓的“八卦”，也不是随口说说的那种。还是要对近现代史、尤其是近现代文化史比较熟悉的读者，才会更有兴趣读《掌故》。 传统让掌故学和现代史学考订很快地衔接起来 搜狐文化：掌故学从晚清开始慢慢兴起，到了民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兴盛的局面，您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严晓星：其实掌故这个体裁早就有了，只不过晚清以来尤其兴盛。兴盛的原因很多，我想，到清末的时候，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普遍形成了对拿到手的材料进行考订的习惯，他们不满足于记载一个东西。比如说今天参加这一个饭局，明天参加那一个饭局，听到同一件事情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有同有异，这个人怎么去判断，他不满足，他就要加以考订，最早可能是对自己获得的亲历亲闻的材料来考订，慢慢就发展到对历史都加以考订，再把古代的一些学术笔记里面的对历史的问题的考订综合起来。而且，到晚清的时候，王国维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地下的考古发现和地上的文献来印证，到现在我们又提出了三重甚至四重证据法。胡文辉写过一本书叫《现代学林点将录》，他也提到了为什么中国的传统考据之学和西方的现代史学的考订，衔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中国正好有这个传统。 还有很重要的几点，一是当时的中国不仅经过了简单地改朝换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是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兴亡沉浮的感情特别强烈，而同时，民国建立并没有经过太大的政治动荡，很多人、很多东西都保留了下来，因为有很多人的记忆或者历史的记忆是依附于某些东西存在的。这些都容易激发知识份子去记录自身的亲历亲闻。二是民国初期产生了大量的遗民，这些遗民还能保留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政治上的不作为，或偶尔作为偶尔不作为，正好为撰写掌故提供了重要的土壤。现存民国初年的一些掌故，这部分人所写的，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三是当时西方的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已经在中国推广，这比雕版印刷成本低很多，也促成了出版上的繁荣，掌故，无疑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 掌故不等同学术，但有学术的内涵 搜狐文化：其实关于掌故学是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也有争论，包括正统史学其实历来对它也多有偏见，您怎么看待这些声音？ 严晓星：“掌故学”只是个传统的说法。办《掌故》，只是我们喜欢这样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它体现了我们对待历史的某种角度和趣味，是一种具备学术内在的体裁，并不是要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我不认为它就是可以等同于学术，但它还是要有严肃的内涵、学术的内在逻辑，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对待掌故，正统史学的确存在一些看法。但我们也要看到，优秀的掌故之作还是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比如《花随人圣庵摭忆》，陈寅恪先生就非常推崇，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史学家去肯定掌故的例证。掌故本质上是文人化的，属于文人说史，我们知道有句名言，“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在学者心中，可能觉得大多掌故比较业余，用现在的话，就是“民科”。“民科”的整体水平不高，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可资使用之处。陈寅恪之所以为陈寅恪，在于他具备的学术素养、学术高度、学术眼光，有旁人不能及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当代历史学家高华先生，他甚至意识到了一些小说中隐含的历史材料，有意识地加以甄别和使用。我发现，往往是越优秀的学者，越敢于认可超出体制的“他者”的贡献，也有能力驾驭这些材料。 而事实上，现在研究史学的人，也不能避免去引用掌故著作。很多人都知道，“《兰亭》论辩”是解放后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事件。这次，《掌故》第一集把《天下一高吾许汝——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作》放在了第一篇，以后如果有人也去写同样的题目，就会发现这是一篇绕不开的文章。你从史学角度写，你可以更严谨，更符合学术规范，但核心内容还是这些，研究方法还是这些。
《花随人圣庵摭忆》，黄秋岳著 搜狐文化：其实史学它自身也在发生一个变化，它是就是从传统的那种比较粗线条的理解的一个史学，可能在向更多维的方向形成一个融合的趋势。 严晓星：这可能是二十世纪的学术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向，各种边缘学科大量出现，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和其他学科的结合。现代史学是向着更丰富、更深层的方向去发展，过去认为没有用的材料现在有时候会觉得会有用，而且学术风气、研究方法也会转变。拿过去的神话传说来说，最早的读者也许拿它当作信史，后来的读者又可能觉得，这就是个神话传说，没什么意义，讲给小孩子听听听而已，但现在，我们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历史的、文化的信息。 不能高估金庸的史学成就 搜狐文化：像您的《金庸识小录》也符合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文史结合，似乎金庸作品里关于历史的部分也不少，您怎么看他小说对历史资料比如掌故的运用？ 严晓星：金庸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但我觉得不能够夸大金庸的史学成就。他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多少，就能运用特别特别特别巧妙。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倚天屠龙记》里面关于明教的部分，考证结果是，金庸完全用了吴晗的一篇论文《明教与大明帝国》。《倚天屠龙记》里面几乎所有的关于明教的描写，依据都是这篇论文写成。我的证据是什么？那篇论文里面引用了一个人的奏折，省略掉了一句话，吴晗写到这里，还有一通议论，《倚天屠龙记》也引用了这个奏折，也省略了这段话，接着杨逍还有一段感慨，意思也跟吴晗一模一样。所以我说金庸的依据肯定是这篇论文。——当然，史学家柳存仁先生不赞同我的这个意见。 作为一个文史爱好者，读金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金庸作为文史爱好者，写小说运用他的文史学养，也很正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丰富。我有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在进入新世纪和特别是最近十年，文史上获取资料比以前容易太多太多了！ 趣味是当代掌故学面临的最大困境 搜狐文化：您觉得掌故学在当代的发展面临的最大局限是什么？ 严晓星：我觉得最大的局限是趣味，要把握好趣味非常难。我现在也经常收到一些投稿，有的题目不错，但就是趣味差那么一点儿。趣味是从选题、写作方式、作者的姿态都贯穿在里面的一种东西，不可言说。有人说，要趣味啊，容易，我来点“艺术加工”就行了。对不起，“艺术加工”出来的趣味，恰恰是我们要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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