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27日 19:31 来源：《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 作者：彭景荣
先秦服饰作为我国服饰文化的滥筋和发展期,在服装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探索和研究先秦服饰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弘扬和光大优秀的民族服装的需要。
一、衣服的起源
关于衣服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迄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三种意见。一是说为了御寒,一说是受羞耻观的支配,再就是说出于美观和装饰自己。综合人类社会发展史,羞耻感是人类由群婚向对偶婚发展时才出现的,由于在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目的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因此还没有美化自己的愿望,也没有装饰自己的条件。衣服的起源,其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实用。大量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表明,早在石器时代,我国远古先民就开始披盖树叶、树皮御寒,或避日晒虫咬,及风雨的袭击。如在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遗址里,就已出现了骨针,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出土有骨锥,说明当时的缝纫技术已有相当的水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七千年以前的陶纺轮。在稍晚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骨针280多枚及纺轮52个。骨针都是磨制而成的,其中带孔眼的骨针有270多,针身粗细长短不等,最长的2.5厘米,最短的1.6厘米 一端锐尖,另一端扁而带孔。无孔眼骨针,长5至9厘米,个别的体长而弯曲。这些骨针制作精美小巧,穿孔技术也相当先进。纺轮有石制和陶制的两种,石制的两面磨光,陶制的大多数是细泥红陶片打制而成,少数是直接用陶土烧制的,纺轮形状有平圆式和圆锥式之分,中间都穿一圆孔。纺轮大小,一般底径为5.5一6厘米,厚为0.5一3厘米,有的还带着彩绘图案。所有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缝纫和纺织。
历史文献记载,我国衣服的产生时间也比较早。远古时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曾是暖热湿润的亚热带雨林气候,森林覆盖,绿荫苍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悠久的文明,同时也为服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刚刚摆脱动物性,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他们以采集野果、猎取野兽为生,夏日裸身或拣取树叶遮掩阳光,冬天则将所获兽皮围裹身体以御严寒。因此,树叶、树皮、兽皮就成了原始的衣服。正如《白虎通义》中记载:“太古之时,衣皮苇,能覆前而不能覆后”。传说原始纺织的出现是在神农氏、轩辕氏之时,《商君书·画策》曰:“神农氏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魏台纺议》则记有:“黄帝始去皮服布”。这些记载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骨针、骨锥、纺轮相对照,明显可以看出,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是一致的。纺织的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服饰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以树皮、树叶、兽皮等裹身,而且开始了服布的的历史,这是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
二、先秦服饰的造型特点
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的服饰是极其简单的缠裹型或垂挂型。即先由一块兽皮缠裹身体,进而出现用骨针将野兽的筋作为缝线缝合兽皮。其后是人们对植物纤维的利用。人们采用纺轮增强了植物纤维的强度,再就是原始纺织工具腰机的出现,使远古先民的服饰增添了新内容。《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这说明在黄帝时期,人们已不象以前那样注意披挂着无一定型式的衣服。所谓的乾即指天,坤指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地为黄色,故上衣象征天而服色用玄色。下裳象征地而服色用黄色。这是炎黄文化中以天地的崇拜在服饰上的表现。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充分证明,炎黄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的衣字为泞”,即为交领右枉的上衣象形文字。“交领、右枉、系带”是当时典型的服装形式,安阳出土的殷商玉人,其衣着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最完整的服装造型,即“交领、右枉、系带”式。另外, 洛阳金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的人形铜车辖, 所表现的服饰亦属此类型(图一、二)。
此种造型结构简单,易于裁剪缝制,以系带固定服装。上衣的门襟向右偏斜,左、右衣襟穿着时相交,故称“交领右枉”,“社”即门襟。“交领、右枉、系带”的服饰不仅在中原广为散播,而流传至西南少数民族。至今,西南少数民族的服饰的基本特征仍然保持着中原服饰文化的风格。
中原地区最早的下装为“裳”。历代的御服制中,最隆重场合的礼服—皇帝的冕服即是“上衣下裳”制。这里,“裳”即辖“常”字。《说文解字》载“常”为“下君也”,“君”为“裙”之意。《释名》载:“‘常’、‘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易乾凿度》郑玄注“古者渔而食,而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后王易之以布帛,而独存其蔽前者”。这蔽前蔽后的布幅若把它连成一体,就形成了下裳。《仪礼》:“裳、内削幅、幅三拘。”郑玄注“凡裳,前三幅、后四幅”。即根据臀围的宽度,前后各用三幅宽的面料,另将一幅折叠在里面,以便在行动时不致露出肌肤。上衣下裳制在我国服饰发展史上,一直起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炎黄子孙仍以“衣裳”做为服饰的总称。
服饰的另一种形式出现在“上衣下裳”以后,这种形式被称作“深衣”。“深衣”由上衣下裳相连而成,属衣裳连属制。《礼记·深衣篇》注“名曰深衣,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拾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躁以应直,下齐如权以应平”。裳用布十二幅,取一年十二个月之意,象征全年圆满。圆形袖口,相当于“规”,象征为人和善。方形领,象划方的矩,表不方正,象征为人端正。背部一条直通脚底的中缝,相当于工匠所用取直线的“绳”,取其直道,象征为人处世应正直无私,“下齐如权”象征做事务求公平。深衣以“规”、“矩”、“绳”、“权”、“衡”作为穿衣人品德的象征。深衣的用途非常广泛。《深衣篇》云“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深衣”的穿着范围上至圣人先王,下至庶民百姓。皆穿用。“深衣”的造型比“上衣下裳”更为简洁,穿着方便,保暖性好。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以后由深衣派生出的袍服大衫等服装,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仍保持着这种风格。
三、先秦服饰的色彩特征
《虞书·益樱》中记载:“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炎黄时代的居民们观察了天地间的万物,将自然界的形态、色彩进行艺术加工并施之于服饰上,反映了人类以自然美的反应和追求。先秦服饰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色彩与图案的出现赋予了“上衣下裳”新的内容。当时,颜料的应用是直观的有色物质。如赤铁矿粉涂成的红色。用简单的涂染方法将矿石粉碎研磨后用水调和涂在衣服上,形成条纹和图案。在新石器时代,染色的技术还处于萌芽状态,经过夏商至周代,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周乡L》记载了当时与染色工艺关系密切的官职有七个,他们是征敛植物染料的“掌染草”、负责染丝染帛的“染人”,设色之工五”即“画、渍、钟,筐等五种工师。这种专业的分工,标志着炎黄的后代对服饰美化以及在提高服用性能方面都有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染色工艺技术已成为我国炎黄服饰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人们使用的颜料,有矿物质染料,也有植物染料,并设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如管理矿物质颜料的“职金”。《周礼·秋官)“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管理植物染料的“掌染草”,《周礼·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植物染料中,靛蓝是应用最早的一种。据说在夏代时中原就开始种植蓝草。靛蓝色泽浓艳,牢度非常好。直至今日在中原农村仍有用靛蓝染成的面料或衣服。商周时期另一种植物染料茜草也被广泛应用。商周时的公服、祭服、军服等多用茜草染成。《尔雅·释器》“一染谓源、再染谓之赦,三当谓之缥”。人们在当时不仅掌握了染色的技术,而且对多次浸染的工艺也已熟悉。源是黄赤色,郝堤浅赤色,凛是绛色,色泽通过多次浸染逐步加深。
这与现代印染厂的多次提染法道理是相同的。在周代除用染的方法给服装施彩,还有一种画的方法,即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料涂各色,形成一定的图案花纹。在服装上绘花是周代王公贵族服饰的一个重要特征。
四、先秦服饰的材料特征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有众多的植被。先民们最初将植物的茎蔓缠绕在躯干上,形成最早的腰衣,这便是利用原始的植物做为服装材料的开始。植物纤维的利用,通过原始的纺织工具纺织成最原始的“衣料”。《淮南子·把论训》中记载“伯余之初作衣也,线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郑州大河村遗址曾出土距今五千多年的大麻种子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知对植物纤维的利用,并产生了葛、麻织物为主的衣料。
中原地区曾广为流传着轩辕皇帝的元妃螺祖在登封篙山向仙女学习植桑、养蚕、缥丝、制衣的技术,并将这一技术传给中原妇女的故事。《路史》称:“螺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蚕以供衣服”。《通鉴外纪》说:“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由此延续下来的每年春季对先蚕的祭典,正是人们重视蚕事的明证。当时的中原地区遍植桑树, 植桑、养蚕、缥丝成为妇女从事的主要劳动之一。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许多与纺织丝绸有关的文字,并出土有目前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提花丝绸织物的残片,足见当时先人对丝绸的应用已相当广泛。
另从中原出土的文物来看,石、陶纺轮的形制有大、小轻重之分。纺轮大而体重者可能用于纺麻,纺轮小而体轻者可能用来纺丝。这些服装材料不汉是卜层社会主要的服装材料,而且也是“嫁婴”,“纳征”的主要礼品。《古史考》记载伏羲氏,制嫁婴以俪皮束帛为礼”。《仪礼·士冠礼》中也注述:“主人酬宾,束帛俪皮”俪皮即高档的裘皮,直至今日丝绸裘皮仍是馈赠亲友的高雅礼品。
综上所述,炎黄时期形成的具有典型中华民族特点的“交领、右社”服装形式,到了周代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制订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服饰制度, 并有了组织生产服饰的规定。周朝建立的完整的服饰制度一直延续、传承到明末清初才一度被清代贵族的服饰制度所强行替代。这充分说明先秦服饰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