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

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

——再论金元时代河东南路理学遗脉问题

赵  宇

编者按：本文原题《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原刊《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作者赵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微信版省略注释，正文亦有删改，引用请据原文。

崛兴于宋代的程朱理学，经历金元之际的理学北传，至元朝延祐复科，最终以科举理学化的形式被确立为官方儒学。关于金代理学发展状况，元初河东名儒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一文颇受关注。据此文记载，北宋程颢曾任泽州晋城县令，于河东广授其学，基于这一特殊渊源，金朝乃至元初惟独河东南路始终保留着地域理学遗脉，并促进此路在金代科举考试中取得突出成绩。众所周知，伴随宋室南渡，理学主流从伊洛南移至江左，金朝的理学发展十分薄弱；在如是背景下，所谓河东南路“理学遗脉”之说显然值得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笔者拟以科举制度史与理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力求解开金代河东南路学术之谜，进而把握金朝科举在理学正统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一 “平阳一府冠诸道”：郝经笔下的金代河东南路理学遗脉

 

关于金代河东南路理学传承之说，最习见的记载见于元初泽州理学名儒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一文：

河东自唐为帝里，倚泽、潞为重……明道先生令泽之晋城，为保伍、均役法，惠孤惸，革奸伪，亲乡闾，厚风化，立学校，语父老以先王之道，择秀俊而亲教导之……未几，被儒服者数百人，达乎邻邑之高平、陵川，渐乎晋、绛，被乎太原……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金源氏有国，流风遗俗日益隆茂，于是平阳一府冠诸道，岁贡士甲天下，大儒辈出，经学尤盛。……泰和中，鹤鸣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经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绪余，弗敢失坠。呜呼！绍兴以来，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学者惟是河东知有先生焉。

河东南路为金朝行政区划，路治在平阳府，也称平阳路，下辖泽、潞、解等州府，其中相互毗邻的泽、潞两州常被视作同一地理单元。按理学宗师程颢在北宋治平年间（1065~1067）曾任泽州晋城令，多有善政。郝经这段论说大约可归结为三点：第一，程颢在三年县令任期内广传其学，泽潞一带自是保留程学余脉，这种“流风遗俗”延续至金朝，使得河东南路在金代科考中表现优异；第二，金朝承安五年（1200）经义进士第一、泽州晋城县名儒李俊民，即受程学影响而获科举成功的代表人物；第三，郝经六世祖曾亲炙程颢门下，泽州陵川县郝氏家族在金代世代传习伊洛理学。

图1：程颢画像（出自《晚笑堂竹庄画传》）

虽然“惟是河东知有先生”一语稍显夸张，但中外金元史研究者历来基本采信《祠堂记》记载：在元代赵复北上前，金朝河东南路一直保存地区规模的程学遗脉，在北方理学总体沉寂的背景下，其特殊性非别处的零星修习可比。然至前近，杜正贞教授发表《地方传统的建构与文化转向——以宋金元时期的山西泽州为中心》一文，指出《祠堂记》描述程颢牧晋的文字本于程颐《明道先生行状》，金代泽州庙学碑记及李俊民传世作品中均无叙述程颢事迹者。由此，她认为金朝科举遵奉汉唐经学，河东南路理学遗脉说当是在赵复北上、理学日益正统化的元代历史背景下，郝经出于塑造乡邦文化正统性目的而有意追溯程颢牧晋事迹的一种附会建构。

杜文观点极富新意，不过《祠堂记》因袭程颢行状的部分仅至“去之日哭声震野”一句为止；至于“金源氏有国”以下文字皆属金代史事，主要描述了理学遗脉影响下河东南路的儒学盛况与“甲天下”的科举成就，并非本于程氏行状。这部分内容又该如何看待呢？杜文另引了李俊民《泽州重修文庙记》来否定程颢牧晋的影响：

郡之庙学旧近于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吴中徙焉。悯其民之不喜儒术，境内贡举五六十年无一人登高第者，于是聚徒养士，以东里学规教授，习俗稍变。

可知在北宋至和以前，泽州儒学发展十分滞后。但是，杜文在引用这段材料时将“至和”错为“政和”，进而认为“程颢牧晋以后几十年间泽州的文化和科举并没有大的改观”，河东儒学盛况乃“政和年间泽州太守吴中的政绩”。杜文误将吴中牧泽时间从至和二年（1055）推迟至政和五年（1115），颠倒了吴中、程颢任官泽州的次序，自然不具说服力。

要验证郝经《祠堂记》的记载，应先对金代河东南路的进士中第总况做一考察。金进士科主要分词赋、经义两科。自天眷二年（1139）金廷正式开科始，金代经义科共19榜、词赋科31榜，笔者统计两科进士榜首中可查知籍贯的16榜经义魁与24榜词赋状元，制成表1。

由表1可见，金朝约四成的经义魁皆出自河东南路（其中泽州4人，又占该路的2/3），比例远超其他诸路，可谓一枝独秀；而其在词赋科上却无如此突出的表现。

若仅据榜首比例，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存世的金代进士资料多有阙讹，所幸李俊民《庄靖集》中尚完整保存了承安五年所有经义进士的籍贯信息，据之可制成下表。

此榜33名经义进士中，河东南路即有10人，几乎占到金朝中第者三分之一（其中泽、潞两州共5人，又占该路的1/2）；而此榜前三名李俊民、郭伯英、刘从谦，分别来自泽州、潞州、解州，竟全属河东南路。

金代的河东南路，尤其是其中泽、潞二州，在经义科上明显领先，这与郝经记载相互印证，郝氏对泽潞科举“甲天下”盛况的描述确实合乎历史实情，如此看来，对郝经河东南路理学遗脉之说似也不能轻易否定。又金朝进士科总体上重词赋而轻经义，后世多有“金以词赋举进士”一类概括，以泽潞为代表的河东南路在科举主流科目词赋科表现平平，却在弱势的经义科上一枝独秀，这种“倒错”的科目格局无疑昭示出泽潞区域学术的非同寻常，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 解开泽潞学术谜团之锁钥：“明昌经义复科”史事发微

 

若想解开泽潞学术真相之谜，还得从《金史·选举志》的一处关键记载说起：“（大定）二十八年，复经义科。”此指金朝中叶的经义复科之事。金初即并置词赋、经义两进士科，且素有重词赋、轻经义之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更诏废经义科。直至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始降诏恢复经义科，此后两科并存至金亡。在“金以词赋举进士”的大背景下，金朝中叶的经义复科无疑是一场意义重大的科举制度变革。关于复科缘起，可见章宗朝儒士许安仁所撰《李文简公神道碑铭》：

一日登对，世宗叹人材难得，公奏曰：“皇统间，诗赋、经义每举放第，两科不下百五十人……又有经童科，总计之，不下三百余人。今以词赋一科，擢第者常不满百数，是以得人为少，乞下有司议。”上然之，顾大臣曰：“朕屡以问卿等，今得李晏对，使我晓然。”至今上即位，竟复经义、神童两科。

经义复科诏颁于大定二十八年，正式实行则始于次榜，即章宗明昌二年（1191），不妨名之曰“明昌经义复科”。据这段记载可知，实际主导经义复科的乃世宗、李晏君臣。金朝遗民杨奂曾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学校自京师达于郡国，专事经术教养。”可见世宗朝一度出现较浓厚的崇儒尊经之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即曾指出，在大定年间的儒治氛围中，因为面临扩充官员入仕人数的现实政治需求，世宗最终决定恢复经义进士科。

对于“明昌经义复科”，真正令我感到兴趣的是建言者李晏之身份。李晏（1123-1197），泽州高平人，字致美，号游仙野人，活跃于世、章两朝，曾任翰林学士承旨，为金代名臣。李晏神道碑详细记载了其家世生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晏为皇统六年（1146）经义进士，“朝廷复经义科，喜其学之有付”，李氏与经义科渊源深厚。第二，李晏家族世居地处泽、潞两州之间的高平县，李晏曾任潞州黎城县令、昭义军（潞州）节度使，其子又任泽州晋城县令、泽州刺史，高平李氏在泽潞具有重要影响。出身经义进士、世居泽潞之间、劝导经义复科，李晏的种种事迹不能不使我们将之与表1、表2所反映的河东南路经义优势相联系。那么，李晏与泽潞经义中第优势果有关联么？

李晏神道碑铭的丰富记载给出了明确答案：

自罢经义四十余年，一旦复之，学者莫知所从。公集大义数百篇，天下有所矜式。于是担簦受业者，千里踵至，公乐教之，人人得其旨要，数年之间取科第者十八九。

(明昌二年)起为昭义军节度使……日劝诸生，如父兄教之弟，两科取第者无虑十数人，自国朝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学者亦加勉焉。

通过这两处记载，能明显看出李晏对金朝经义科的关键影响：由于经义停废已久，金朝学者大多不知其行文范式，而李晏汇集经义程文，从而“天下有所矜式”。最优先获得李晏教导的自然是泽潞乃至河东南路士人，因之泽潞出现“自国朝开辟以来未之有也”的科举盛况，这与表1、表2所示合如符契！至此，可作出一个基本判断：由李晏推动的明昌经义复科才是河东南路在经义科上遥遥领先的基本原因。

承安年间另有两起进士科目论辩，而若钩沉索隐，将会发现这些争论与李晏亦不无牵涉：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

(李仲略)充经义读卷官。上问曰：“有司以谓经义不若词赋，罢之何如？”仲略奏曰：“经乃圣人之书，明经所以适用，非词赋比。”……上可其奏。

章宗素好声律文辞，词赋又久为主流科目，章宗从甲次、授官压低经义进士地位于词赋进士下，又罢经义第一状元之称，甚至还流露出再废经义科的意向。对于两场科目之争，笔者关注如下两点：其一，李晏病故于承安二年，就在下一科取士前夕的承安四年，章宗即降低经义进士地位，时机选择不免引人深思；其二，力阻章宗废经义科的经义读卷官李仲略，乃李晏之子。承安年间的两场科目之争也或隐或显地寓含着李晏的间接影响。

行文至此，李俊民承安五年考取经义第一的问题也可一并解释。李氏出自泽州晋城，而是年经义读卷官李仲略曾任晋城县令，两人是否有所瓜葛呢？李俊民的一首贺寿词《南乡子·李克绍生朝》云：“来往亦风流，曾伴仙翁衣锦游，闻道长平朱紫地，西楼依旧，人人说故侯。”“克绍”为李仲略次子李肯播字，“长平”为高平古称，而李晏号“游仙野人”、李仲略曾任泽州刺史，分别即寿词中的“仙翁”、“故侯”。仲略幼子李肯德病逝时，李俊民亦曾填词吊祭。显而易见，李俊民与同州的李晏家族交情匪浅。又《金史·选举志》云：“泰和七年，礼部尚书张行简言：‘……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者，则读卷之际得平心商确。’上遂命临期多拟，其有亲者汰之。”乃知泰和七年（1207）前，读卷官不回避亲故。在如此制度背景下，可以想象，李俊民之所以能在承安五年经义夺魁，主要当是受到泽州乡贤李仲略拔擢，其应举所习也应是如李晏汇集之经义程文，而非前朝的程颢学说。

图2：金代河东南路局部区划图（出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三 理学北传前夜：金朝经义科与北方理学潜流

 

以上我们从科举制度史层面出发，基本解开了金代河东南路经义中第优势之谜；然而，如果从学术思想史层面来看，问题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在经义科具有突出优势的泽潞地区既主要流行如李晏传习的金朝经义之学，那么，这种金朝经学究竟具备何种特质？《金史·选举志》云：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这是一段学界熟知的记载。金朝国子监印行的经部著作皆主汉唐旧注，这自然构成科举和官学的基本用书。立足于《选举志》等记载，金朝经义科主试旧式注疏之学成为金元史界的主流观点，杜文亦予采纳，若此则金朝经学与两宋理学可谓颇有距离，所谓“理学遗脉”说也就纯属附会。

然而，笔者认为，金朝经义科一直主试义理。经义进士科始创于北宋熙宁变法期间，采用大义考试之法，“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大义为经义科区别于先前考试墨义的明经科的核心特点，亦宣示着北宋以降科举理学化的走势。金朝经义进士科源于北宋，而如皇统六年经义进士李晏“集大义数百篇”，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李纯甫“学大义以业科举”，则海陵废科前的早期经义科和明昌复科后的后期经义科均试以大义。金朝国子监印行的汉唐注疏本，应主要为据以阐发义理的基本教材，不能因此判定北方经学即为注疏经学；实际上，就在与金朝对峙的南宋，由于靖康之变后新学逐渐式微，科举经书也主要恢复使用汉唐旧注本，但南宋儒学中注疏经学显然并非主流。

金代经义科既主试义理，其与理学又是何关系呢？这可结合理学的定义来说明。由于理学流衍的复杂性，理学定义素有广狭之分。狭义理学概念较为通行，即指被后世列入道统谱系的程朱之学；而广义理学则泛指与旧式注疏经学相对举的义理之学。不言而喻，两者之间存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周敦颐、二程等诸家理学皆诞生于北宋中后期的义理之学大氛围中，无法从中剥离。在掌握这一思想史脉络的前提下，金代多位著名理学研习者的经义科出身情况便值得引起重视（见表3）。

表中所列7人，均为金代著名理学研习者，他们对南宋理学多有赞赏也不无批评，虽未必全盘服膺，但对理学均有研习旨趣。这七人皆可确知出身经义科，由于传世的金进士资料多不区分科目，染习理学的经义进士人数当不止于此；而金朝研讨理学闻名的三大家赵秉文、王若虚、李纯甫，后两人都出身经义进士。经义在金朝并非显科，知晓理学的金儒更不多见，二者却出现如此关联，无疑印证了上文论析。如麻九畴“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可见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接触、研习理学奠定了基础。由是可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重新审视所谓金代陵川郝氏家族世代传习“理学”的记载。郝经文集中以“东轩老人”郝震为金代郝氏家族传习理学之始祖：“以经旨授学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这里虽模糊地提到“天理人情”，但与“传注”对举，明显仍是泛义的义理经学，并非特指伊洛学说。始祖所习尚且如是，后辈更不待辨。详察史籍，郝经对家族修习二程理学的细节描述实始于乃父郝思温，且特别提到他“晚年尤邃性理学”，这恐怕恰好说明陵川郝氏对程朱性理学说的真切研习始于郝思温“晚年”，即金末元初的理学北传时代。

金代河东南路的所谓“理学”学者，传习的实皆应是广义的义理之学，并非特指程朱理学；不过两者之间的内在共通性确实也为相互混同提供了可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郝经以原本主要由李晏造就的金代泽潞经义中第盛况追附程颢牧晋事迹也不能认为是凭空构建。基于“理学”涵义的广狭之辨，有学者提出，应伴随具体时代形势动态地界定理学的概念；而具体到金朝，由于词赋之学的强盛以及各种学术思潮的混杂，其理学发展面貌驳杂不明，必须重视“潜态”的理学。笔者认为，在金代程朱理学发展总体薄弱的思想背景下，从义理之学的性质及对理学传播的积极意义来说，受经义科导向的金朝经学实不妨称之为北方的“理学潜流”。

点校本《金史》

金朝经义之学虽构成一种北方理学潜流，但原有特色也不容忽视，其向正统程朱理学的转向并非一蹴而就。有关这一辗转过程，出自李晏乡里、金朝经学渊薮的泽潞儒士在金末元初对北传理学表露出的“矛盾”态度实为把握这种复杂性提供了群体样本。且看至元四年（1267）潞州儒士宋渤的一番代表性言论：

近世学者溺于科举之习，惟知雕虫篆刻，求售于有司，虽父师之训诲，朋友之讲习，不过为场屋之文而止……易代而来，又复一变，朝廷无选举之法……则又有缓步以为详，厉色以为庄，简言以为重，高谈性命，居之不疑，曰：“此圣人不传之妙，自子贡以下皆不得而闻，我则闻之。”凡礼乐、刑政、典章、法度，有涉于世用者，一以功利斥之。始于欺人，终则自欺，亦吾道之不幸也。吾乡之俗质直而重义……吾后生之辈，当景仰之不暇，又安肯舍己所学，以逐时好乎？

宋渤乃元初名臣宋子贞之子，子贞“经明行修”，“且得乡先生李承旨致美（李晏）、按察使简之（李仲略）……所沾丐”。显然，潞州宋氏正是以李晏父子一类乡贤作为榜样，追求“经明行修”的典型泽潞儒者。而宋渤此文批评了两类儒士。首先是“溺于科举之习”的“近世学者”，这自是从泽潞经义学风出发对旧金科举惟重词赋之弊的抨击。那么，“易代而来”的学者，“高谈性命”、排斥功用，自诩“自子贡以下皆不得而闻，我则闻之”，又是何指呢？按王若虚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子贡自谓其不得闻，而宋儒皆以为实闻之。”乃知宋渤后所针对者为南宋北传理学中完全排斥功利世用的性命学说，他认为这一思想倾向同样背离“吾乡之俗”——这应与当时北方学术注重经世实用的态度有关。不过，就在稍后的至元六年，宋渤又言：“以仁义礼智为吾尽性穷理之体，以君父臣子为吾开物成务之用。”则除依旧重视“外王”的经世实用外，其对“内圣”的性理修养似乎亦表尊奉。今人对郝经思想的研究证明，郝氏对待北传理学中性命之学的态度经历了一种从抵触到大体认同的曲折转向。宋、郝两人共同的“矛盾”态度折射出在金末元初的理学北传时代，以泽潞儒士为代表的北方经义学者接受南宋正统理学的复杂历程。

综合本文研究，应可洞悉受金朝经义科导向的北方经学与南宋北传理学的内在思想共通及复杂异同关系，最后不妨在此基础上检讨金朝经学对于元代科举理学化的意义。如所周知，元朝中期的延祐复科基本奠定程朱理学的正统儒学地位，有关这场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以往学界普遍强调朱子学北传的影响。但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仁宗之师、对延祐复科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李孟，本贯潞州，且其家族在金代“世为潞州著姓”。更显凑巧的是，李孟师承金元之际理学名儒王德舆，此人虽笃信北传的朱子学，但王氏“世为获泽高平人”，且“金时应童科”。王德舆正好出自作为李晏故里、金代经学渊薮的泽州高平县，其在服膺朱子学之前想必受到泽潞本土经学之风的熏染。由此看来，除北传理学的影响外，李孟恐怕也具备一定的“泽潞”经学背景。其实，皇庆二年（1313）颁行的科举复科诏文宣示：“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李孟在延祐复科中对经义的支持也是对金朝中叶泽潞儒士支持经义倾向的一种延续。从金元相承的北方学术脉络来说，以泽潞地区为代表的金代经学实是元代科举理学化的一种北方思想渊源，而早前同由泽潞儒士推动的金朝“明昌经义复科”或许可以理解为元朝延祐复科之先声。

 

本文作者已刊论文目录：

1.《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兼论金代汉地统治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之赓衍》，《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2.《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

3.《辽朝侍卫亲军体制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黄龙府侍卫亲军”诸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17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4.《〈辽史·兵卫志〉南京丁数辨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