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红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承的条件下，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造型、纹饰、出上情况、结构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结合已有的考古发掘报告，参考了有关的历史文献，从玉神学、玉文化的角度说明了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同时对相同和不同的观点都作了分析，进一步阐明此说的合理性。
近年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工作获得了重大发现，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显示，红山文化玉器出土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阜新县胡头沟、喀左县东山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等地。出土的器类有环、玦、珠、曲面牌饰、菱形饰、斧、钺、棒形器、猪龙、双猪首三孔器、双猪首磺、兽面形器、鸮、龟、鱼、蚕、勾云形器、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等。本文所要研究的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以下简称为三孔器）正是红山文化的主要器型之一。
关于玉三孔器的使用功能，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是史前的巫具；第二种认为是并封人祭祀祖先的礼仪玉器；第三种认为是玉质梳背饰。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同时进一步认为红山文化玉三孔器应该视为当时巫师祭祀时佩戴于手指上的通神法器。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器型上看，三孔器应该是巫师戴于手指上的法器。迄今为止，三孔器只发现了5件，其中3件为出土器，
2件为传世品。
① 1981
年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一件玉三孔器（图一）。器形呈长方体，长11.8厘米，高3.8厘米，厚度不确。器身镂成3个横列的大圆孔，相邻两孔间有一纵向阴线，孔径为1.7厘米。器上端呈弧拱形，下端平直，侧面下沿于相邻两孔间的阴线处各横钻一小穿孔。此器是迄今所见三孔器中造型最简约者，有可能是年代较早的一件。
②
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2号墓遗址出土一件玉雕双猪首三孔器（图二）。器形呈长方体小座屏状，长9.2厘米，高2.8厘米，厚1.8厘米.器身镂成3个横列的大圆孔，孔径为1.9厘米。器上端为弧拱形，底部平直，侧面下沿雕连续的绳索纹，底与大圆孔之间上下对钻4个小穿孔。器两端各琢1猪首，长脸、大耳、橄榄形目、吻部前突而上翘。
③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红山文化玉双蛇首三孔器，此器系传世品（图三）。器形呈长方体，长7厘米，高2.7厘米。器身镂成3个横列的大圆孔，孔径较小，为1.4厘米。器上端为弧拱形，下端平值，侧面下沿刻一排斜向短阴线，靠近底部边沿处对钻4个横穿小孔。器两端各外凸一弯形尖角，似蛇首。
④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系传世品（图四）。器形呈长方体，器长7.35
厘米。器身镂成3个横列的大圆孔，经多人试戴，其孔径正适合于手指佩戴。器上端为弧拱形，下端平直，侧面下沿钻有4个横穿小孔。器两端各外凸一弯形尖角，从尖角看，此器很有可能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三孔器为同一类型。
⑤ 1987
年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17号墓出土一件玉雕人首三孔器（图五）。器形呈长方体，长6.8厘米，高3.1厘米，厚度约2厘米。器身镂成3个横列的大圆孔，孔径1.5厘米。器上端为弧拱形，下端平直呈托座之状，侧面下沿在3个圆孔下各横钻一小穿孔。器两端各雕一神人首形，头上似戴冠或裹巾，面部狭长，眉额略高，高鼻梁，鼻端尖锐，颊沟深，下颌长，口唇则一人厚一人薄，二人整体面容略有不同。
上述5件三孔器，除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孔径较小以外，其它 4
件都可以顺畅地佩于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笔者认为，三孔器不是单纯的指饰，而是巫师戴于指上通神的法器。据《国语·
楚语下》：“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者，其智能上下比仪，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澈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在母权制社会，男覡处于从属的地位，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以后，男子才在宗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可以认为，孔径小的三孔器可能是女巫所佩之物，孔径大的三孔器应是男覡所佩之物，这种推断似乎是合理的。至于器下端之小穿孔应为穿系彩线、色羽之用，以形成所谓的“流苏”。正如许青松先生所说，巫师随着舞蹈而舞动该器，“流苏”则随之飘动，而飘动的“流苏”又能增添几分神秘的色彩，以此来达到通神的目的。不用时，可能将其放于神圣之处用于供奉，所以器底部多呈托座状，以便于平置供奉。
2.从纹饰上看，三孔器更像是巫师通神的法器。三孔器两端所雕之猪首、蛇首、人首绝非随心所欲的单纯的艺术装饰，而是反映了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过渡，它是巫师在作法时借以通达上天和祖先神灵的助手。据《说文》：“靈，灵巫，以玉事神。”释为以玉事神为之巫。巫在当时是神的化身，能通过手中的玉通达上天，完成使命。在原始巫术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远古时代，一切活动往往都具有民族共性，而作为统一民族思想的巫术礼教和神灵崇拜同样富有神圣的性质。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并封在巫咸东，其状如彘，前后皆有首，黑。”《山海经·海外西经·并封》袁坷注：“蛇之两头，鸟之二首者，亦均并封之类。”文中所提到的巫手中的蛇和鸟应该是以蛇和鸟为形的器物，双猪首亦或是双猪首形的器物，显然，蛇、鸟与双猪首是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因此，三孔器由两端的简约造型发展到双猪首、双蛇首以至向双人首的演变，似乎正反映了史前先民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过渡的历史变化。
3.从出土情况看，三孔器作为巫师通神的法器似乎更合理。考古资料表明，红山文化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的埋葬制度，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因此从墓的大小和随葬玉器的多寡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而建立在这种等级分化基础上的坛、庙、冢，则反映出当时原始宗教活动的规模。由此推断，当时是由肩负着宗教职司的首领—或者是“军政合一”的首领，或者是专职的巫来主持氏族成员及部落与鬼神之间沟通的种种活动。随葬的玉器不仅有专供随葬而用的礼器，同时也有宗教活动的器具，而积石冢也不仅仅是埋葬死者的墓地，同时还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玉礼器的墓主人并非一般的氏族成员，应该是生前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或巫师，他们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连同他们生前所使用的法器也一起被埋葬。因此笔者认为，三孔器应是巫师生前使用的通神的工具，死后则作为随葬器而埋于地下。在甲骨文献中，玉既是用来祭祀的祭品，又是用来占卜的工具。因此，巫佩戴着玉三孔器来完成其绝地通天的使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合乎情理的。
4.从结构上看，法器之说亦更为合理。三孔器的器型不呈扁平薄片状，而是立体圆雕，器体较厚，且底面都是平直的，可以平置，也可以佩于手指上，下部都有小穿孔，小穿孔有横向对穿的，也有垂直向下的。从这些特征看，三孔器不适于与其它器物进行连缀拼合，如作梳背饰之用，而作为巫师通神的法器之说应该更为合理。《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关于夏后启的记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磺”。由此可以联想到，当时的巫师伴着感天动地的巫歌或祷辞，手上戴着通神的法器边歌边舞，缀系着的“流苏”随飘如云的情景，这又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原始萨满手舞足蹈地进行祭祀活动的情形。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域正是后来萨满教流行的地区之一。萨满教的特点就是信仰看不见的神鬼世界，相信祖灵只有在萨满身上能反照出来。萨满的职能就是通过祷告占卜和神示来调整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并通过舞蹈的形式来完成。张光教授认为，巫可径直译为萨满。巫覡通天观念和萨满通天观念是同一种观念形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可以说，中国早期萌芽状态的巫术宗教就是以万物有灵论和多神信仰为基础的萨满式信仰。巫师佩戴着通神的法器—三孔器，手舞足蹈地进行祭祀活动来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绝地通天以玉事神的历史使命。在神治时代，巫师不但拥有玉礼器，甚至又是集神、人、政权、军权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所以巫师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山海经》中记载有关以玉祭神的活动多达20余处，说明这种祭神活动在当时带有普遍的社会性。如《西山首经》载：祭祀“华山冢”，一次“用百瑜”和“百珪百璧”。祭祀活动神圣、热闹、隆重，有的人扮成神，有的人扮成“持盾武士”，有的击鼓起舞，有的佩玉起舞，或巫祝二人一同起舞，所有的活动形式无非是祈求神灵保佑丰收和祛病免灾等等。这里所记载的玉器就是通达人和神之间的法器，所记载的祭祀活动场面生动，较为真实可信，是当时祭祀活动的盛况写照。日本考古学者在贝加尔湖畔的新石器时代乌斯基乌达四号墓中发现，墓主的胸前挂着小孔玉璧，上面还叠压两个骨雕的小人像，旁边有半个玉环。该学者依据北亚原始宗教的资料推测墓主是一位女萨满（女巫）。这一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女巫的存在，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巫师佩玉的事实（图六）。
[图六］右为新石器时代贝加尔湖畔乌斯基乌达四号墓出土、左为学者依据出土情况所绘“女萨满作法”复原图。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至于其为并封人祭祀祖先的礼仪玉器之说，还需要在原始宗教学、种族人类学、民族历史地理学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确证。
关于三孔器的玉质梳背饰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据笔者所知，截止到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古梳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
一，山东泰安大坟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两件象牙梳，其中一件已残，仅保留下一件完整且制作十分精致的象牙梳（图七）；
二，江苏邳县刘林遗址曾两次发现大汝口文化骨梳，齿数少仅四、五齿（图八）；
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石梳和玉梳各一件（图九）；
四，除 1999
年海盐周家浜遗址发现一件良渚文化完整的玉梳背饰、象牙齿梳子外（图十），江、浙一带良渚遗址还出土了40余件玉质梳背饰，说明玉质梳背饰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饰之一，对其使用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从结构上看，良渚文化出土的玉质梳背饰一般为扁平体，器体较薄，且下端不是平直的而都有扁榫，扁榫都比底边还要窄小，扁榫部都钻有二至五个对穿孔（图十一），梳子和梳背饰正是靠窄小的扁榫和小穿孔进行连缀拼合的。
[图十一]玉梳背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
1.A 型 I 式（张陵山 M4：3
) ；2.A 型Ⅱ式（汇观山采集）；3.A
型（罗墩 M7：2 )；4.Ba 型
l 式（福泉山 M 109：l
)；5.Ba 型Ⅱ式（汇观山 M4 : 4
)；6 . Ba 型Ⅲ式（大坟山 Ml )
；7.Bb 型 I 式（普安桥 Mll : 6
)； 8 .Bb 型Ⅱ 式（少卿山
M1：15 ) 9.Bb
型Ⅲ式（咎庙）；10.Bc 型 I
式（福泉山 M60：54 ) ；11:.Bc
型Ⅱ式（汇观山M3：3 )
；12 .B型（草鞋山M199：2
)；
13.C型I式（瑶山M2：l
)；14.C 型Ⅱ式（反山
M6：4 )；15D型（反山
M15：7 )。
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 M10 出土的玉兔饰（图十二），厚度仅为0.2厘米。凌家滩墓地
M15也出土了一件玉冠饰（图十三），此玉冠饰出土于墓主人的头顶之处，其厚度也不过0.3厘米。
根据以上两件玉饰的形制和出土位置可以认定它们为玉质梳背饰。因为这两件玉饰的形制与良渚文化玉质梳背饰的形制相似，器体较薄，器下部有扁榫，扁榫部分别钻有
4个和2个小钻孔，有可能是玉质梳背饰的另一种类型，同时也表明在这一区域存在着类似良渚文化的插梳以饰的俗尚。如果只依据红山文化玉三孔器下端有小钻孔这一特点，而不考虑其器体相对较厚，属立体圆雕而非薄片状，同时底部平直无扁榫，不便连缀拼合等特点，便将其使用功能推断为梳背饰，理由似乎不太充分。另外，此地区氏族成员习惯披发，玉插梳似乎也派不上用场。因此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使用功能为巫师通神的法器。（作者单位：天津市文物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