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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版小学三年级上册生字表

 jiangrunquan 2016-09-02
有的人却不是凭借真本事考到的。有人诸如杨慎是靠着自己的真实才学拔得头筹,但是有的人却并不是凭借真实才学通过科考。比如说:清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在南京贡院举行,正考官为左必番,副考官为赵晋,两人贪赃枉法,收受扬州地区盐商的贿赂,发榜时多为盐商子弟,结果江南一千多考生抬着财神爷到孔庙示威。用一副对联嘲讽两位考官: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并且把贡院改成卖完。康熙看到事态严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没办法,只好下令砍了赵晋的脑袋,以安抚江南的考生们。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举考试舞弊案件了。

皇帝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比如乐皇帝,也就是明成祖朱棣,有一次看这个殿试状元叫孙曰恭,认为曰恭二字和在一起就是暴,太不吉利,一声令下降为了探花,那么谁来做状元呢?选了一个叫邢宽的人为状元,为什么呢?以宽压暴啊!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荒唐,但是也可以反映出科举制中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按照确定的标准来的。

参加科考的士子很多,录取名额有限,肯定会有人动歪脑筋的。鲁迅先生家道中落,就跟科举制度舞弊有关。鲁迅的父亲叫周用吉,是绍兴秀才,一连几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挺着急的。光绪十九年,西太后六十大寿,增加一次恩科乡试,恩科我们上一讲中说过,就是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周用吉准备再考。他爸周福清,也就是鲁迅的祖父是个进士对周用吉沒信心,打听出主考官是殷如璋,正好是同科进士,拉得上关系,于是动上脑筋了。殷如璋上任路过苏州。周福清派仆人陶阿顺带了封求托信,内附一万两银票,去向殷行贿。殷在船上见陶阿顺送来厚厚的一封信,心知肚明,因正在与人谈话,就让陶退出等候。陶等了半天,沉不住气了,惦记着那张銀票,大叫一声:“殷大人,信封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这一叫闯下大祸!大家都听到了。殷为了自保,只好公事公办,检举并严办行贿之人。周家倒了大霉,吃上官司。散尽家财,上下打点,总算保住周福清性命。周用吉受此打击,两年后病故,周家从此败落。那时鲁迅大约12岁。在那之后,鲁迅在很长的时间里,频繁地出入当铺,因为家里没钱了。有钱买东西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当时去当铺则是一件很遭受精神压迫的事情。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也看到了周围人的变化。所以,鲁迅先生在《呐喊》中呐喊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有的人没能通过科考,但是对我们影响至今。
莫言曾经在《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惋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我觉得莫言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聊斋志异》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蒲松龄的痛苦和牢骚,同时还有梦想和抱负。蒲松龄生于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他的父亲蒲磐也是自幼读书,希望能考取功名。蒲磐的读书之路并不顺利,屡试不中,为了养家糊口,只能从商。数年后,蒲磐的生意越做越好,算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裕人士,但是依然没有忘记心中的读书梦,后来无心经营,家财散去。蒲家过回了穷日子,蒲松龄兄弟姐妹却接连出生,可等到他们要进私塾念书的年纪,家里已经连学费都拿不出了。好在父亲蒲磐有经史功底,亲自教他们读书。蒲松龄身上延续着蒲家世代以来读书博功名的希望,一开始,他的表现确实不错。顺治十五年,十九岁的蒲松龄第一次参加考试便取得了头名秀才,县、府、道三级均是第一,这让他和父亲都信心大增。两年后,蒲松龄参加乡试,未中。又三年后,蒲松龄再次参加乡试,未中。又九年后,蒲松龄继续参加乡试,未中。又一年后,蒲松龄第四次参加乡试,未中。1688年,四十八岁的蒲松龄作为大龄考生参加乡试,未中。1690年,五十岁的蒲松龄参加乡试,依然未中。1702年,六十二岁的蒲松龄依然未放弃读书博功名之路,也依然乡试未中。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距离他考取头名秀才已经过去了43年,距离他最后逝世还有14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最开始的“辉煌”,蒲松龄卡在了乡试,几十年的光阴伴随他的都是“未中”“未中”“未中”……这就像一个魔咒,我自己了解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感觉很难过、可惜。蒲松龄几乎一生都在为科举考试而奋斗,即使在七十一岁那年,他还去了一趟青州,参加贡生考试,希望能够“曲线救国”,以别的方式获取功名。贡生是科举时代的另一种人才选拔方式,从府、州、县的秀才中选拔优秀者,以贡献给皇帝的人才的名义去京师的国子监读书,成为国家的储备人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叶生》中就曾写道:“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因为他确实没有考中举人,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在那时候,人们判断一个读书人是否成功,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没有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优秀名次。如果没有,那么被瞧不起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蒲松龄一辈子的郁郁不得志,我们现在应该能够体会到。但是同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乡试屡次未中也成就了我们今天所为之骄傲的蒲松龄。莫言就认为,在当地的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得有数百个,但他们都没法跟蒲松龄比,那些人大多被后人遗忘。

说到蒲松龄,我想到了一个和他一样有才气的人。谁呢?唐伯虎。唐伯虎自幼聪慧,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于是他30岁的时候信心满满地赴京会试,考试过后,大家谈论谁会成为第一,唐伯虎自信满满,不用猜了肯定是我。但是,没想到,与他同行考生有个叫徐经的,购买考题被发现,唐伯虎也因此被拉下水,被打了一顿,终身不得为官。

科举制度下,也产生了很多大文学家、书画家、科学家、政治家和民族英雄。我们所熟知的颜真卿、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等等等。不少人因为出身比较贫寒,又专心读书,所以做官后或清廉端正、或施展抱负、或报销国家。我们知道的寇准、范仲淹和包拯都是这样。举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例子。与寇准同时的吕蒙正,小时候寄居在破窑内,依靠和尚施舍在窑内读书,后来一举中了状元,曾经三度出任宰相。有一出叫做《破窑记》的戏讲的就是他的故事。史书上评价他质厚宽简,知人善任。有一次有人向他献一面古镜,声称可照两百里远,一般人听了可能会好奇,哎哟,拿来看看,什么稀奇宝贝。可吕蒙正说:我的脸也不过盘子大,要照二百里的镜子干什么?另外,有一次,宋真宗问他:你那些儿子里哪个可以任用?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皇帝真心实意在问,可这吕蒙正说:我的儿子都笨如猪狗,但我侄儿吕夷简却有宰相之才。后来,吕夷简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到宋仁宗时果然出任宰相,在任十多年,内政外交基本安好。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些例子以偏概全,但是也可以说明,科举制度以考试的方法选用了不少人才,这的确是事实。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制度之一,它和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官吏制度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制度。教育用于培养人才,科举用于选拔人才,官制用于使用人才,三者以科举为中心。

科举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能在历史上产生、发现、消亡,有它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们都知道,科举制度本身存在许多弊端,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腐败现象,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也为封建国家发现和选拔了不少人才,其中有相当多的人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人甚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栋梁,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不拘资历、以才取人这一点上,科举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关于“科举制度”的话题,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欢迎群内提出、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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