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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红是红釉瓷器中最为名贵的一种，是高温铜红釉瓷，为清代康熙晚期出现的铜红釉品种。 因其色调淡雅宜人,以不均匀的粉红色、犹如红豇豆一般、造型轻灵秀美而得名。下面让我们更加详细的了解下豇豆红，以便我们更好的鉴定豇豆红瓷器。 郎窑红的烧制成功，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清代还有许多名贵红釉品种。陈刘(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牛血红”、“豇豆红”、“橘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主管人命名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着名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豇豆红”也在康熙朝熠熠生辉。 豇豆红在色调上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同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趣。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色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色斑点，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古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称为“豇豆红”或“美人醉”；色调再浅淡些的则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娇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者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偷树皮”。一种红釉器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如果说“郎窑红”是我国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豇豆红”则是铜红釉中最为名贵的一种。这些红釉器均在清代烧制成功，结束了明代以来近二百年红釉器衰落的局面，可谓功在千秋，从此我国陶瓷的彩釉装饰，出现了更加繁荣的的局面。豇豆红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东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最难烧的一种。根据目前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豇豆红必须重叠挂釉两三层。 在窑内它既需使用还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烧制，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专供宫廷御用之器，流散民间的极为稀少。目前传世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六字楷款，所以更为珍奇。 文房用具在我国历史相当悠久，仅以文人书写时须臾不可缺少的笔、墨、纸、砚而论，除纸的发明稍晚外，其余大致在我国秦汉时就已粗具规模，被称之为“文房四宝”。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书房案头陈设日见增多，且分工细致，各有用途。如搁笔有笔山与笔床；放墨有墨床；置笔有笔筒；盛水有水盛；洗笔有笔洗；支肘还有臂搁；注水入砚则有水注与砚滴；压镇书卷有镇尺，此外，还有印章、印泥盒等等，也都是文房中常备的器皿。这些文房器物一方面可辅佐文人书画之用，另一方面还可助文人闲暇时怡情养性。宋朝时有一位读书人林洪，曾着《文房图赞》一书，在书中他将文房用具赐以人物姓名和官衔。例如称“水中丞”是水盛的官衔，姓水名潜，字仲含，号玉蛛老翁；“石架阁”是笔山，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边都护”是镇尺，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书记”是印章，名篆，字少章，号明信公子等。林洪在这里以姓名、字号点出文房用具的外形与个性，以宫衔来表彰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其目的是幻想当文人坐在书桌前，就仿佛是君临宝殿，朝臣拱拜一般。他们的书画江山全仰仗这些文具“公卿”的辅佐，文房用具在此时已不仅是“文房清玩”，它们俨然身负“将相治国”的神圣使命。元朝人罗先登、樊士宽又着《续文房图赞》一书，对林洪之说加以补充，由此也可见文人对文房用具的重视。 康熙时期成功烧出的豇豆红文房用具，将康熙文房用瓷的烧制推向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下面分主要器物介绍如下: 在康熙豇豆红水丞中，还有一种形似苹果造型的水丞，称苹果式水丞，有短颈与无颈两种。另一种形似石榴造型的水丞，称作石榴式水丞，它们的形体一般较小，釉色有豇豆红、釉里红、天蓝釉或五彩等。康熙时期水丞一般都不带盖，但也有加盖的，这些器物的口沿处都有一个“U”形缺口，这是为了放勺舀水之用，在传世的许多水丞中还留有铜勺在其内。 笔洗:笔洗也是康熙时期文房用瓷中的主要器物。顾名思义，笔洗是洗笔的用具。康熙时笔洗大多取材于自然界中的花果造型，如孔雀绿釉荷叶式洗，造型如一片翻卷的荷叶，通体施绿釉，釉上还逼真地刻画出条条叶脉，仿生效果非常强。绿釉楸叶式洗，其造型又犹如一片楸叶，形态惟妙惟肖。青釉瓜楞式洗，其造型好像一个半剖开的瓜实。绿釉葵花式洗，其造型更像一朵盛开的葵花。这些仿生造型的笔洗，既增强了器物的艺术欣赏性，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帝王万机之暇的情趣。豇豆红釉笔洗，虽然在造型上很少出现仿生形状，但其独具特色的釉面，仍然使其在众多康熙文房用瓷中脱颖而出。 由于豇豆红的烧成受条件所限，所以传世品一般为宫廷御用之物深藏，流散民间的极为稀少。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对豇豆红非常喜爱，常不惜重金购买，致使豇豆红器物大量流失海外。豇豆红在欧洲名为“PeachBloom”(桃花红)，目前在世界各国博物馆内，都收藏有就豇豆红器物，最多者可达数十件。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从清末光绪年间开始，直至民国时期乃至现在，仿制豇豆红的器物一直不断涌向市场。但是由于豇豆红的传世品种非常有限，仅为几种文房用具，其造型规格又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后仿者很难仿出，其造型上流畅自然的线条，秀丽玲珑、坚实细密的胎体，以及变幻莫测的釉色，特别是器物底足内深沉有力的三行六字无双栏圈线楷款，更是仿品最易露出破绽之处。 在中国陶瓷史上红釉瓷器的发展，虽然有历代帝王的推崇，明太祖朱元璋甚至提出“以红色为贵”的旨意，但是由于其烧成难度所限，所以红釉瓷器一直是皇宫中稀有珍贵之器，它所体现出的皇室尊严，远远大于它的美学价值。 红釉瓷器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后世的仿制品种很难达到前世的效果。要么釉色黑暗，要么红绿相间，要么造型笨拙，这些器物虽然有一些与真品有相似之处，但也是今非昔比，与真正的红釉瓷器不可同日而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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